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你的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以四两拨千斤的笔触描写颠覆了一个宋朝。文章里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情节，轻松好玩，却暗含多重深意。这种游戏人间的诙谐笔墨，想传达什么样的人生态度？
A:我们原来以为天圆地方、太阳是中心，后来发现都不是，现在又发现平行宇宙，这些科学发现使得我们在讲故事方面就有了很多可能性。我写的并不是历史上的人，是科学观点带来的想象，他们存在于平行宇宙空间。《清明上河图》里的人物并不是历史人物，比如说宋徽宗、宋江、李师师等等，可能他们在平行宇宙里存在。历史一般都面向过去，我讲的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历史，是对历史的一个狂想。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些事件，是通过宋徽宗身边的传记郎左耳记录皇帝的坐卧起居来表现。
对当代也会有一些映射，比如说拆迁。我们中国人喜欢盖房子，咱们是农耕文明，不是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是到彼岸去，农耕文明就是循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站牢脚下这片土地。怎么站牢？就是盖房子嘛，盖了又拆、拆了又盖，这可能是五千年来的一个习惯性生存。李安就曾经感叹过，你到美国拍电影，他没有多少年历史，你想拍一百年前的、二百年前的东西，人家可以给你找出来；咱们现在没有，别说你想拍五千年、三千年前，就是二十年前的都没有，都拆了。咱们的马路可能两三年修一次、房子几十年可能就不能住了。这本书里面会有很多对现实的反思。
Q:你的《给青年编剧的信》表述出当下影视行业的乱象，IP浪潮下的浮躁、虚假，怎么能扭转当下的不良环境？
A:实际上很简单，就是遏制住造假的源头。现在最主要的两个造假，一个是假收视率。电视剧收视率、电影票房一造假，就意味着审美被操控了，我们看不到观众真实的意愿，也意味着市场和观众失去了客观的评判标准。
去年开始，广电总局的打击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票房造假相对好一些了，像当年的《叶问》已经干扰了影视的秩序。还有水军，刷评分、恶意拉低对方的评分，发布虚假的热搜；还有假数据，曾出现个笑话，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天的点击量出现了15亿，这是不可能的，一天怎么点也出不来15亿；现在好多“小鲜肉”的流量也是假的、是刷出来的……这些情况，归结到一个字，就是假。
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把水军打掉之后，看看有多少真实的数据，现在就是看不到观众真实的意愿，看不到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真实通道。这个靠创作者的力量是打不掉的，需要行政力量。从长远看，我觉得需要立法。
只有从源头遏制住造假，才能够迎来创作者的春天。像真正的编剧每天呕心沥血，可能两三年才能完成一部，但他们找来假编剧、假导演，两三个月就完成一个，卖给电视台，挣到真金白银，这个对观众来说是毁灭性的。观众没有任何选择权，所有频道都是猪饲料，他也得吃啊……这些也需要行业达成共识。
▼《给青年编剧的信》
Q:你从“写字的人”变成对整个行业“说话的人”，尤其是“卧底横店”揭露小鲜肉演员替身的黑幕，加之网剧横行、戾气太重，有想过不做编剧么？
A:不会的，我热爱编剧这个行业，热爱写作。我十几岁就开始写作，对它是有感情的，是兴趣，也是信念，所以不会停止写作。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写下去。环境恶劣总会有终结的一天。历史上没有哪个写作者是处在一帆风顺中的，真正的写作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他甚至可以改变环境。
Q:你写小说有自己鲜明的文字特点，做编剧需要脑洞大开讲故事，又经常在各种论坛发声，言辞犀利。你怎么让这几种语言互不干扰？
A:这是个互相加持的过程。都是在一个文学的房子里，无非是进入不同的房间。的确，大部分人可能掌握不了这么复杂的语言体系，这个我觉得主要靠天赋。
我是个自然主义者，我不太相信人能够把握命运。现在我是停不下来，觉得谁能够让我不骂他，所谓各处去怼人，也就是路见不平，你拔出刀来跟他对打一下，也就是个见义勇为的人吧，很多时候靠的就是性格和一种本能的东西。我们其实也没多么伟大，就是看不惯搞大IP的那些骗子，那是掠夺。其实我们嚷嚷的多了，媒体上就热闹一阵，过去也就过去，该干吗干吗，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就像鲁迅说的，如果一个铁屋子里的人睡死了,你把他叫醒是很残忍的。但最终还是要把他们喊起来。
Q:你写作是为了什么？
A:写作是为了传达普世价值观，透过作品改变社会的一种方式，通过改造社会，完成自我。我一般两三年能写一部作品。写作不是个顺利的事，小说家作品面世一般对三五个人；编剧则是最少几百人多了上千人，从策划到导演到制片人，很复杂。
剧本要跟钱打交道，少则几十万，多则几个亿。跟我合作的资本，如果这中间涉及到根本性的，比如说推翻我价值观的问题，那就不拍了。比如说这个戏投资一个亿拍，那最后七千万拍，那我也就不拍了，这个牵扯到粗制滥造，粗制滥造会破坏价值观。一部作品需要牵扯太多人、太多钱，肯定会不断磨合。
Q:你说过，作为讲故事的人，必须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去说真话。你怎么保持这种勇气？
A:这个是性格使然吧。我们跟资本、跟市场对抗的这些年，早就把人得罪光了，包括弄假收视率的、电视台、演员、导演，没有没得罪过的。
Q:写剧本时你会考虑收视率吗？
A:创作永远要先于观众，不用考虑收视率。清朝的时候曹雪芹写《红楼梦》，他知道21世纪的观众想要什么吗？他只不过是遵从他的内心，写下他的所思所感，写下他的岁月流转，自然就有读者有观众。我们也一样，只要去写出伟大的故事，如果真的没有观众，那也无所谓啊，我不相信伟大的故事没有观众。比如《权力的游戏》，他讲的节奏很慢的，为什么大家在如痴如醉地追呢？因为他制作精良、有文化自信。我们现在有文化他信，我们信韩国人、信日本人，信泰国人、信保加利亚人，唯独不信自己人。我认为这群人，他们是假影视界，我是跟他们在搏斗，就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
现在，在全世界嚷嚷的就两三个人，我，汪海林，余飞等。不要以为编剧这个群体大家都在说，没有，就我们两三个。都是在同流合污，都是在只顾挣钱。
Q:很多观众觉得现在荧屏上都是老戏骨彻底碾压小鲜肉的演技，你怎么看？
A:我批判小鲜肉不代表他们不能演戏，而是批判他们不敬业，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我对小鲜肉批判的态度是，只有治病才能救人。现在对小鲜肉真正负责的是我跟汪海林余飞，是在救他们。年轻人别迷失了，别走歪路，能不能在这个最应该学习的黄金年龄学习到老戏骨的演技，否则过几年不就完了吗？你像韩国是不管的，培养一拨出来赚一拨钱，过几年再换一拨，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延续性。
我经常讲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在树上撒尿，过来个秀才抬头看看，说真是个聪明的小孩，走了。小孩继续撒尿，过来个武士，脾气暴躁，挥起刀一刀把小孩杀了。到底这个秀才该不该救这个小孩，我们现在说“小鲜肉好”那不是害他们吗？他们撑得起一部戏吗？他们跟30年前的陈道明比，比得了吗？演《末代皇帝》《围城》《一地鸡毛》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岁数啊。
Q:你觉得电视剧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电视剧制造剧情冲突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A:电视剧相当于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它担当了文化消遣、普世文化的功能。
所有文学，小说、电影、电视剧，包括戏剧，创作的秘诀都是四个字：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发生了变化，矛盾就产生了，戏剧就产生了。
对我来说，文无定法，人物关系的变化是作品里唯一不变的东西。有人说人工智能能够代替编剧写剧本，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说是把之前的作品进行优化。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儿抄一点、那儿抄一点，堆砌桥段给弄成一个剧本，但真正的创作是往前走的。编剧最核心的创作就是创新，一戏一核，每部新剧都滤出一个结构，一个新的人物或人物关系，现在，全中国具备这个能力的超不过十个人。
Q:你认为现在不是创作最好的时代？
A:刚刚也说过，现在都是猪饲料，光吃猪饲料的怎么能知道饺子的味儿。观众怎么才能吃上饺子？
比如说有一个会创新的编剧写了一个戏，观众尝到什么滋味，接下来会逼得其他编剧去创新，这里面可能就会又激发一个好编剧甚至一个好的创作团队出来，慢慢把那些淘汰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剩下来的就是英雄和英雄的比拼，大家拼戏嘛，这才是正常的创作氛围。
我们是有过这样的黄金时代的，2010年以前，《士兵突击》《人间正道是沧桑》《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婚》《闯关东》《潜伏》，每年出多少好戏！我们不是跟欧美比不了，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因为没有审美标准，就会被造假毁掉。他们现在不需要好的编剧啦，他们就要写手，随便写，找小鲜肉做一个流量，让广告商一看，最后电视台付钱，形成一个造假的闭环式循环。不用你活水来，这个死水、假水就能在里面流动起来，这是问题所在。造假的闭合式循环使我们失去了创作好故事的可能。实际上，小鲜肉也是受害者，他们在应该好好钻研戏剧的年龄，被当成了理财工具。演戏是需要静下心来的，前一个小时还在摆各种姿势拍广告，后一个小时就过来演一个深沉的人物，他演得了吗？什么叫演戏，要研究人物要进去，比如像陈道明在演戏前，他会钻研，人物要戴眼镜，他会想戴什么颜色的眼镜。在演戏现场他都是站着，从来不坐下，他认为要保持演戏的状态，一坐下人就泄了劲。其实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职业底线，而现在却变成职业道德。
Q:如何看网络文化？以及“丧”等等热词？
正常接触吧，就是个流行词汇，跟前年的郁闷、囧啊，都差不多吧。网络流行的循环，几年一换的东西不值得注意，他不是一个文化高度。
A:你觉得在生命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那肯定是家人。人物关系不光是戏剧法则，是适用于宇宙之内的，是人间法则。
Q:《手机》是你编剧的经典电视剧作品，你怎么利用手机这一工具的？
A:手机作为工具，可以异化人性。我的《手机》讲的是人跟人的距离，它拉近了人的距离，有时又加大了人的距离，你接受了它的便利，就要接受它给你带来的损害。
我相当一部分的写作灵感都是来自微博、微信。网络给我带来海量信息，优秀的写作者会从海量信息里挑选出有价值的。
我跟好多作家都会说，你们一定要学会使用微信，很多人不是假装自己是隐士吗？这就很愚蠢。我觉得微信特别有创造性价值，你不接触最新的东西，怎么去感受这个时代呢？比如说当年，武松、武大、潘金莲，他们的故事放在今天就不成立：各自躺在屋里用微信交流就完了……社交方式的变化会导致故事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化。
▼电视剧《手机》剧照
Q:怎么对付拖延症？
A:对付不了，也克服不了，就是跟它作斗争。尽量集中精力去做那些你要做的工作。
Q:你最喜欢的作家和著作？
A:汪曾祺和刘震云。汪曾祺的小说我最喜欢，像《受戒》《大淖记事》是现当代文学的妙笔。像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潘金莲》、早期的《一地鸡毛》《温故1942》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
Q:《给青年编剧的信》中你常提到喝酒，喝酒是和朋友的交往方式？
A:我和刘震云是好朋友，也是酒友。经常会一起喝喝酒，放松一下，也会聊聊创作。像我们俩本身也有合作，我改编了他的《手机》，改编了他的《一句顶一万句》。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合作，我编剧、他监制，他的女儿刘雨霖执导的电影《星光伴我心》，应该是年后拍。
我觉得朋友应该是朴实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Q:你定期锻炼吗？给自己制定严格的饮食标准？
A:散步，只是散步。我认为生命在于不动，我甚至觉得，不运动的人要比爱锻炼的人活的更长。锻炼只是可以使人保持好的身态，不具备其他特殊效果。我就是五谷杂粮，正常吃。还是要相信人类在变迁中积攒下来的生存智慧，顺其自然、心态健康。
Q:钱和自由，你怎么看？
A:钱很重要。钱本身不是罪恶的，像编剧本身的收入是很高的，我们不面临生存问题，我们才能够做更多的东西，比如，我们可以出来呐喊。可以说，一线编剧早就解决财务自由，我不为钱活着，钱不能成为我的主人。我不会为钱写作，也从不拿定金。
Q: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喜欢旅行么？
A:我不看电影，不看电视剧，电子书也不看，平时就是看纸质书，什么都看，因为编剧必须是杂家。我从不旅行，我只背双肩包到能去的地方。对于风景、民俗不想去看。我只对人性好奇。
宋方金，编剧，作家，诗人。生于鲁，居于京，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主要作品有电视剧《决胜》、《手机》等；电影《飞》、《温凉珠》、《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等；出版物《清明上河图》、《逃离无名岛》、《给青年编剧的信》等。在部分艺术院校开设有编剧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守口如瓶”系列演讲影响广泛，被圈内人誉为“组字高手，造句奇人，思维怪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