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印度军方洞朗地区的对峙事件中，一个条约、一则规定被反复强调：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了西藏与锡金边界。
有人问：锡金与此事有什么关系？答：1975年锡金被印度吞并后，该边界就成为中印边界。
由此，一个喜马拉雅小王国的命运在其“消失”之后42年再度让人们感慨，只不过，大家今天称它为印度锡金邦。
其实，锡金从未淡出一些战略学者的视线——位于印中边境、靠近印度咽喉西里古里走廊，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被认为是“中印战备前沿”;但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却逐渐被大部分人遗忘。
不过，这大部分人并不包括当年看到印度如何强力进行吞并的人，也不包括如今仍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的锡金人，被吞并的阴影一直都在。
文 | 周良臣 白云怡 倪浩 王会聪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环球网”（ID：huanqiu-com），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对中国人来说，印度锡金邦几乎是无法踏入的“禁区”。
曾作为记者在印度常驻3年的吕鹏飞9日讲述了他的经历
“2015年7月，我曾去距离锡金邦仅30公里的印度大吉岭采访，听说从这个小城包车可进入锡金邦，但当时我没敢这么直接去。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后，我就向印内政部和锡金邦在新德里的办事处申请去锡金的许可，但没有获得批准。”
另一名去过锡金邦旅游的尼泊尔人表示，他曾经想带一个中国朋友去那里旅游，最终也没能实现
“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几乎不被允许踏足锡金，并非完全禁止，但是申请过程很复杂”。
在印度移民局网站上看到，根据该国“外国人法令1958”规定，整个锡金邦被列入“保护/限制区”(被划入“保护/限制区”的多为印度东北部等敏感地区)，除了不丹公民，所有外国人要去保护/限制区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特别许可。
锡金邦旅游局网站介绍说，外国人可选择在内政部、外国人登记办公室或者新德里、孟买等机场的入境管理处申请，但只有中国人、巴基斯坦人等必须获得印度内政部的同意。对中国人规定严格，吕鹏飞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担心刺探情报”。
锡金邦东面是不丹，西边与尼泊尔接壤，北方与中国交界，南面与印度西孟加拉邦相邻，不通火车，与印度其他地方连接的交通干线是贯穿该邦的印度国道10号公路；该邦10多年前开始修建国际机场，至今未建成。也就是说，进入锡金邦只能坐车(有官员乘坐直升机的例外情况)。据记者了解，汽车驶入锡金邦时，车辆和乘客证件会被一一查看。
锡金地理位置示意图
在锡金被印度吞并42年后的今天，它是否仍然是敏感话题？从上述印度针对外国人进入锡金邦的规定看，答案是肯定的，在记者就此话题联系采访时，也有这样的感觉——无论是去过锡金邦的尼泊尔人、印度人，还是曾经在印度做研究的一些中国学者，大多数人都拒绝了哪怕是匿名的采访，有人表示，“太敏感，我不敢说”，有人很为难地表示，“我还要经常去印度，不想以后去考察交流时遇阻”。
然而，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钱峰9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印度所有邦中，锡金邦并非是诞生历史最短的，最近几十年，由于语言和民族划分问题，印度自己成立了好几个邦。
与其他东北部存在诸多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几个邦相比，这么多年没有听说过锡金民众为了独立而爆发政治或暴力运动，其敏感程度并不突出。
另一位中国学者表示
中印在2003年以签订扩大边贸备忘录的方式婉转表达中方承诺锡金属印。该备忘录第一条载明：印方同意在锡金邦的昌古设立边贸市场，中方同意在西藏自治区的仁青岗设立边贸市场。
中国承认锡金属印，加上锡金多年来牢牢地在印度掌控下，因此锡金邦并非是印度的敏感议题。
锡金末代国王和王后
18世纪至19世纪，锡金王国是中国的藩属国，后来成为大英帝国的受保护国，直至1947年印度独立。
1950年，锡金与印度签署协定，将其所有对外关系交给印度处理，允许印度在其境内驻扎部队，禁止其与他国打交道。
1968年，锡金爆发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锡条约。
1973年至1975年，印度为吞并锡金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将军队开进当时的锡金首都甘托克，接管政府权力;通过由印度拟定的宪法;软禁锡金国王。
1975年4月，锡金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废除君主制，选择废除的人占绝大多数。
同年5月，锡金被正式宣布成为印度第22个邦。
在游客眼里，锡金邦并没有什么紧张气氛，只是一个安静的旅游目的地。由于发展迅速，锡金自1975年并入印度后被称为“黄金邦”。
锡金面积7000平方公里，在印度只比果阿邦大；人口60万，全印最少。印度独立记者桑托时尼今年曾在《印度斯坦时报》撰文称，从人均收入来看，锡金是印度第3富裕的邦；2008年，锡金被宣布为印度首个“没有露天厕所”的邦。
2016年锡金成为印度首个也是唯一全面开展有机农业的邦，2016年的调查表明锡金是全印度女性工作环境最好的邦。
美国《纽约时报》说，2004年以来，锡金是印度增长最快的邦，过去8年里，这里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2.6%。不过，该邦尚处于农业经济时期，连制造业都还没发展起来。印政府每年会向锡金划拨一笔专项扶贫款，约占当年锡金邦政府预算的30%。
锡金王室(中为帕尔登·顿杜普·纳姆伽尔国王)
在桑托时尼的笔下，在锡金繁荣和清洁等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2015年该邦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37.5人自杀，这是全印每10万人中有10.6人自杀的3倍以上，其中，2006年至2015年，21岁至30岁年轻群体自杀现象最普遍。
另外，有社会工作者估计，锡金每10名青少年中至少有7人滥用药物。自杀和滥用药物与什么有关？桑托时尼认为是失业率，锡金的失业率是印度第二高(仅低于特里普拉邦)，为全国平均失业率5%的3倍以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官员库纳尔·基绍尔表示，“锡金一味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影响了民众利益，忽视了社会需求”。
因清洁方面成就显著而被称为“绿色部长”的锡金邦首席部长查姆林最近卷入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政治争议。国际商业内幕印度版网站称，现年66岁的查姆林再过不到一年就将成为印度史上任职时间最长(从1994年起至今已5次当选)的首席部长，他通常比较低调，不喜欢就国家政治进行评论，然而上周，他一番“锡金人民选择加入印度，并非是要做夹在中国与西孟加拉邦之间的三明治”的言论遭非议。
锡金邦首席部长查姆林
查姆林此言既指中印军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对峙一事，也敦促中央政府尽快解决邻邦西孟加拉大吉岭地区动乱导致10号公路被封锁一事。这条印度国道是锡金邦与印度其他地区相连的唯一干道，由于动乱，该道路自6月中旬以来被封锁，导致锡金邦物资短缺。
查姆林表示，过去30年来，锡金邦因为大吉岭地区不间断的封锁行动共损失了近6000亿卢比。但他此番言论被质疑将“国际与国内问题相提并论，有‘独立思想色彩’在其中”。查姆林后来回应说，“锡金人对印度的忠诚毫无疑问”。
“锡金人乐于成为印度人吗？”相当于中国知乎的外国网站Quora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一名印度人回答
“这取决于不同个人。”
另一名生活在锡金的居民称
“锡金人作为印度人相当高兴，他们能使用印度各地的设施。”
名为Siesta Fiesta的锡金网民在Quora上说
“我认为不带偏见地看，在当今正在变化的地球村，如果继续是独立国家或王国，锡金将陷入困境，加入印度为锡金提供了稳定和发展途径”。
不过，他同时认为，印度吞并锡金的确是一个阴影
“当时的许多锡金人民不知道在投什么票，他们被要求在‘民主制’和‘君主制’之间做出选择，不知道民主制等同于印度联邦。至今仍有部分锡金人对吞并感到不满。我来到印度次大陆并被当地人质疑我的种族或大声嘲笑我的印地语口音时，我也希望锡金没有被‘合并’。当一些印度人甚至不知道锡金在何处时，我们确实面临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危机，但一厢情愿的想法无法改变任何事。”
锡金末代国王和王后
据了解，锡金民众平时大多不自称为印度人，只以锡金人自居，原因一方面来自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锡金历史上多信奉藏传佛教，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皆与印度教不同。
3年前去过锡金邦旅游的一名尼泊尔人表示，他在锡金邦有很多亲切感，相比印度人，锡金人在民族上与不丹和尼泊尔更接近
“我们都是喜马拉雅山下的民族，是蒙古和雅利安人种，很多锡金人的姓名现在还和尼泊尔人的一模一样。那里50%的人说尼泊尔语”。
这名尼泊尔人表示
“来自印度其他地方的人在锡金不多见”。
不过，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一篇标题为“被遗忘的王国”的文章说，近几十年来，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其他地方的移民不断涌入，锡金土著居民在其故土上沦为“少数群体”。
锡金人怎么看印度？上述尼泊尔人说
他无法了解绝大部分锡金人的想法，但从他的观察看，确实有一部分人在内心不太认同印度，“因为当时印度吞并锡金采取了不少强力手段，直到现在，不少在尼泊尔生活的锡金人和我聊过他们的危机感，以及对当年锡金领导人向印度妥协的不满”。
但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钱峰认为，在锡金并入印度之前，英国已经对当地民众进行了严重的“渗透”，最后被印度“吞并”也只是形式上的过程，当地民众在意识里已经承认归从于印度政府的领导了。
锡金末代国王的妻儿
“在与印度合并的问题上，锡金仍是一座‘分裂的房子’。”曾在1974年前往一名锡金同学家的《印度斯坦时报》撰稿人普罗马尼克刊文说，1975年，一些锡金学生支持并入印度，另一些人将32位与印度签署合并协议的政界领导人称为“叛徒”。40多年过去了，锡金人的看法依然分化。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许多锡金年轻人对吞并事件以及当初的锡金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加尔知之甚少。“他是一位国王或者什么人物吗？他不住在首席部长官邸？”一位年轻的锡金记者曾这样问普罗马尼克。1999年帕万·查姆林第二次当选锡金首席部长后，他对普罗马尼克说：“人们已经选择前行，如今合并已成为历史。我们需要做的是与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融为一体。”
与此同时，锡金官员——大多来自前锡金王国政权的前官员——经常在私下里谈论印度如何“攫取”锡金。《印度斯坦时报》称，不少人至今对锡金王室充满尊敬。锡金王国末代世袭统治者帕尔登1982年在美国纽约死于癌症，王储旺楚克即位，他宣布印度对锡金的吞并非法。
如今，64岁的旺楚克过着深居简出的僧人生活，更喜欢在不丹或尼泊尔的山洞中冥思。40多年过去了，反对君主制的人对他冷嘲热讽，而一些前“臣民”仍牵挂其健康状况和行踪，“‘他在哪里’‘他身体怎样’，是许多甘托克家庭关起门后谈论的话题”。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9日表示
据他所知，锡金本土没有独立运动，海外有些人在呼吁，但锡金体量太小，对印政府依赖性非常大，没有能力独立。
姜景奎说，“就我所接触的人而言，我觉得锡金人有一种复杂心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觉得中国人比较亲切。有的人给我一种感觉：我想投入你的怀抱，但我目前没有能力”。
不丹人首次愤怒发声：印度用绳子套住了我们
文 | 周盛平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参考消息”（ID：ckxxwx）。
7月5日，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脸书打听印度军队通过不丹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相关消息时，在不丹首都廷布的朋友说的第一句话是：“还是用微信聊吧，安全一点。”
聊天快结束时，朋友又反复叮嘱：“为了安全，请一定不要在任何文章中使用我的名字。”
安全，安全！“幸福王国”不丹夹在中印之间，全方位倒向印度，人民内心深处却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不丹首都廷布
这是前去旅行的外国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在清澈的天空下，他们呼吸清新的空气，很难看到笼罩不丹的巨大阴影——这里，经济几乎全部依靠印度支持的水电支撑，各种产品几乎全部从印度进口，各行各业完全被印度控制……
2016年5月，以“‘一带一路’倡议下南亚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新华社驻加德满都分社在尼泊尔首都组织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在邀请不丹方面的人士与会时，记者深刻地感受到不丹人在对外交往中几乎毫无自由可言。
在邀请不丹首相的一位新闻顾问时，对方表示很荣幸和很乐意参加，说：“小国家也能发挥大作用，只有大家走到一起的时候，小国的声音才能够被听到。”
为了得到首相批准，对方又把演讲主题限定在不丹如何参与防止气候变暖。
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同意。记者转而邀请不丹旅游委员会的一位级别较低的官员，把议题限制在如何发展不丹旅游业上，然而，仍旧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对方刚开始表示很高兴参加，却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同意。
最终与中国、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专家一同与会的，是来自不丹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昆色尔》的一位不丹记者，后者要求不拍集体照，不被公开亮相和引用，以免丢掉工作。
▲不丹英文报纸《昆色尔》报网站截图
2012年8月，赴不丹出席中不边界会谈的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正是在这家媒体上发表了《搭建友好合作的桥梁》的署名文章。当时，中不处在历史上少有的“亲密期”，时任首相吉格梅·廷莱对华友好。当年6月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与中国总理会谈时表示，愿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本着合作的精神解决边界问题。
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廷莱在不丹民望很高。他要独立自主地与中国发展关系的主张也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但很快，这位不丹首位民选首相在2013年被迫辞职，此后几乎不再露面。有不丹媒体人形容他：“几乎丧失了一切”。
▲不丹前首相吉格梅·廷莱
这位因为倡导“幸福指数”而闻名的政治人物，结局如此“不幸福”，让很多不丹民众私下里感到了极大的悲哀。
2.“印度不敢冒与中国一战的风险，却用绳子套住了不丹”
就经济而言，印度就好像是不丹人的“衣食父母”，但根据记者的了解，在日常交往中，不丹人相互间很少会讨论涉及印度的政治话题，似乎这是一个不能碰的“禁区”。
不过，随着不丹逐步加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情况也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此次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进入中国领土事件发生后，印度主流媒体大量铺天盖地的不实报道，迫使不丹的有识之士在社交媒体和印度媒体上勇敢发声进行抗争，他们表达了压抑已久的强烈愿望：自主解决边界问题以维护不丹的利益，独立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保持外交平衡。
▲《印度斯坦时报》称：不丹媒体没有用激烈的语言报道“中印对峙”。
知名博客作者、《不丹时报》前总经理桑杰3日在网上发布了一篇《理解中不在洞朗的边界议题》的文章。文章说，他相信中国愿意与不丹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这是对不丹主权的尊重，为此他深表感谢。
▲桑杰的文章截图
在这篇被数千人阅读和转载的文章中，作者表示，洞朗对不丹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战略意义，但对中国和印度则完全不同；现在印度把不丹推到“前线”，向中国尽可能索要更多，为了印度的战略利益而向中国声索不丹的主权，这将把不丹“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历史学家卡尔马·蓬乔在接受《今日印度》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他个人认为中国没有对不丹咄咄逼人，相反中国尊重不丹的主权，主张第三国不应该干涉两国主权之间的事情。他还呼吁不丹与中国尽快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不丹历史学家卡尔马·蓬乔接受《今日印度》采访时称，不丹需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7月6日清晨，知名网络作家多尔吉·彭乔在脸书上撰文说，“中不之间的边境谈判，双方其实都比较满意，就是印度不高兴，强迫不丹向中国争取更多；印度不敢冒与中国一战的风险，假想洞朗高地具有战略优势，用绳子套住了不丹；其实，不中印三国交界处更靠近西里古里走廊，即使没有洞朗的优势，中国同样可以掐住印度的‘鸡脖子’。”
不丹的观察家认为，在不中领土问题上，这可能是不丹民众第一次集体大声地表达了与印度媒体截然不同的声音，那就是不丹领导人应该自主地解决与中国的领土问题并尽早建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假如再打一次，印军仍旧不堪一击
文 | 罗富强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军事频道”（ID：milifengcom），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印军阅兵（资料图）
标题的这个观点，是笔者十年前在2006年7、8月期间黎以战争中的体会，也是之后一年时间里与印军密切交往中的深刻认识。
今天，笔者打算先说亲身体会，再说切身感受，然后说说基本论据。
亲身体会
2006年7月12日，突然爆发了黎以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的现代化战争，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和最强大作战能力之一的以色列国防军对阵世界上最强大的游击队性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这场战争是因为真主党武装在边界伏击了以色列巡逻分队，打死4名以色列士兵，抓走2名伤兵而引发。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了全境轰炸，并地面进入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战争中，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死伤数十人，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连同他的3位同事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不幸遇难于军事观察哨中，我带领的维和工兵营同样遭到火箭弹袭击，3名官兵负伤。
战争之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至今已经“临时”了39年）共有6个出兵国，共有1900余人；法国是最大出兵国，所以司令和参谋长由法国人担任；印度是第二大出兵国，所以副司令和作战处长由印度人担任，正因如此，司令部里印军军官几乎占据一半人数。
由于印度军人的英语水平很高，任何一个校级军官的英语水平与母语差不多，因此印度挑选的维和部队军官都是国内的精英级、阅历型军官，训练、管理、作战指挥能力都是印军里的能人，是印军里综合素质较高的群体。很显然，这个作战处长可以说是印军精英中的精英。而作战处长，自然是战争期间的灵魂人物之一。
以这个处长为代表的印度军官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归纳起来就是“三低”：判断能力低，工作效率低，指挥能力低，搞得维和部队非常危险和被动。
判断能力低：例如，战后第五天了，那个作战处长起草的给联合国总部的报告，对战争形势和发展走向的判断，认为不会长时间持续，以色列主要动机是教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而我在战争次日报回国内的判断结论是：“冲突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冲突将持续较长时间、以军可能出兵局部占领黎巴嫩领土。”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他的判断是偏差很大。正确的判断结论成为我们后来正确处置应对战争的基础。
工作效率低：例如，战争刚刚打响，在司令部还没有下达红色预警的时候，我碰巧得知边界刚刚开火的消息，就立即多方核实，提前下达进入战备状态的有关通知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司令部下达进入红色警戒的时间滞后了半小时的原因：印军主导的司令部作战口工作层面层级特别多，电台员接到边界的电台通报后，记录报告，然后电台负责人签字，然后递交通信部门负责人，负责人签字后再递交作战值班室，值班参谋记录后再报给值班室负责人，负责人报给作战处值班参谋，值班参谋报给副处长，副处长再报给处长，处长报给参谋长，最后才到司令那里，然后又返回作战处，再到作战值班室通知部队……缘何具有如此多的层级指挥？这个后面将会谈到。
指挥能力低：例如，战争中我部奉命前出执行人道主义救援，搜寻遇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尸体，途中遇到前方陆空激烈交战，以军飞机也正在轰炸，我部报告前进受阻，从交战情况看，无论司令部如何交涉，以军也不可能停下战事开通“窗口”，建议立即撤回。但这个处长命令原地等待，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眼看轰炸区域越来越近，我再次请求立即撤回，这个处长说他们正在与以军协调安全窗口，我说这种激烈交战的时候，以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停止作战行动留出安全窗口，他说再等等；我根据联合国“不宣誓效忠原则”（必要时可以拒绝执行命令），自己下令部队向营区回撤，途中他打来电话说以军的确不给窗口，命令回撤。这是一场惊险的行动，回撤途中以军炮火与航弹几乎是跟着我部后方打，围着周边炸。
切身感受
在与印军维和人员的来往接触当中，我有两大感受，一是明显地感到印军军官对待我们的态度是两级分化，二是印军官兵并不希望中印开战。
印军军官大多数人非常热情友好地对待我们，但也有一小部分冷漠甚至显示出仇恨状态。司令部里，副司令对待中国部队，就像是自己的部队一样关心厚爱，态度友好，热情有加，设法帮助我们解决这样那样的困难；而那个作战处长，却总是冷冷冰冰，明显带着仇视，工作中多次故意刁难，战争时期胡乱指挥，直至我用电子邮件提交抗议信，他受到司令副司令批评后才有所收敛。后来我才从侧面知道，有的印军军官的父亲或爷爷参加过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后果可想而知。
而印度营则是对我们最热情的部队，几乎每半个月都要发邮件打电话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周末聚餐。每次我去，他们都要安排乐队在俱乐部门口奏乐欢迎，走的时候也要奏乐欢送。从他们的战利品陈设看，这支部队参加过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指挥官曾经在中印两军正在对峙的洞朗地区乃堆拉山口当过营长。他离任回国时请我参加告别宴会，中间请我即席致辞，我说了一段“……喜马拉雅山再高，挡不住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喜马拉雅山再冷，也无法冻结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引得他们所有军官直呼“万岁”。实际上，印军部队不少人是不愿与中国打仗的，因为他们的待遇太好了，印军旅长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待遇水平，相对而言可以说超过我军的上将。打仗，就意味着有可能失去这一切。
所以，那个指挥官在我致辞后和我碰杯时说“打仗是政治家的需要，不是大多数人的需要，如果以后我们两个国家打起来，如果我们的部队正好碰面，我们双方的枪口都这样好吗？”他做了一个枪口朝天的动作，然后我俩哈哈大笑一口干了大杯红酒……
基本论据
居于上述两方面的感受和体会，我从多方面研究了印军最大的致命弱点，所以提出“如果再战，印军同样不堪一击”的结论。
首先是殖民体制。印军的体制带有殖民时期的隆重色彩，是统治的体制，是贵族的享受体制，而不是打仗的体制。从国家政府到军队，总体上还是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古典体制，等级太密，程序太多，因此效率非常低下，并且非常死板，这是作战行动中的大忌。我们只要看看印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典礼服，看看锡克族官兵那长达20米的包头布，就知道他们的观念和体制都僵化到何等程度。
其次是传统体制。尤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严重缺乏平等，缺乏民主性和灵活性。种姓制度不仅限制了人才，也在军队中建立了军衔职务之外的繁杂等级，因此印军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军队，这就非常的死板僵化，普遍缺乏灵活性，更没有自主性，遇到任何情况都要等待上级命令，遇到变化的情况不能独立思考，独立决策，及时调整，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习惯，往往错过战机。
再次是层级体制。印军建立在种姓制度和传统观念基础上的军队层级制度，是绝对的等级分明，分明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比如，副旅长到旅长办公室要事先经过副官报告，同意后才能去，进去后副旅长是不能坐下的，必须笔挺挺地立正站着汇报、听取指示。再比如，同样是中校在一起，晚一年的中校在早一年的中校面前就是下级，老中校不发话，新中校就必须规规矩矩。同是中校，高种姓的中校就要比低种姓中校高人一等；如此类推到士兵层面，可想而知印度军队就是一部严丝合缝的机械装置，而不是人组成的战斗群体，这种部队的工作和作战效率必定是超级低下的，是缺乏战斗力的。
第四是宗教信仰。印度军人普遍信教，不是信奉印度教就是信奉佛教，不杀生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与心间，恐慌害怕情绪很强。
第五是思维观念。印度人把事物看成可控和不可控两大类，认为可控的事物才努力去做，认为不可控的则任其自然，一般不会迎难而上解决问题。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印度的火车顶上坐满人的视频，虽然累累发生伤亡事故，但政府认为这是没法的事情，是不可控的事情，没有谁会去想办法解决。这种理念在军队里同样盛行，因此印军在历次战争中一旦看到势头不对，战斗意志迅速崩溃，很难誓死战斗到底，这就是1962年印军一泻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根本原因。
2017年的印度，的确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经过几十年的备战，印度在中印边境一线及纵深的战备基础设施的确有了很大改观，武器装备也有了飞跃发展，部署在边境一线和东北部的作战和保障兵力甚至超过中国。但是，当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1962年的解放军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不是1962年的状况了。
上述情况，加上印军在作战地区“仰守”、“仰攻”的被动、西里古里走廊咽喉的脆弱、平均宽度超过千米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对其东北部和孟加拉形成的天然障碍对其兵力机动和保障行动的制约等等因素，如果中印之间再次开展，无论作战规模大小，印军仍然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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