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购买了一本由沈阳出版社出版的《日本近代史（1868-1928）》（出版时间为2020年8月），标明的著者为长谷川如是闲，译者是王兴。
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常年活跃于日本的新闻界、评论界，与国粹主义者陆羯南以及后来的大正德谟克拉西（民本主义）运动的领军知识分子吉野作造都有密切关系，其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非常有名。因此，当看到这样一位人物的大名时，笔者可谓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但坐下阅读时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由于书内完全没有译者介绍、序言、后记、译后记等内容，因此笔者无法了解该书的具体成书时间及其他相关背景，感到心有不甘之余便自行搜索了如是闲的著作、论说列表，而有趣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在长达180多页的作品清单中，笔者到底没能找到与《日本现代史》相同，甚至相似的字眼，也就是说，长谷川如是闲根本没有写过这本书。
那这本译著又从何而来呢？几经查找后，笔者又发现了另一本几近同名译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现代史》（2016年出版），这本书同样标注作者是长谷川如是闲，但译者却是我国有着留日经历的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原来，早在1932年，彭信威就已将该书翻译为中文，当时的译名为《以世界为背景的日本现代史》，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而河南出版社则是将这个“远古版本”重新出版，编入了其出版的一套民国系列丛书。
彭版信息（图片通过古籍网获得）
但这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为何彭信威也会将著者写成长谷川如是闲呢？笔者又带着彭信威翻译的书名进一步查找（其实是麻烦了一个日本学者），最后才发现了这本书的真正作者——長谷川鉞次郎，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人物（从其写的序文来看似乎是当时大阪某学校的教员）而这本书的日文名则是《世界を背景とせる日本現代史》，与彭信威的翻译基本一致。从目录来看，日文原版、彭信威版、王兴版的内容应该大体一致，可以确认出于同一本书。
日文原版（图片通过日本国立国会图书会数据收集获得）
日文目录（因是汉文体，即使不懂日文应也不难读）
彭版目录，基本采用最直接的翻译（图片通过古籍网获取）
王兴版目录（与彭版相比，改动较大，非直译处很多，但大体内容一致）
那么，更匪夷所思的问题便出现了。
彭版之所以搞错了作者可能单纯出于译者的疏忽，将两个长谷川弄混（顺带一提，长谷川如是闲的本名是长谷川万次郎，和真正的作者鉞次郎仅一字之差，且这本著作是在大正德谟克拉西正盛之年代写成，作者亦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回顾历史与展望未来。观点上和长谷川如是闲应该没有太大出入），加之时代信息收集较难等问题，也算情有可原。
但王兴翻译，辽宁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著作却依然延续了这个严重却幼稚的错误，那究竟是为何呢？笔者不敢妄下猜测，但有一点还是敢肯定的，如果译者是对照日文文献翻译的话，那么他绝对会发现作者不是如是闲。且从这本著作翻译原作的序文等来看，也很让人怀疑这本译作到底是重译，还是对彭版的翻译进行了“文学创作”。
另一个支持笔者的证据也很有趣，辽宁出版社在出版这本译作时，不仅删除了原书名中“以世界为背景”这个定语，还自作聪明地加上了“1868-1928”这样一个时间设定，但非常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实际出版时间是大正14年，也就是1925年。整本书中也根本没有提到25年以后的事情，排除预知未来的可能性，这也是无法实现的。那么，为何这本书的书名会被强行续了3年呢？
笔者在最后的结论部分中找到了答案。在最后一章中，鉞次郎开篇便写道，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60年。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作者可能只是想凑个整，给文章的结尾增添一些庄严感，而译者（如果真的是“译”的话）却信以为真，把这本书要写的历史当成了60年，也就是1868年后60年的1928年。除此以外，笔者实在想不到什么其他的说辞去解释这奇怪的书名。也就是说，译者并没有看日文的原版书籍，至少没有仔细阅读这本书籍的相关信息。
右上角清楚地表明了出版时间为大正14年，即1925年（图片通过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据收集获得）
开头清楚地写着，明治维新以来60年（获得方式同上）
在得知本书并非由大名鼎鼎，堪称时代级自由主义者的长谷川如是闲所写后，笔者也就未能仔细阅读下去（长谷川如是闲作为活跃于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代表性战前自由主义者，有着极大影响力和研究价值）。但本书作为当时出版的著作，多少可以反应大正民主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社会思潮，也绝不是毫无价值，想来也绝非不值一读。但如此大，却又如此简单的漏洞竟然能跨越90年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只能说是遗憾至极，又有些可笑之事。更可怕的是，虽然很难说这样的出版物会对未来的读者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但几年后遇到大谈长谷川如是闲的《日本现代史》之景却是笔者不难想象之事。也让人不得不相信，在选择这类书籍时，好的出版社有多么重要。也望读者慎重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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