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测不准原理”试验场。外部无数次预言的崩溃，全都落为笑柄。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能也是“测不准原理”中国的缔造者，这是在他逝世20周年的今天我最想讨论的话题。
社会发展是否存在一种最优解，或者叫真理的东西，是邓派和当时的法定继承者在1977年到1978年争论的核心问题。邓取得这场理论之争的胜利，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就等于变相承认最优解并不存在，追求最优解也不应该成为实际工作的出发点。这种认知，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
邓的两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对社会发展不存在最优解的反复确认。邓以及之后的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首先来自放弃对最优解的追求，满足于一种顺其自然的不太坏的结果。人们常说，“民主不见得是最好的制度，但一定是最不坏的制度”。我们不讨论制度，只看效果，邓以及之后的中国，恰恰由于放弃了追求最优解，反而意想不到地达到了不太坏的效果。或许，这正是外部所有崩溃论预测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外部认定中国声称坚持的制度必然要追求最优解，而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对最优解的追求必然失败，所以中国必然崩溃。虽然外部世界承认邓小平是个伟人，但他们显然没意识到，邓首先是在追求最优解上给中国松绑的那个人。
邓的一生屡次大起大落，使他形成现实主义的生存哲学。即使在晚年掌控局势，成为改革开放的偶像，但在权力格局中从来都只是元老团队的第一发言人，而不是外界理解的绝对权力拥有者。否则他没有必要在1992年以87岁高龄发表南巡讲话，以非正常的形式推动这个国家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当时的军方领导人也没有必要反复强调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至于80年代中期，邓顶不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呼声，也表明他还不是局势的绝对掌控者，必须向元老中的反对派妥协。
作为“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最后一个，我们无法证明邓一定没有追求最优解的意愿，至少他的“第一代”同事们对最优解普遍抱有某种信仰。何况，即便以一般领导者来说，一旦权力在握，恐怕也不免兴起对于最优解的自信与想往。而邓最终能够打破领导者追求最优解的怪圈，很可能是由他当时在权力格局中的现实地位决定的。那种元老体制，不论怎么说，它不是外部一般理解的某个人的绝对权威，而是以协商和妥协为运作基础。既然协商妥协，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产生最优解，或者至少是某个人认为的最优解。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元老团队的“派出机构”和执行人，台前的领导人在80年代中后期变得非常不稳定，实际上这是元老团队内部激烈博弈的结果，邓并不能完全掌控和左右。
邓固然本领高强，但也无法以一人之力把中国送上三四十年的发展轨道。恰恰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中放弃追求最优解，幸运地让这个国家摆脱了以往的束缚。这里边有多少是邓主动推动，又有多少是他被动接受的结果，恐怕很难完全分得清楚。
某种意义上，邓时代的元老政治，可能有点像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权力的平衡使它无法追求政治上的最优解，却意外地产生了“最不坏的结果”。
可能这正是中国在邓和邓之后始终没有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崩溃”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