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女性审美的“地图炮”里，说一个女人有法国女人的气质，大概是一种普遍性的恭维。
在这个名词作形容词的用法里，包含世人长久以来对法国女人的多重审美认同。那是混合了自信，懒散，随性以及“不费力的时尚”在内的一种复合式气质。
在法国女人那里，不论15岁还是65岁，一律是凌乱的法式刘海，碎花连衣裙，条纹衫，玛丽珍鞋，再加上频率不低的小龅牙或者豁牙，以及毫不掩饰的眼角皱纹和下垂嘴角，这种风格从它的集大成者简·伯金开始，一直稳定地延续至今。
简·伯金
可以说，相比每隔十年便发生风格突变的美国和东亚审美，法国人对女性美的认识和他们对享乐与哲学的迷恋一样坚稳和牢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法兰西为审美多样性提供了诸多生动的样本。看过欧容电影《八美图》的人，想来都不会反对。
《八美图》剧照
在历时和现时的坐标轴里，又有两位法国女演员最为特别，而两人又巧合般地都叫“伊莎贝拉”。在从17岁开始到如今60多岁的生命里，两人持续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美和自由。
她们，就是都演了一辈子疯狂和神经质女人的伊莎贝拉·阿佳妮和伊莎贝拉·于佩尔。
阿佳妮
于佩尔
于佩尔曾经说过：“如果我们都住在精神病医院，那么我在分裂症病房，她（阿佳妮）在狂想症病房。”
这两个“疯子”，既是法国电影工业最美的收获，也是正在进行中的当代活态传奇。
想象一下，你60多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按照我国当下的时尚，你可能不是在争夺篮球场，就是在去往篮球场的路上。不是在注射玻尿酸，就是在拉皮的路上。
唯一能够肯定的时候，届时肯定要被叫做老奶奶了。可是面对已经64岁的于佩尔和62岁的阿佳妮，这句“老奶奶”实在叫不出口。
从久远的BBS、电影杂志和博客时代开始，阿佳妮就是中国网友和影迷心里从来没有退场的“法兰西玫瑰”，她那双足以令特吕弗的摄影机破碎的蓝眼睛，直到今天仍然让很多人在弹幕里怀念。
而相比一出道就震慑世人的阿佳妮，于佩尔的美是随着她的年龄增长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充满意味。尤其是近几年，持续高产且频繁获奖的她，成为中国网友最为欣赏的表演艺术家。
两位伊莎贝拉同在十七八岁时出道，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女演员的工作。在她们近半个世纪的演员生涯里，两人扮演最多的角色都是离理性、主流很远的边缘女性。这些女性大多神经质，行事极端且怪异，简而言之都是世俗标准下的疯狂女人。
因而有人说，阿佳妮的作品集简直就是一部“神经病史”。还有人计算过，“在于佩尔演过的70个角色里，其中有35个是裸体出演，35个精神有问题。”
作为法国最重要的两位“国宝级”演员，两位伊莎贝拉对“狂人”的持续经典演绎，似乎遥遥呼应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著作《疯癫与文明》。在哲学和戏剧的不同向度，他们共同解剖和演绎现代性张力下和始终存在的权力结构中，现代人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究竟拥有多大程度的选择权。
阿佳妮从19岁起就开始了出演疯女人的生涯。那是1975年，在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的多次邀请下，她出演了由法国大文豪雨果女儿生前经历改编的《阿黛尔·雨果的故事》。
特吕弗与阿佳妮
爱上爱情本身和沉溺在对抓马人生的追求中无法自拔，导致了阿黛尔的悲剧，让她最终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余生。故事尽管极端，但相信每个人都曾在观影过程中回想起在所谓的爱中失却自我的经历。
影片结尾，阿佳妮穿着灰白色长裙，神情破碎地站在海边，说出最后一句话：“千山万水，千山万水，去和你相会，这种事只有我能做到！”
这部电影让21岁的阿佳妮获得了第一届法国电影凯撒奖的最佳女演员提名。
巧合的是，于佩尔被人记住的第一部作品，饰演的也是一个杀父弑母、患上恶疾的“不正常”女孩。1978年，23岁的于佩尔因为这部《维奥莱特·诺齐埃尔》获得第3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维奥莱特·诺齐埃尔》中的于佩尔
在之后的时间里，阿佳妮又饰演了更多疯狂的女人：电影《着魔》（1981）里疯魔病态的妻子；《罗丹的情人》（1988）里才华横溢，却因与雕塑家罗丹之间的痛苦关系而变得病态和疯狂的女艺术家卡蜜儿·克劳黛；以及《玛戈皇后》（1994）里破碎而又放荡的宫廷女人。
《着魔》剧照
《罗丹的情人》剧照
《玛戈皇后》剧照
这三部重量级代表作为阿佳妮带来了三个法国凯撒奖、一个柏林影后和一个戛纳影后。
另一边，于佩尔也在演绎疯女人和失控人生的路上狂奔突进。
她演过艾米莉勃朗特，茶花女，包法利夫人，也演过《我的母亲》里跟儿子有着复杂关系和不伦情欲的母亲。对于佩尔来说，这其中最过瘾的一部是《钢琴教师》。
《钢琴教师》剧照
当年，导演哈内克刚拿到《钢琴教师》的剧本就打电话问于佩尔，“嘿，伊莎贝尔，我这里有个变态，你想不想演？”
这部电影让她获得第二座戛纳影后奖杯。全世界的影迷都记住了那个跟母亲有着变态共生关系，又处在混沌的情欲、伦理和权力关系中的钢琴教师。
这也许是全世界范围内，演了最多疯狂和失控女人的两个“戏疯子”。而且若不是因要求苛刻和懒散而推掉了很多戏，我们后来看到的类似题材电影《巴黎野玫瑰》和《苦月亮》，本都该由阿佳妮来饰演女主。
毕竟，就像网友总结的那样，“她演的都是法国历史中那些天赋异常而性格激烈的女人，无数导演都认为她就是诠释‘歇斯底里、贵族神经质和迷人的错乱’最传神的演员。”和于佩尔后期多饰演的“现代错乱”和变态相比，阿佳妮黄金时代的角色更具古典内涵，但其中的悲剧性却是人类一直存在的困境和情感母题。
阿佳妮一直抗拒外界的投射和解读。作为法国八九十年代最为璀璨和耀眼的明星和女人，她一直坚定地捍卫个人生活的城防，拒绝外界的刺探和分享。
有一年的戛纳电影节，她甚至因为拒绝配合红毯摄影师们的拍照要求，而在最终走出场馆时，被所有摄影记者以放下相机和背转身的形式所抗议。
但她依旧故我。她说，“我比大家想得更简单，也更复杂。我爱人们，同时我也心怀恐惧。我很温顺，但同时我也很狂野。这些状态交替出现。”
她爱演员这个职业，但她时常又觉得“人们高估了演员，夸大了演员，过分地崇拜演员。”也许正是这样的自省，让她始终矛盾地存在于演员和明星的角色里。
拍摄《罗丹的情人》期间，这种内外的紧张和矛盾达到顶点。由于得不到阿佳妮的任何消息，报纸上开始传言阿佳妮得了艾滋病，甚至猜测她已经离世。
这让她不得不在拍摄间隙，去电视节目上向所有人宣告“我没死”。阿佳妮发现自己总是被“那些牺牲了自己、工作或爱情的悲剧女人所吸引”，她自己那种“极度偏执的状态”与“敏感”，正是卡蜜儿和阿黛尔·雨果身上共同发生的事。
在稀少的报道里，阿佳妮承认，演戏这种关于“敏感”的游戏，“使我的职业变得危险。所有微妙的事情都是危险的。”
正如今年金球奖上，梅丽尔·斯特里普所说的，“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将你的心碎变成艺术。也像前途可期的金像影后春夏在《奇葩说》里所说的，“每一次心碎都变成了工作”。
阿佳妮也将自己的心碎变成了艺术。和她扮演的人物一样，她本人也从不循规蹈矩。直到她的大儿子十岁时，公众才知道孩子的父亲就是执导《罗丹的情人》的导演布鲁诺努·伊顿。之后她和丹尼尔·戴·刘易斯激烈的多年感情也无疾而终，她独自生下第二个孩子。
阿佳妮的二儿子Gabriel-Kane Adjani Day Lewis，从小就展露出对音乐喜爱的他，9岁便就读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创作。2015年，Gabriel-Kane发行了一张新的EP，后来与模特经纪公司IMG Models签约。
相比阿佳妮的人戏交叉，于佩尔更多是在密集的创作里体验常人未能体会的各种极端和癫狂。她说自己做演员的初衷，就是想要“去别处”。这个“别处”大概是指不一样的故事和内心。
她也的确做到了。在《钢琴教师》和近作《她》里，于佩尔惊人而又天赋般拓展了人们对性、对女性、对人性理解的疆域和可能性。正像当年你很难消化她在录像厅捡起男人用过的卫生纸嗅闻一样，现在你也很难分清她和那个蒙面强暴她的邻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微妙关系、善恶分界和情欲公正。于佩尔像一个哲学家，在不同的生存实验里，她会告诉你，她作为人性反应器和培养皿的不确定和暧昧性。
她从来没有觉得这些角色是不齿的或不堪的。相反，她将“当演员”视作是“一种解放”——“我经常饰演那些甚至可以被称做怪物的角色，她们虽然很极端，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小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悲剧与反常往往隐藏在常态之中。”
于佩尔
“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我不会把好与坏、纯洁与龌龊、脆弱和坚强分得那么清……这些角色像是一面一面镜子，只要能照见观众内心的角落，那就是好的。”
《钢琴教师》导演哈内克曾评价她：“既可以极致地表现身心受折磨的困境，同时还保持坚硬的知识分子气质，能把两者结合得这么好的人，我还没见过第二个。”
人们要越到后面，才会越发认识到她们存在的价值。
这不仅仅在于她们可能是在世的女演员中，拿过最多A类电影节影后头衔的：阿佳妮拿过五次恺撒奖影后，一次戛纳影后，一次柏林影后和两次奥斯卡提名。于佩尔拿过两次戛纳影后，三次威尼斯影后，一次柏林影后，两次恺撒奖影后，一次金球奖，而更在于她们让世人看到了天赋和持续的努力，会让一个演员穿越几个世代而如一棵树一般不断成长。
在中国的语境里，她们作为女演员和女性生存方式的符号价值更加巨大。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美，什么是生而为人的自由，进而一个成熟女性/女演员应该如何自处，如何继续职业生涯，如何拓宽人生的边界和想象力。
今年2月，64岁的于佩尔凭借电影《她》获得金球奖。前一段时间，她来到中国巡演杜拉斯《情人》的片段。她依旧保持着跟不同导演合作的习惯。在影迷的眼里，她轻盈，神秘，充满女性魅力，比她真正少女时期更加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