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是“弱智”，需要理由吗？
1920 年春季，艾米特·艾达琳·巴克（Emmett Adaline Buck，以下简称艾玛）被带到弗吉尼亚州立癫痫与智障收容所（位于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她的丈夫弗兰克·巴克（Frank Buck）是一名制锡工人，不是抛家弃子就是死于一场事故，总之他留下艾玛独自一人抚养幼女卡丽·巴克（Carrie Buck）。
艾玛与卡丽在肮脏破败的环境里勉强度日，平时则依靠施舍、食物捐助和打零工来维持可怜巴巴的生活。有人谣传艾玛卖淫并且感染了梅毒，还指责她一到周末就会把挣来的钱都花在喝酒上。那年3 月，艾玛在镇上的街道被抓，不清楚罪名是流浪还是卖淫，随后她被带到一位市政法官面前。1920 年4 月1 日，两位医生对艾玛进行了一次草率的心理测试，然后就将她归为“弱智”。随后艾玛被遣送至林奇堡的收容所。
在当时，“弱智”包括三种不同的类型：白痴、痴愚和愚笨。其中白痴是最容易区分的类型，美国人口调查局将其定义为“智力水平低于35个月龄儿童的智能障碍者”，不过愚笨和痴愚的界限就没那么明确了。理论上将二者定义为程度略轻的认知障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这两个名词的语义较为模糊，因此很容易就把各色人等均纳入进来，其中某些人根本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例如妓女、孤儿、抑郁症患者、流浪者、轻罪犯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失独症患者、女权主义者、叛逆的青少年。总而言之，只要行为、意愿、选择 或者外表超出人们接受的准则，那么他们就会被划入这个可怕的怪圈。
弱智的女性均被关押在弗吉尼亚州立收容所，这样可以确保她们不会再继续生育，从而使人口素质免受痴愚或者白痴的污染。当艾玛来到这里时，她被迫赤身裸体接受冲洗，而换下的衣服也被扔掉，随后有人用水银为她灌洗生殖器进行消毒。另有一位精神科医生再次对她进行了智力评估，并且确认了之前做出的“重度痴愚”诊断。艾玛从此被关入收容所，并在高墙内度过余生。
1920 年以前，艾玛的女儿卡丽·巴克的童年时光虽然贫穷但还算正常。根据 1918 年的一份学校成绩单，时年12 岁的卡丽“礼仪和功课”被评价为“非常好”。卡丽身材瘦长，浑身散发着男孩子气，平时喜欢打打闹闹。她是个爱笑的姑娘，个头明显比同龄的女孩子要高，额头留着一圈深色的刘海。她在学校里喜欢给男孩子写纸条，也乐意去附近的池塘钓青蛙和鲑鱼。但是自从艾玛离开后，卡丽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卡丽被安置在寄养家庭，可是后来被养父母的侄子强奸，很快大家就发现她怀孕了。
卡丽的养父母迅速采取行动以防家丑外扬，他们把卡丽带到市政法官面前，而就是这个人将她的母亲遣送到林奇堡。他们的计划是把卡丽也判定为弱智，那位法官是卡丽养父母的朋友，他果不其然认可了对于卡丽做出的“弱智”诊断：原因就在于有其母必有其女。1924 年1 月23 日，距离艾玛出现在同一法庭不到4 年的时间，卡丽也被遣送至收容所。
1924 年3 月28 日，就在卡丽等待被移送至林奇堡期间，她的女儿薇薇安·伊莱恩（Vivian Elaine）呱呱坠地。依据弗吉尼亚州的规定，卡丽的女儿也将被安置在寄养家庭。1924 年6 月4 日，卡丽来到弗吉尼亚州立收容所。有关卡丽的报告中写道：“没有证据支持精神病的诊断，她不仅能读能写，而且基本生活自理。”她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均与常人无异。然而，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结论，但是卡丽仍被视为“中度痴愚”并关押在此。
终极解决方案：对“弱智”进行绝育
1924 年 8 月，就在卡丽·巴克来到林奇堡后没几个月，她在阿尔伯特·普里迪医生的要求下被带到收容所委员会。 阿尔伯特·普里迪医生于1910 年开始担任收容所的负责人，他当时正投身于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中。普里迪最得意的项目就是对弱智者进行“优生绝育”，他坚信将“智力障碍者”关押在收容所内只是防止他们传播自己“劣质遗传”的权宜之计。一旦把他们放出去，他们会再次开始繁育后代，污染并败坏人类基因库。而绝育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终极解决方案。
普里迪需要政府从立法程序上进行明确，授权他可以按照优生学的标准为女性进行绝育。当普里迪提出这一话题之后，他发现法律和政治领袖大致对他的想法表示赞同。在普里迪的努力下，1924 年 3 月 29 日，弗吉尼亚州批准在州内实施优生绝育，前提是被实施绝育者已由“精神卫生机构委员会”进行筛查。9 月 10 日，同样是在普里迪的推动下，弗吉尼亚州立收容所委员会在一次例会中审议了巴克的案例。在本次质询中，卡丽·巴克全程就被问了一个问题：“你对于即将实施的手术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而她只回复了两句话：“ 没有了，先生。我的人种决定了一切。”无论她指的那些“人种”是谁，他们都没有站出来为巴克辩解。至此委员会批准了普里迪为巴克进行绝育手术的申请。
但是普里迪对于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态度还是心存忌惮，担心他实现优生绝育的理想会遭到质疑。在普里迪的鼓动下，巴克的案例紧接着被递交至弗吉尼亚州法院。普里迪认为，如果法院确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那么就意味着他将得到完整授权，接下来他便可以继续在收容所开展优生工作，甚至扩张至其他地方的收容所。1924 年10月，“巴克诉普里迪案”在阿默斯特县巡回法院提起诉讼。
1925 年 11 月 17 日，卡丽·巴克第一次出现在林奇堡法院受审。她发现普里迪特意安排了十几位证人出庭。第一位证人是来自夏洛茨维尔的社区护士，她指证艾玛和卡丽都容易冲动，“主观上缺乏社会责任感，并且……弱智”。当证人被问及卡丽行为异常的证据时，她说曾发现卡丽“给男孩子写纸条”。此外还有其他四位女性证人出庭检举艾玛和卡丽。不过这时普里迪最重要的证人还未登场。卡丽和艾玛根本没有想到，普里迪已经安排了一位红十字会的社工前去打探卡丽女儿的情况。薇薇安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当时她只有8 个月大。普里迪推断，如果薇薇安也表现为弱智，那么他的案子就可以胜诉了。因为她们祖孙三代（艾玛、卡丽与薇薇安）的表现就是确凿无疑的铁证。
然而这份证词来得却并没有普里迪计划中那么顺利。那位社工完全偏离了预先排练的剧本，她一开始就承认判断中可能存在偏见：
“也许对她母亲的了解会让我产生偏见。”
“你对这个孩子有什么印象？”检察官问道。
社工再次表现出犹豫不决。“对于如此年幼的孩子，很难对她以后的可能进行评判，但是在我看来她不完全是一个正常的婴儿……”
“你认为这个孩子不是一个正常的婴儿吗？”
“有时看上去不太正常，但是仅此而已，我也说不清楚。”
在那一瞬间，似乎美国优生绝育行动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位社工手中，而她对这个连玩具都没有的任性女婴的模糊印象将决定这一切。
包括午餐休息时间在内，整个庭审共持续了5 个小时。陪审团很快就做出了裁决。法庭支持普里迪对卡丽·巴克实施绝育的决定。判决书写道：“这项行动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本案并非刑事审判。尽管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但是不能认为该判决侵犯了被告人的权利。”
巴克的律师对判决提出上诉。该案被提交至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庭再次支持了普里迪对巴克实施绝育的请求。1927 年初春，巴克案件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此时普里迪已经去世，新任收容所负责人叫作约翰·贝尔，现在由他作为继任者出现在被告席上。
第一例依据绝育法实施的手术
1927 年春天，当最高法院尚未开庭之时，“巴克诉贝尔案”就已引起广泛争论。很明显，这个案子从一开始的关注点就不在巴克和贝尔身上。那是一个紧张的年代，整个国家都弥漫着对自身历史和遗产的痛苦。“咆哮的20 年代”恰好处于美国历史上移民浪潮爆发的尾声。 在 1890 年至1924 年间，大约有1000 万移民涌入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其中包括大量犹太人，意大利、爱尔兰及波兰工人，他们遍布大街小巷并且塞满了穷巷陋室，人们可以在集市可以耳闻目睹到各种语言、习俗和食物。19 世纪80 年代，英格兰社会产生的阶级焦虑推动了优生学应用，而进入20 世纪20 年代后，美国社会凸显的“人种焦虑”也开始促进优生学措施的落实。诸如普里迪这样的优生学家们已经担心了很久，唯恐汹涌而至的移民潮会加速“种族自杀”。他们认为长此以往，“劣等”人口数量会远远超过“优等”人口，而“劣质”基因也会毁掉“优质”基因。为了保护国家不受“种族退化的威胁”，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激进的手术。
在此背景下，美国最高法院几乎没花什么时间就完成了对“巴克诉贝尔案”的判决。1927 年 5 月 2 日，距离卡丽·巴克21 岁生日还有不到几个星期时间，最高法院颁布了终审判决。结果是8 票赞成，1 票反对，多数获胜。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认为：“与其坐等这些弱智者的后代犯罪并接受极刑，或者是任由他们因为饥饿而死，倒不如阻止那些劣等人生育后代，而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均可益国利民。目前推行强制接种疫苗取得的成效足以说明切除输卵管的重要性。”
霍姆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医生、人道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他本人则因质疑社会中出现的教条主义而声名远扬，此后他也成为支持美国司法与政治适度原则的领军人物。当时霍姆斯显然对巴克母女以及卡丽的女儿感到厌倦，他曾经写道：“三代智障已经足够”。
1927 年 10 月 19 日，卡丽·巴克被施以输卵管结扎术而完成了绝育。至此，卡丽的遗传链条已经中断。贝尔写道，“第一例依据绝育法实施的手术”按计划完成，患者出院时健康状况良好。巴克在房间平静地恢复。
Carrie S. Buck 与给她主刀的优生学家 John Bell
风起云涌的美国优生运动
从孟德尔开始进行豌豆实验，再到卡丽·巴克被法院强制执行绝育手术，这中间只经历了短短的62 年。就在这稍纵即逝的60 多年间，基因已经从一种植物学实验中的抽象概念演变为操纵社会发展的强大工具。就像1927 年在最高法院进行辩论的“巴克诉贝尔案”一样，遗传学和优生学领域也是鱼龙混杂，可是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中。1927 年，印第安纳州通过了一项早期法律的修正案，决定为“ 惯犯、白痴、弱智和强奸犯”实施绝育。而其他州也顺势制定了更为苛刻的法律措施，对于那些被认定为劣等人的男女进行绝育并收容监禁。最终，美国有18个州实行了优生绝育的措施，直到1977年这些绝育法才被彻底废除。这时已经有上万人被做过绝育手术了。
正当这场由国家倡导的绝育工程遍及全美时，一项开展个性化遗传选择的草根运动也开始蓬勃兴起。20 世纪20 年代，农业博览会经常会吸引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前去参观，人们在那里除了能看到刷牙示范真人秀、吃到爆米花和乘坐干草车出游，还能观赏到“健康婴儿大赛”，这项赛事的参赛选手通常是1～2 岁的幼儿，他们被自豪地摆放在桌子或是架子上进行展览，仿佛一群待价而沽的幼畜，并且任由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内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口腔科医生和护士进行检查，这些项目包括眼睛和牙齿、皮肤感觉、身高、体重、头围和性格，然后人们将根据上述特征选出最健康和最优秀的个体。其中被评为“ 健康婴儿”的孩子将会在博览会期间四处展示。他们的照片将以特写的形式醒目地刊登在海报、报纸和杂志上，从而积极响应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优生运动。
当美国的优生运动风起云涌时，欧洲的优生学家就剩下“羡慕嫉妒恨”了。到了1936 年，距离“巴克诉贝尔案” 结束还不足10 年，欧洲大陆已经笼罩在一场可怕瘟疫的黑暗中，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基因清洗”运动中被吞噬的生命不计其数，而基因与遗传也在血雨腥风中展现了其势不可挡的力量。
长按二维码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