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的潜能｜创新？或者社会更新？

院外 · 公众号 · · 2020-01-15 20:20

正文

编者按｜

这篇短评曾节选刊载于2012年《世界建筑导报》杂志 “山寨及山寨建筑”专辑。正如专辑的导言中指出的那样，山寨研究的着力点既不在网络社会的技术，也不止于媒介消费的机制，它更关乎蕴含新的公共性的可能的“社会网络”。对山寨建筑的探讨正是借由“山寨”重新切入其反面，意即那些已经浸淫在图像传播时代的建筑及其知识体系的生产。假定山寨与创新具有某种共通的社会潜能，并由此回溯设计史发生的初始时期，某种程度上正是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重新平衡，对质与量进行结构性改变的后果。那么在物与物之间自我否定的速度远远超越鉴别和比对的当下，本文提出的“什么样的山寨是创新的？”，有助于人们解除“山寨-创新”之间的直白对立，以分享工具后的再生产所迸发出来的潜能，反思通常意义上的“设计创新者”与“知识产权”之间的悖论，对单向创新与杂耍创新同时保持警惕。
山寨既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又是“截然不同”的脱节……带来的是人们真实欲望与事物之间的震撼。

文｜王家浩责编｜星丛

山寨的潜能｜创新？ 或者社会更新？ ｜2012

本文4500字以内

通常对“山寨建筑”的批评，大多还只是过于直截了当的否定阐释或肯定阐释。我们暂且不论“山寨”生产的现状如何，当前真正紧要的命题并不是去鉴别与比对，或者在山寨与创新之间进行转化，或者去消除所谓的山寨。我们应当从大量涌现的山寨现象以及对其想象的两面中，去发现已经蕴含着的社会潜能。甚至在讨论“山寨建筑”时，我们还应当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如果在通常所说的设计“创新”中，具有与山寨生产共通的社会更新的能力，那么，它又是怎样的？

这一辩证并不是对“山寨-创新”这组对立面的否定或者颠倒。比如有的评论会将山寨中的某些部分当作趣味的增生，并从这种趣味中发现另一种“创新”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把山寨看作与创新是同等的，那么它们都是一种排除，对那些导致了此前普遍性概念失败的特殊内容之“过量”的再次排除。不妨把山寨建筑中的社会潜能的假定，看作是超越了“设计”这一作品与历史（原件-山寨件）限制的更为激进的肯定。这一肯定不仅来自事物或者作品本身，更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批评立场的移置与方法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

在解除“山寨-创新”的对立之前，必须先界定不同的山寨现象，并从中回溯其限制性的客体成因（object-cause）。山寨，一方面是依赖已有的象征秩序，并试图跻身其中，但暂时还不具备同等能力的某一阶段的行为。通常对“从山寨走向创新”寄予期望的，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同时它也更接近于用“山寨”，即“另立山头”的本意。用“山寨”去代替由契约限定的“盗版”，是一种原则上暂时坚守的“山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借助着全球化语境中的区域性保护，或者以本地化特征为名义出现。但是山寨更具潜能的另一面，是在物质与生产条件匮乏的情境中，不得已才做出的反应。这里的匮乏，正对应了我们之前所说的“特殊内容的过量”。

我们可以用现在只需花费一元钱购买的，并最终占有了更大市场份额的一次性打火机为例。这种“不得已”的成因正在于，如果根本没有所谓的设计师，根本没有相似的生产条件，能够将打火机制造成像Zippo那样的品牌打火机，以便出售到几百元的价格，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使用打火机，或者说人们仍然需要“点火”，那么又会怎样？如果生产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使用，那么对产品不断升级的目的又会是什么？

原本与品牌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赖，其中也包含了对创新的信赖。但是，在山寨产品，甚至一家家街边的小店铺同样也需要“品牌”设计时，对品牌的信赖已经逐渐演变成消费者对品牌的“依赖”。使用成为了消费，品牌成为了对“使用”的使用，“使用”成为了对品牌的验证。而消费行为真正带来的产品，正是在象征秩序、（设计的）职业伦理的欲望投射之后的品牌级差，以及由此给出的“使用者”。

另一方面，打火机销售价格的变化当然还取决于这样一些生产因素，比如特定地区的劳动力相对低廉。当人们尽力地对Zippo进行山寨并且非常到位地生产，仍然花不了那么多人工成本时，商品的价格自然会降低。这一降低事实上已经非常符合从福特生产线的拆解到灵活积累的资本主义运作，以及在全球化情境中的劳动力市场转移的内在逻辑。

但是，在“为什么宜家的产品拥有高品质和精良的设计，同时还保持着低价位？ ”用来当做广告的提问中，这一内在逻辑中的真正原因，是从来不会被揭示出来的。与此相似的是，恩格斯在很久以前就曾经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资本主义社会解决贫民窟的手段只有转移，并将其迁往别处。在满足了人们所有应该获得的愿望之后，价格的调整，无论是抬高或者降低，都被描绘成了给予品牌消费者们的额外“关爱”。

最终解除“山寨-创新”对立的关键，仍然要回到人们是如何通过直接地再生产，并由此生产出“一次性打火机”的。借用在设计创新上经常被提到的圆珠笔作为参照，它与钢笔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反复使用并且更加持久。但是，圆珠笔由于笔尖滚珠的易磨损性，会导致多余墨水的溢出，必然也就形成了一个短暂的使用周期。圆珠笔芯的出现正是为了适应这一磨损周期，换而言之，一种可以置换并丢弃的使用替代了更为耐用的钢笔。

从这一“磨损“的时刻中迸发出来的，并不只是一项可“抛弃”笔芯的概念发明，而是对钢笔的使用模式，更是连同其附加品质的“抛弃”。在这样一个从“用了五十年、再用五十年”到“给你一种完美的全新体验”的遵循“摩尔定律”的消费时代，“即抛”已不再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在违背了产品的耐用性标准之后，已经成为了当下电子产品不断升级的通行的节奏。所以，如果人们还在纠结于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并应对“山寨-创新”，那么，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物与物之间自我否定的速度远远超越了前者的时代了。

尽管从钢笔到圆珠笔的转变并不完全是山寨的问题，甚至它总是被当做一个创新的故事，但是我们从中能获得的启示是， “创新”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制造或者移植出一个新的概念，例如“即抛”。实践中的“创新”往往同样地也来自于在试图进入秩序，在受到了现实条件限制下的不得已的反应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理论上的创新，换而言之，将尚未实践过的蓝图再次“重演”，那又会怎样？例如将Archigram小组的“即时城市”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在作者本人看来更为自由的创新词汇表，直接地本体化，或者说“山寨”到当前的资本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中，那又会怎样？从此前对社会潜能的假定来看，“创新”的重点并不在于“即抛”或者“即时”这样的概念，而在于如何在有限的情境中回应什么是普遍意义上的“当代”？如何当代，就是如何去成为与时代“脱节”（out of joint）的当代性。

从一次性打火机的结果中，我们可以回溯式地去想象它的出现具有相似的命运。它的出现不仅是来自于山寨，而是更为直接地再生产。当这种基本的生产工艺已经被初步掌握，但同时并不成熟到即使是尽力地模仿，仍然无法带给我们Zippo时，便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必须去除多余，必须简化步骤，最终它的价格才可能如此便宜。如果放到由Zippo划定的标准中去看一次性打火机，后者的这种“脱节”是具有病毒效应的征兆。反过来，我们甚至还能从Zippo的完美效果中识别出维特鲁威的建筑的三原则，实用、坚固、美观。

一次性打火机并不是从所谓的创新出发，并不是为了制造出打火机的某种新概念，那又会怎样？它是出了错的Zippo的精确对应物，它是对已有品牌-价格体系的扰乱。一次性打火机在消费者面前是无需品牌的，或者说它是这样一种产品，即使真的有了品牌，又有谁会在意呢？

这一不完美的Zippo的对应物意味着这种生产或者被叫做山寨的生产，是一种“变态”。恰恰相反，正是这一不完全（Non-All）的事物在大量的社会生产中成为了征兆的扭转点。它不再是原有的事物（打火机），但是不管怎样，它仍然可以用来“点火”。只有在人们将它重新放回原有的（例如Zippo打火机）的体系中去比对，它才更显现出这种超越了Zippo带来的 “特殊内容的过量”限制的激进肯定。

因此，没有一件事物本身是可以被称为“山寨”的，它必须放在这种原件-山寨件的关系中。山寨既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又是“截然不同”的脱节。这种“截然不同”，带来的是人们真实欲望与事物之间的一种新的震撼。例如“点火”这件事儿是可以直接建立在这种更为低价的产品之上的，换而言之，一次性打火机比起Zippo来说，更接近这一最小的不可化约的“使用”。

与之相应的是，这一最小的不可化约，通过一次性打火机的显现，反过来让Zippo成为了另外一种事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Zippo打火机本身使用步骤上的复杂程度，在它的爱好者那儿也演变出一整套复杂的杂耍游戏。正是这样，我们可以说Zippo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纯粹游戏。换而言之，“点火”成为了Zippo的附加值，而并非Zippo给予了打火机的附加值。

低价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进入“使用”，而通过大量的使用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与“点火”相关的事物本应当只是如此。但我们仍然不能把这里的低价，简单地看成是市场竞争策略中的某种更为必然的胜利。它并不只是利用了单一的价格体系的调整才具有的竞争力，这一发生在低价中的实质性的转变并非创新，而是经由工具的再生产重置了的使用与交换之间的关联。

尽管在生产上仍有利润，但是一次性打火机已经消除了品牌的必要性。而这一最小的不可化约的部分，是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重新平衡，挑战了由象征秩序主导的象征价值对交换价值的控制。所以，一次性打火机中的低价正是这两种体系之间的战场。它是在抗衡中，必须对质与量进行结构性改变的“量超越质”的后果。不仅如此，我们假定的山寨与创新具有某种共通的可能，正如之前所说的其中已经蕴含着的社会潜能，还可以回溯到设计史发生的初始时期。

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包豪斯的实践看作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而是将它对手工艺的强调，看作是有意识地调用了相对于机器生产特殊形式“过量”的某种短缺，那又会怎样？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包豪斯，作为一个特定的小型共同体，它把工具放到了学生、教师、匠人的面前让他们分享，在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分工可以去完全占有机器本身的生产时，手工艺训练是回归新的生命政治与形式的运动。包豪斯引退到了机器法则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在“山寨”机器的生产，这是一种想象的生命政治，一种对人的重新肯定。

但是，后人更关心的是他们（包豪斯）制造出来的产品。无论是对他们产品的迷恋，或是批判，都会让我们忽视了分享工具后的再生产所迸发出来的潜能。在当前的条件下，恰恰相反，这一潜能应当抛弃的是对包豪斯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时期的“创新”的陈词滥调式的引用，而是去超越单一的价格体系的竞争，重新反思通常意义上的“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以及对“使用”的使用的品牌所构筑的象征秩序之间的悖论，重新反思通常意义上的“设计创新者”与具有着阻断或连接质与量的两面性的“知识产权”之间的悖论。

换而言之，当前，“什么样的创新是创新的？”完全等同于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山寨是创新的？”。解除“山寨-创新”之间的对立，不仅意味着对过度投资的抵制，而且也是对单向创新，或者它的截然不同的反面——正如鲍德里亚曾经提到过的“一个拥有新型超低温冷藏室和特别为奶油设计的解冻器的电冰箱”，那样一种——多功能组合物的杂耍创新，同时保持警惕。

山寨的潜能｜创新？或者社会更新？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