《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综观整部《史记》，会发现它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书中悲剧作品约占三分之二以上，悲剧人物则多达一百多位，大量的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使《史记》洋溢着一股难以释怀的悲壮和阳刚的气息，这是其他任何一部史书所未有的。
从某种角度讲，可以说《史记》是通过描绘悲剧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思索来阐述作者的哲学观点。从司马迁的创作选材上可见，《史记》是一部非常个性化的史书。
这种个性化的创作直接源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人尽皆知，司马迁是在遭受宫刑后“发愤为做”《史记》，在创作过程中，司马迁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在《报任安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我们在《太史公自序》中会发现司马迁对自己的出身相当骄傲，对自己的学识非常自负，但这个骄傲自负的高贵身躯却遭受了宫刑，荒谬的现实造就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因为这句孔子的训言，因为父亲的遗嘱，司马迁在有足够自杀理由下却没有轻生。为了寻找生存的理由，或者为了化悲痛为力量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情有独钟，司马迁这种古我契合的视角使司马迁在选择悲剧人物和评价悲剧人物产生了前面所说的个性化。
司马迁不主张为虚假无用的节操而死，这是司马迁对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杀的经历的肯定，因为这个观点，作者对项羽的“不肯过江东”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还列举了诸多遭受困难后，隐忍成就千古言论的文人做了歌颂，两者对比，表明司马迁重视生死的意义，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司马迁讲究生则顽强，能屈能伸。
因此，借他国之兵屠灭祖国，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对象。这个观点在司马迁对魏豹和彭越的评价中阐述的最明了，司马迁说，魏豹和彭越在做了诸侯王后被擒下狱，这是任何人都要为之而羞耻自杀的，但他们却苟且隐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一旦有机会，还会呼云唤雨。很明显，魏豹和彭越当时的处境和司马迁在狱中的处境很相似。
但司马迁并不是一味的重生轻死，他赞同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样，伯夷，叔齐，屈原，田横五百壮士都是司马迁热情歌颂赞美的对象。为信念而死，为理想而死其实和司马迁的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活是殊途同归的。
《史记》还有很多象被毒杀的赵王如意一样的平庸人的悲剧，但是，很明显，《史记》中的悲剧是以歌颂悲剧英雄为主的。因此，书中大量的悲剧并没有让我们消沉悲观，而处处让我们感受到“天行健”的阳刚之气，激励我们奋发，勃起，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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