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
3
月
12
日
(北京时间
3
月
13
日
)晚,从社区健身房健身出来后就觉得腹部有点不适,当时并未太在意。
我是耍笔杆子的,孩子也小,习惯晚上先小睡一会,然后再爬起来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但这天凌晨三点钟左右起床,却觉得腹痛如绞,一趟又一趟往返于书房厕所之间,折腾得没完没了。虽说难受,但毕竟闹肚子也不是头一回,并没太放在心上,早上太太起来带孩子出门上班上学,我也没提这件事。
但接下来的一整天就成了折磨:腹部气吹般不断胀大,任凭怎么在马桶上“论持久战”也毫无“产出”,没奈何只能扔下手里活去床上躺着,但无论换哪个姿势都难受。当晚孩子有游泳课,加上周二是北美肯德基全家桶打折日,照例这天我们晚餐都是外卖肯德基解决,但我一口也没吃。太太有些诧异,但见我“神色还好”就没多想——如今回忆起来,我自幼养成的超强忍耐力,似乎再一次帮了自己的倒忙。
当晚似乎感觉稍好一些,加上对加拿大应急医疗体系的了解(后详),因此决定“再忍忍看”。半夜无话,到了后半夜右下腹部忽然阵阵抽疼,一刻不停。十几年前在阿尔及利亚浙广厦项目部当首席翻译兼秘书时,一个“例行日常工作”就是陪伤病工友去医院,因此一下便反应过来:糟糕,急性阑尾炎。
怕打扰家人休息,我决定忍到天亮。早上六点刚过,太太孩子都起床,尽量平静地告诉他们,太太立即跳起来:“去医院,快”。
加拿大是福利医疗制度,层级医疗体系,医院是没有常规门诊部的。如果走常规途径,我应该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过认为需要再联系医院或专科医生,但家庭医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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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才上班;如果等不及,有两个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加拿大看病动手术都不要钱,但叫救护车如今是要的,好像是近几年才改的),或自己去医院急诊部。这个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来只有急诊一途了。
离家最近的医院有两座:素里纪念医院刚刚改建,病床多,设施新,排队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但医院位于印度裔社区,许多护士是印度裔,非印度裔经常有不适感;列治文医院位于华人社区,什么都方便一些,但病房少、设施陈旧,倘运气不好可能会等很久才有人过问。考虑到病情,还是去了前者。
进门一看,还好,排在前面才寥寥三四人,登机、办入门证后便被晾在一边,一晾就是一个多小时,期间疼痛愈甚,额头开始冒汗,小儿子蛋蛋已经有点吓坏了。
“今天孩子们不能去上学了,我把他们先送回家再回来”。加拿大不允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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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孩子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哪怕家里,好在大儿子猫头今年正好
12
岁。
太太匆匆赶回去,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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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似乎比两小时都漫长。
“
XX
,到你了。”
一位面无表情的白人护士姐姐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带到一间检查室,量了血压、体温、心跳,然后走了,仿佛只是让我换个地方继续晾着。
又过了半小时,太太回来,却怎么也进不来,好在加拿大医院不禁止手机,我自己忍着痛摸到走廊外的入口,给她开了门。
“看你不好受,刚我回去前跟护士要了止疼片”。太太生猫头时曾不慎碰伤额角,急诊缝针居然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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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对“等”是有心理准备的。
午后
1
点多,止疼片送来了,如此高效令我微有些诧异——我一位朋友同样病症,曾经疼到满地打滚,也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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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才吃上止疼片。或许是因为今天这儿人少吧。
太太交待几句,匆匆上班去了,约好晚饭后再过来。我一个人继续这么晾着。好在止疼片药力发作,总算不那么疼了。
就这么熬到快
5
点,终于有人推着张活动病床过来,送我去做
CT
。
管
CT
的白人大妈居然能说不错的法语,这下我如释重负——我的英语口语就那么回事,而用法语叙述病情就是小菜一碟了。
检查完仍然把我送到那个检察室晾着,这次只晾了不到
20
分钟就有人来了,是个虎目虬髯的小伙子,戴着醒目的口罩,进门不由分说,摸出个口罩捂在我鼻子上:“你肺部怎么有个点?是不是有肺结核?”
前几天就听说在大温哥华地区发现了一位疑似患肺结核的华裔,因此据说医院对华人“严防死守”——然而我这个肺部点早在去年
4
月回国就体检出来,并得出“感冒后钙化点”的结论,我回到加拿大后也把体检结论通报给了家庭医生,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去年
4
月的肺结核如果“活”到今天,那不是太有趣了么?
我和他争辩,但徒劳;接下来的两小时我这里突然热闹起来,挂着“传染科医生”的各路大神就没断过,男女老少护士鱼贯出入,抽去了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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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血,还做了痰培养,其中一位大胡子医生还不小心露了句“你们中国肺结核成患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话,好在我发出“种族歧视”抗议后立即收回并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