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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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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让老年人参与垃圾分类相比，引导年轻人的阻力可能更大。
代际的生活方式不同是一个原因，社区内的社会关系的深浅、对社区的认同感也在起作用。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保洁员黄师傅度过了大半年以来最劳累的一天。
在试行垃圾分类近一年之后，黄师傅和他所负责的洛川东路的某小区迎来大考。
“今天真的很辛苦，从早上弄到现在。
之前不扔的人也来倒了”，白天的暴雨刚停，傍晚难得凉快。
他脸上汗珠在夜色中也可见，“白天他们收检发现湿垃圾不太干净，等到我清理好才肯收走。
”
一个背着书包的年轻人，刚拿了快递，把纸箱扔进了干垃圾箱。
社区居委会的“黄马甲”志愿者不在，几乎没人注意到。
黄师傅习惯性地检查垃圾倒对了没有，纸箱才被他捡起来了。
晚上8:30，黄师傅把垃圾箱一个个挪回箱房，进行最后的清理。
一对90后情侣刚好散步至此，发现已经过了倒垃圾的时间了。
“我以为最迟是8点半。
8点这个时间太尴尬了，回来就8点了，”其中的女生说。
他们当天第一次把湿垃圾和干垃圾分了类，但错过了时间。
半小时到一小时前，当年轻人还在下班路上，社区里（中）老年人吃过晚饭来扔垃圾了。
郑阿姨是其中一个。
她分类倒垃圾超过半年了，居委会刚开始试点的时候就给她发了垃圾桶和宣传册。
虽然已经养成了分开倒垃圾的习惯，但她并不否认这项政策对她生活的影响。
“还是以前便利，想什么时间倒就倒。
现在很烦。
麻烦是麻烦……但是分类对国家有利，还是要支持的嘛。”
如果把垃圾分类视作重新一个在中国贩售的概念，有点反直觉的是，老年人而非年轻人成了首批“买单者”。
在我访问的5个老人中，分类扔垃圾不是什么难事。
他们大多参与垃圾分类短则几个月，长达一年。
老人们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的环保运动似乎没有太大的排斥或质疑。
“老年人好动员一些，”长宁区一个小区的保洁员对我说。
/ VCG
在这个老龄化小区内，规定时间内来扔垃圾的阿姨爷叔，几乎人手一张小卡片。
这种绿色账户积分是让一部分中老年人形成习惯的激励措施。
倒一次垃圾积10分，每天最多累积 20分，每三个月可以进行一次兑换。
程阿姨在小区试行垃圾分类的一年中已经换过牙膏、洗衣液等。
“刚开始一两个月不太习惯，之后慢慢习惯了。
”也有阿姨对我说，那些奖品可能单个价值太小，“都没有10元吧？
”，她没有动力去积分、兑换。
我随机采访的3位未退休的的中年人都觉得绿色账户比较麻烦。
还有一个退休的爷叔说，“出来倒垃圾还带张卡，隔那么久兑一瓶水上面的，没意思”。
有些节俭的老人本来就有“收集”可回收垃圾的习惯。
他们把家里和社区里的纸箱、塑料水瓶、玻璃瓶收集起来，再卖给小区拾荒者。
在长宁区幸福路的一个小区，从中石化退休的王大爷有四千上下的退休工资，但他还是闲不住，一直收取在小区和附近街道的的可回收垃圾。
小区里的老邻居也会攒些回收物给他。
一麻袋塑料瓶、松松地叠到快一米高的纸箱是他近一周收的劳动成果。
给他带来了40元的收入。
“原来两三天就能捡到这么多，现在要一周了。
”他觉得小区从3月开始试行的垃圾分类是收入减少的原因。
他说一些他认识的河南拾荒者因为收不到什么可回收垃圾，都陆续回老家了。
垃圾处理反映着社区的人情往来。
社会关系影响着个体参与垃圾分类与否。
倒垃圾时，郑阿姨塞了袋年糕到黄师傅单车篮子里。
“他夫妻俩在这个社区当保洁员二十年了，人非常好，也很勤劳，”当问及为什么给黄师傅送食物时，她说。
像郑阿姨一样，小区里不少阿姨爷叔和黄师傅成为了熟识，倒垃圾时会和黄师傅唠唠家常。
离这个垃圾站直线十米外有个凉亭，晚饭后小区里的老人围坐着，用上海话聊天。
有时，凉亭是他们打牌的场所。
这是一个熟人社群，居委会的“志愿者”和每个单元的楼长是社群中的成员，这可能让垃圾分类的信息传播在他们之间更快。
在长宁区一个商品房小区，虽然老人之间很少相互串门或者一同活动，但他们多少也相互认识，而且这些居民对社区有认同感，“进了大门就是我们的家啊，不止是在房子里是我的家，”张阿姨对我说。
说服年轻人倒垃圾没那么容易。
“其实和父母住的年轻人还好，因为老人会扔垃圾。
年轻人嫌麻烦主要是外卖，”在小区当志愿者的刘叔叔说。
“我可以偷偷带到马路上的垃圾桶去扔。
”当三个月前，居委会上门宣传垃圾分类时，Tony的第一反应是这样。
直到7月2日，他发现仍然有很多漏洞可钻：
他公司所在大楼还没有严格执行垃圾分类。
而在他居住的浦东小区，丢垃圾时段结束后，还是有居民把垃圾丢在关闭的垃圾箱旁边。
Tony不是对垃圾分类无知无感。
他知道日本商家会把包装各个部分如何回收标注好。
在观看《奔跑吧，兄弟》关于垃圾分类的一期时，他用“震撼”形容参观垃圾处理厂的片段，还评价道，“这一期结合了政治性和趣味性。
”
尽管Tony的生活作息和投放时间冲突不算大，但，他不认可“垃圾分类是种时尚”的话术，也不想参与。
他用“反叛”形容自己的态度，但又觉得不准确。
他觉得强制垃圾分类这件事来得太突然，另外让他不满的是“租的房子本来就不大，还要放2-3个垃圾桶，其实还是不很方便的。
”
他这样处理垃圾——把混合着的垃圾塞满购物纸袋（比如喜茶的纸袋），不经意地丢到大街上的垃圾桶，仿佛是刚喝完后随手处理可回收纸袋。
他承认自己有侥幸心理，“如果被抓被罚，我可能会再想想。
”
“可能因为是租户，我有时候觉得我只是在这睡一晚。
说得难听点我会觉得‘关我什么事？
烦死了’。
可能是没有主人翁的意识。
”他觉得那些买了房的人，至少要在小区住五年到十年，可能比“流动人口”更愿意参加分类。
他在这个小区住了4个月，可能不久会搬走。
除了舍友，他不认识小区里其他人，也不想认识小区里的大爷大妈。
小区对许多在上海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是生人社会。
同在一个小区的年轻人（尤其是租房年轻人）非但和同一个空间的老年人少有交集，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串联。
社区的老年人都参与垃圾分类超过半年，同一个空间里的年轻人看到朋友圈、微博里的新闻、玩笑或“梗”，才刚刚开始做这件事。
在新规施行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一个年轻的上班族第一次来扔分好类的垃圾，差点把可回收垃圾和干垃圾弄混。
在保洁员的指导下，他才放对了位置。
“居委会几个月前就上门宣传了。
”当我问他为什么推迟到6月28日才开始第一次分类垃圾时，他说：
“7月才执行啊，不算推迟。
”
6月30日，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士把西瓜和洗发水撞在一起扔进垃圾箱。
被我“逮住”时，他不紧不慢地说不分类的理由是：
大家也不都是分类好的啊。
当然，也有乐意参加垃圾分类的年轻人。
Chantelle 在5 月底居委会通知下达后就发了条朋友圈“我决定明天早期倒垃圾……此刻我在仔细学习垃圾分类”。
她还把垃圾分类方法提前发给了要来上海陪她的父母，让他们提前学习。
她不嫌麻烦、遵守规定，遛狗后会把狗屎捡好带回家冲到马桶里。
但因为狗屎密度大，好几次都把家里马桶堵住了。
她觉得垃圾分类是好事，看到社区里乱扔的垃圾她还会生气。
“夏季卫生问题堪忧。
同样是两条腿，为什么别人能遵守你不行？
”
让她头疼的是定时投放的规定。
她一般每天9：
30起床，早上的扔垃圾时段已经结束了；
晚上8、9点下班后，也错过了晚上的时段。
在试行阶段，有一次她错过了早上收捡垃圾的时间，差点把垃圾带上出租车去公司。
幸好一个保洁员出现“解救”了她。
她在为未来垃圾分类的“处罚”焦虑，“真的想遵守和执行好，但这又和我生活作息相悖……每次有垃圾产生我都很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