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兆光，1950年出生于上海，曾担任扬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并曾经于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京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本文源于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记录稿。
今天这个对话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史、近世中国和兴衰。哪一个对我来说都太困难，因为我不像王赓武先生那样对世界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中国、最多东亚范围来谈，我的主要历史研究时段也不是近世，而是传统时代也就是古代中国，所以，对当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国也相对陌生，而所谓兴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时段，还得涉及崛起的时段，对于一个习惯于讲“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学者来说，当下的故事总是不那么容易说的，历史学者习惯的，是把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就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讨论的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儿，从我们通常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说起，看看在十八世纪的全球变化中，中国的“盛世背后的危机”，是怎样使得中国逐渐衰落的？毫无疑问，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十八世纪大清帝国衰落历史，多多少少有一点“自今之视古”，希望从十八世纪的大清历史，为今天中国的现状寻找兴衰的渊源。我曾经多次说过，历史学者是寻找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至于这些病该怎么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告诉今天的人们，近世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这些引起衰落的病根儿，现在是否还在中国的身体中？至于“兴盛”或者“崛起”，我们留给朱云汉先生来详细分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那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见其《中国史》“自跋”）。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观。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十八世纪的中国正是“盛世”，通常都说“康乾盛世”嘛。美国学者罗威廉为那套《哈佛中国史》写的最后一册，讲清代的历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说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强盛，版图扩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古往今来，有那个皇帝执政六十年？有那个皇帝五代同堂？有那个皇帝能有十全武功？我们知道，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通过来自传教士的报告，把中国理想化。他们说，在政治上，中国统一和集中的国家体制比欧洲好，思想上，简洁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基督教好，社会上，中国科举制决定社会地位，比欧洲世袭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关怀子民，比欧洲君主强多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重农基础上再发展商业，比起欧洲在重商主义刺激下使得农村凋敝要好。加上那个时候中国风尚，什么园林楼阁、瓷器漆器，正好风行一时，除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之外，对于中国是一片称赞。我写过一本书，叫“想象异域”，说李朝的朝鲜文人想象中国，是文明变成野蛮，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想象中国，中国却是莺歌燕舞。不过，把十八世纪的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康乾盛世不是兴盛时代吗？是的，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指英国——编者注）那样发明出飞梭（约翰?凯伊，1733）和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发明出蒸汽机（瓦特，1776），出现了“产业革命”。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康熙到乾隆，一个最被夸耀的成就是版图扩大，这当然很了不起，因为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说法，大清才奠定了今天的“中国”。回看十八世纪的历史，从康熙打败噶尔丹，到雍正改土归流，到乾隆所谓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关外非吾土”的地盘，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原本主要为汉族的王朝，变成了涵容汉、满、蒙、回、藏、苗的帝国。乾隆皇帝很得意呀，罗威廉所谓“盛清”的“盛”，主要就是指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写了一本书就是《乾隆帝》，也承认他的这些功绩。一方面是控制成本非常高，无论是远赴三千里外征服新疆准格尔汗国，还是在川西平定大小金川，贵州苗疆改土归流平定苗民反抗，朝廷要花很多钱（像平定仅三四万人的大小金川，就要用8000万两银子，伤亡近十万）。据徐中约说，平常朝廷开支不过三千五百万两银子，如果没有战争，大概有个三五百万盈余，但是一旦大规模征伐，就得有巨大的开支。怎么办？就得靠征收格外的税，让商人出资，卖官鬻爵。朝廷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远方的战争和驻守的军队，据说十全武功要耗掉一亿两千万两银子，所以，到了乾隆皇帝退位，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尾，其实“内囊已经尽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虽然可以理解为和珅贪腐得厉害，但也可以看到，到了嘉庆朝，帝国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另一方面，帝国内部除了作为主体的满汉蒙之外，各种异族对于帝国的认同，也相当麻烦，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将军三种不同的体制来管理。可是，各地的动乱此起彼伏，经历了回民、苗民、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叛乱，帝国已经有点儿吃不消了，这也是造成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显然，大帝国有大帝国的麻烦，所以，后来从帝制转型成为共和制后，延续“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虽然相当伟大，但如何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广大疆域，如何使不同族群民众同质化并且认同一个国家，就相当棘手，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许至今还仍然棘手。接下来是第二点，就是面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这当然是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固执和僵化的问题。过去讨论十八世纪，往往会说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对，说中国不曾傲慢，也不曾闭关锁国，虽然是朝贡圈的老大，但对各国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国学者何伟亚那本《怀柔远人》。其实，这是有意立异，不过是后现代后殖民的路数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会那么平等地“协和万邦”，其实，皇帝始终是中心，中国始终是中心。这和皇权独大下的思想专制相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对内部要思想统一，对外部是文化傲慢，这是一个定势。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说皇帝在思想辩论中的角色。如果说，中古时期的皇帝，还只是在一旁居高临下充当思想辩论的仲裁者（就像汉代的“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梁武帝介入“神灭论”的讨论，唐代皇帝喜欢在宫廷里听“三教论衡”），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却常常直接充当思想的辩论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论争（像宋孝宗的《三教论》和《科举论》，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议》）。到了十八世纪，大家可能记得，雍正皇帝干脆自己操刀，编了《大义觉迷录》（1729）和《拣魔辩异录》（1733），前一本借了曾静案，介入政治和伦理领域（讨论华夷之辨的错误、皇帝神圣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后一本针对佛教禅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还要管思想，这就形成了对知识阶层的很大压力，不光是王汎森讲的“毛细管”作用，还有强大的“锻压机”作用。而这个定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后，“训政”与“党国”成为主流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那么，在皇权笼罩一切的专制政治制度底下，说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径和“作帝王师”的理想，说不好就只能“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分子怎么能轻易挣脱专制皇权、政治制度对文化思想的钳制？而在专制皇权、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间越来越窄仄，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凭着这种传统，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惠及全球的价值，发展出保证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自由发展的制度？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同样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完成了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1772，共28卷，两千万字，71, 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中国则由朝廷组织编成了《四库全书》（1782）。两套书各自的取向和影响是什么，好像也差得很远，百科全书似乎是朝向现代的，四库全书当然是回向古代的。百科全书虽然以“记忆”、“分析”和“想象”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但更强调了商业、技术和工艺；然而四库全书则仍然是经、史、子、集。所以，当四库全书的编纂，鼓励了学者们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释和发挥上的时候，可是，欧洲的实用知识却在发展和整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几年的1776年，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而之后几年的1789年，法国发布了《人权宣言》。最后第三点，就是帝国中央权力，皇权也就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和强大。美国学者牟复礼（F. Mote）说过，蒙元、满清都是非汉族政权，他们由于军事上的崛起，习惯于严厉的控制，他们摧毁了宋代形成的士大夫对皇权的任何限制。大家如果熟悉清史就知道，清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使内阁虚设，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皇帝亲自披览各种文件，所以才有庞大的朱批、上谕，事无巨细都由皇帝管；从雍正到乾隆，贯穿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字狱，大家记得曾静、岳钟琪和吕留良案吧，臣下该死，圣上英明。所以，许倬云先生说“清代的君主，独擅威权，天下臣民，都是奴隶”，绝不止是满人包衣之类自称“奴才”，而士大夫呢？许倬云也说，“在领导力方面，已不如宋明”。皇权独大，国家太强，地方也好，社会也好，士大夫或知识人阶层也好，甚至商业贸易，都受到制约，地方“只是皇朝的收税代理人”，顾炎武《郡县论》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根本实现不了。看一下欧洲吧。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乔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杂志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驳回，宣布无效，就像在座的王赓武先生所说，这种宪政制度棒极了，“每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宪法”，这是英国《大宪章》之后，延续洛克政治思想才发展出来的宪政主义，更何况在英国，当时已经是政教分离（参看《王赓武谈世界史》）。而在中国，皇帝就是政治权力、神圣象征和文化真理三合一的，以前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就说中国是“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皇权或者国家的权力太大，始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1）没有“祖国/国家”和“朝廷/政府”的自觉区分，就是王赓武先生说的宪政：“君主”和“法律”的自觉区分，政治权力就无边无际，用皇帝或国家名义为所欲为，制度和政策就缺乏理性；（2）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各自分工与权利分配，地方、乡绅、商贾就缺乏积极性，社会力量就形不成，商业贸易就没有制度保障，政治权力和经济行为也不能权责分离。（3）皇帝或者朝廷的权力太大，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就不能分化，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阶层就不可能成为批评和监督的力量，“道统”无法制约“政统”，理性和文化的力量就没有办法起作用。（4）皇帝、天朝为中心的朝贡制度，那时要面子吃亏的，它是政治的，不能放任商人的自由发展，当官方体制面对商业市场，也就是想方设法赚钱的自由贸易，差别就很大了。这使得清代中国从盛世之后就陷入困境，到了晚清局面不可收拾，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地方力量起来，清流之类的士大夫兴起，各个口岸开放，但为时已晚。甚至直至今日还没有从困境中走出来。这里顺便说一下，过去东西方很多学者喜欢讲“江南”，觉得十六到十八世纪中国江南，甚至比英国经济还发达，中国才是那时的“世界经济中心”，所以，比如加州学派就用“江南”和“英国”比较，讲白银资本，讲大分流。虽然他们的初衷是自我批判，是否认欧洲中心论，是对西方近代的质疑，但是中国作为帝国，江南作为帝国高度控制的一个地区，和一个独立的、拥有殖民地的、现代制度下的新兴帝国，怎么可以比？其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帝国国家控制力的强大，对于财富增长和分配的影响，对于市场、原料、关税等的国家调配，与英国很不同。你不能简单比较，否则我们要问，为什么江南或者中国没有形成“产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关于“漫长的十八世纪”和“盛世背后的危机”，我就讲到这里。最后我想回到世界史中，讲一个小故事：1796年，当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退位，据说他退位是为了向他的祖父，也当了六十年统治者的康熙致敬，所以他选在这个时候退位，但是，他还是把皇位传给儿子也就是嘉庆皇帝了。恰好同一年呢，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他拒绝了第三次连任，为的是要坚决捍卫民主的总统制度。最近，有人提起这一点就说，在我们有关历史的印象中，华盛顿好像比乾隆皇帝晚得多，好像华盛顿是现代的事情，乾隆皇帝好遥好远，其实，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两人同样在1799年，也就是漫长的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去世，不是华盛顿近乾隆远。也许，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另一种“大分流”，也就是十八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中国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