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房屋显然是复杂得多的一门生意。图/kinfolk
越来越多年轻人希望成为Airbnb的房东，他们哪怕并没有房，也要当上二房东。
文/郑依妮
许多年轻人对于Airbnb的印象是“相见恨晚”。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想要有一个“家”，而Airbnb把“家”出租的方式正好满足他们既有家又能借此赚钱的梦。
根据《环球旅讯》报道，中国的闲置房源大约是6540万间，住宿分享经济中的每一个公司都认定这一市场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壮阔蓝海。
“DIY改造房子就像打怪升级。”
'92青年阿畅去年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了深圳一家事业单位。今年1月，他拿出自己工作一年的所有积蓄，租下市中心一套破旧的小单间，当起了Airbnb的二房东。房子刚租回来时的状态可谓脏乱差。阿畅聊起改造的过程，称“简直不堪回首”。
首先要做的就是扔，在和房东沟通之后，只留下了床。扔完之后，便撸起袖子自己擦洗抽油烟机、橱柜、墙壁，“擦完抽油烟机，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糊了一层油”。
软装部分最难的是筛选。一要样式，二要比价，所选的家具都要提前在脑海里组装一遍，检查摆在一起是否和谐。由于是网购，几乎每一件家具都要自己组装。从沙发到衣架再到各种柜子，经常会装错，不得不返工。阿畅回忆说：“最后拧螺丝已经拧到吐。”
改造出租屋，结果很美好，过程很辛苦。图/kinfolk
整个改造过程，阿畅共收了80多个快递，他形容道：“DIY改造房子就像打怪升级，有小喽啰也有大boss，但最终都一一化解。我当过粉刷匠、电工、水工、木工，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每天忙到晚上快12点才回家，倒头就睡，周末也几乎都泡在出租屋里。”
阿畅享受这个过程。此后半年，他又租下三套房子，改造、出租，一气呵成。四套房子，成本加起来一共是10万，目前每套房子每个月都能至少租出去20天。阿畅说：“我的经验并不适合所有人。我的专业就是建筑设计，对室内装修也比较熟悉。平时，我的工作比较轻松，上班时间还可以溜出去招呼一下客人。”
像阿畅这样自己不买房的二房东还有很多，尤其是90后，喜欢创造和设计，热衷分享与社交。他们的父母也更加开明，对子女们的“创业”保持开放的态度，甚至愿意“出手相助”。
Airbnb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
不少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甚至会组队做民宿。上海的全职房东Alex和另外三个朋友一起合伙做民宿短租，他们像运营酒店一样分工合作。
目前，他们正在经营的有7套民宿。一个人管设计，一个人管市场，一个人管运营，还有一个啥都干。
Alex说：“不要因为房子不是自己的，就舍不得把钱花在装修上。我们有一套两居室，花了十万元进行装修改造，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按照目前70%-80%的出租率，一年能租出去255天，大概一年半就可以回本了。”Alex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对未来市场充满信心，并且还在进一步物色新的房源。
“房东才是酒店与民宿的最大区别。”
Learn Airbnb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43万个房源中所有房东的租金收入平均值为每年3300美元，四分之三的房东每年总租金收入低于1万美元。房屋的年均入住率仅为17.1%，比大部分酒店都低得多。有29%的房东本人从未使用Airbnb选择住宿。
在中国，尚未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也开始对Airbnb涌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把大学的生活费和积蓄投在租房和装修上，做起二房东的生意。然而，这些年轻人也许没意识到，在僧多粥少的市场里，生意并非想象中的简单轻松，往往要面对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
例如房东突然要把房子卖了而毁约；邻居发现每天有陌生人来来往往去物业处投诉；派出所突然来检查出租屋，以及治安、消防、卫生等问题。归根结底，即房子不是你的，你说了不算。
许多大学生做起了Airbnb二房东。
同样是二房东的奶茶，在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旁边租了一套复式公寓。奶茶说：“很多房东对于短租都抱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每天不一样的人入住会增加房子的损耗率，更愿意把房子租给长期居住的个人。
因此，我经常担心房子的真正用途被房东发现而被强制收回房源。我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在这套房子上，如果房子被收回，我账号上面的评价都将无效。这些都是对Airbnb房东足以致命的打击。我还经常为此事失眠。”
除此之外，在决定是否要成为Airbnb房东时，最重要的是了解所在城市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有些城市限制房东将房子短期出租给付费房客。许多城市规定，发布房源或接待房客之前，房东必须先登记，获得许可证或执照。
2016年，上戏学生拍摄短片破坏房东房屋，把Airbnb的租赁模式推入舆论漩涡。图为房东在网络上晒出被剧组破坏的卧室。
按照目前中国法律的规定，在Airbnb出租房屋是一种经营行为，除需获得各行政部门的批准外，严格来说，还需获得房屋建筑内其他楼层住户的同意。同时，作为旅馆业还得接受工商、税务、公安、消防、食品卫生等部门的监管。
奶茶和Airbnb类网站的房东们虽然长期处于非法经营的阴影之下，但他们依然努力在能力范围内做一个称职的二房东。奶茶把公寓取名为“Pink Flamingo”，希望通过“粉红火烈鸟”这样的标志性图案给客人带来更加深刻的印象，因此买了许多火烈鸟元素的灯饰和装饰。
“装修的全部花费大约是3万元，目前的出租率只有12%，一个月也就租出去不到10天，回收成本还遥遥无期。”奶茶说，“其实Airbnb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做。现在很多短租都是规模化，很多房东手上有十几套房源，这是我一人之力没法比的。我能够做的就是给客人温馨的入住体验，每一个房客都亲自接待。”
如今，火烈鸟元素可谓是俘获了全世界各地的少女心。
在奶茶看来，Airbnb是分享经济，更是体验经济。“体”就是身体；“验”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灵魂。最理想的民宿应该是保持本地风格的建筑、体现主人品味的内装饰、深谙本地民风民俗的主人家，有几样拿手的地方小菜，男主人多闻博识、幽默风趣， 女主人俏丽爽快、体贴细心。
当起二房东后，奶茶经常手机不离手，她需要在第一时间回复客人抛过来的咨询——往往咨询都发生在半夜12点以后。
奶茶说：“我认为房东才是民宿与酒店的最大区别。有的房东纯粹以赚钱为目的，他们让客人自助入住独立的房子，直到退房的时候，客人连房东的面也见不着。整个过程中既没有故事，也没有交流，这样的房子并不能称之为Airbnb。
而我会去到地铁站迎接每一位客人，了解他们的行程安排，并提供一些交通指引和帮助。比如帮客人预约好去机场的车，或者帮他们提前购买景点门票。此外，房间的维护从更换床单到清洗马桶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自来做，这样我才能了解房屋的状态和需要改善的地方。”
优秀的Airbnb房东也为游客打开了认识这座城市的一扇窗。
来自吹毛求疵的客户的差评是房东心中永远的痛。
从2012年在香港成立第一家大中华区办公室至今，Airbnb入华已五年了，但仍未在内地市场收获广泛知名度。Airbnb在中国的活跃用户，多数都是90后的年轻人。
深圳的二房东阿畅说：“来我这儿的多是年轻小情侣，也有带着婴儿来的年轻妈妈，她说出门在外，希望能有个厨房给不满周岁的孩子做一点辅食。”
而上海房东Seven，因为她的房子在文艺青年“朝拜地”武康路旁边，接待的客人经常是年轻的游客以及来上海旅游的老外。最让她意外的一次，是接待了一对年过半百的台湾老夫妻。他们在上海工作的女儿给他们订了Airbnb的房间，希望他们来上海也能住得像家里一样舒服。
Seven也遭遇过不少奇葩的房客。“有个女生来住，退房后我去打扫时，发现房间满地垃圾，还有各种吃剩的食物。比如半截麦当劳的派和啃了几口的水果，房间里堆积着各色外卖盒，面包屑遍布各个角落。最后我们谁也没给对方评价，这种事情还是不说了好。”
坐落于淮海中路和武康路交叉口的武康大楼，是电影《喜欢你》里，金城武和周冬雨携手看日落的地方。
住得就像在家里一样，这是Airbnb一直强调的自身优势。尽管如此，主流的旅游人群和商务人士都认为使用Airbnb这类民宿不如酒店方便。
首先是选房前后和房东沟通成本太高。在Airbnb的房源除了标有“即时预订”的之外，其他都需要提前和房东沟通。平台不允许客人在预定前与房东私下联系，客人与房东在平台内沟通的每一条信息，住客都会在短信、App、邮件中各收一次，特别冗杂。
此外，房客尽管已经支付了预定房费，仍然需要承担房东临时取消订单的风险。这对于已经安排好行程的旅游者来说，旅游体验势必会大打折扣，甚至很有可能因此而取消行程。直到2015年，Airbnb才开通支付宝付款功能，而至今尚未开通微信支付的功能，这也成为众多房东吐槽的点。
Airbnb对于差旅人士，仍有许多不便之处。
来自吹毛求疵的客户的差评是房东心中永远的痛。房东Doreimi曾接待过一对来自法国的母女，她们在退房时带走了房内供客人使用的四条毛巾，并声称“入住的时候就没见过有什么毛巾”。为了客人不因此给自己差评，Doreimi只好咬牙把这件事忍了。因为只要有一个差评，不但会让她失去“超赞房东”的评选资格，还会直接影响生意的好坏。
Doreimi说：“对于我们房东而言，只有全部评价选项都被打上五星，才是好评。但是经常有客人幻想着以快捷酒店的价钱住上五星级的酒店，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会有落差。”
许多初次使用Airbnb的房客本能地把酒店和民宿进行对比。有的客人认为民宿提供牙刷、毛巾、拖鞋以及瓶装水等用品，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好还能有复古高音质的Marshall音响、国际五星级标准的kingkoil床垫、杜拉维特的台盆、汉斯格雅的龙头、TOTO的浴缸、SOLIFE的家具、Aesop的洗浴用品、the 23 lab 的绿化，FIJI矿泉水免费提供。
房东与房客是Airbnb租赁模式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关系。图/Pixabay
其实，Airbnb创立的初衷是：travel like a local, live where locals live.提倡人们出租自己的生活用房或者自己空置中的房子，让旅游的人可以接近当地真实生活。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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