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崩塌的“自由主义共识”海市蜃楼 ——西方民族民粹主义与“非自由主义”兴起

30 年前，自由主义高歌猛进。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中东欧出现了新的民主转型国家。然而今天，全球的情况大不相同。自由民主面临着多重外部挑战——从宣称建立在“人民意愿”之上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到强势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府，尤其是中东欧地区、美国与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府。这威胁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历史终结”的假设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共识”。

民粹主义可以说已成为当今政治学的重要课题。到目前为止，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与持续成功在整个西方政党体系变革中得到了明显体现。这种持续的发展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第四波”。民粹主义研究者穆德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三个学术发展阶段进行了总结。首先，1945—1980 年是学界关于右翼民粹主义研究的第一波浪潮，研究重点是右翼民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的历史延续性，大多数学者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其次，1980—2000 年形成了右翼民粹主义研究的第二波浪潮。学者们受各种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从需求角度( demandside) 将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视为因变量，来解释激进右翼政党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再次，世纪之交以来，学界开始第三波研究浪潮。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治成为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在政治科学中。学者更多的是从供给角度 ( supply-side) 研究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治， 把民粹主义政治作为自变量。他们不仅试图解释后者的选举成功，而且研究其影响力。

1961 年，斯图尔特把民粹主义称为“一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民族”与“人民”等同。自此，许多研究民粹主义的文献将( 排外的) 民族主义作为民粹主义政治不可分割的部分。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近十年，尤其在自由民主转型与现代化二元进程中的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幽灵交织与合流。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如何合力改变西方各国甚至世界的政治格局，成为西方学界第四波浪潮研究的焦点问题。

右翼民粹主义这个词经常被用来与(排外的) 民族主义、本地主义、种族主义等政治立场相提并论。在最近的关于欧洲的反移民政党文献中，民族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特殊 的、排外的和本土主义的民族主义形 式——已经成为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或者至少是以右翼民粹主义的形式，它们在左翼民粹主义希腊进步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或者难以归类的五星运动的兴起之前，成为欧洲民粹主义运动的典型代表。

尽管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在呼吁“人民”，但它们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民粹主义在上/下坐标轴上强调 “人民是弱者”，民族主义在内/外坐标轴上界定“人民是民族”。基于这种理解，欧洲的反移民政党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政党，民粹主义充其量居于次要地位——或许根本就不是民粹主义政党。两者概念混淆的现象较为严重，许多学者开始强调和澄清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民族主义是围绕“民族”建构的一种话语体系，是历史存在的一个有限的与拥有主权的想象共同体，与一定的空间相联系，是依据民族内/外 群体之间的对立进行构建的。民粹主义“信仰人民”，构建“人民”的概念成为民粹主义的核心，以底层“人民”与高高在上的“精英” 对立的二元分野来界定“我们”与“非我们”、 “他们”的政治共同体边界。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构建的政治共同体因主体和边界的不 同，显然是不同的概念和内涵。但是，有学者指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提出“意大利优先”等事件表明这些研究忽略了民族主义抬头对外交政策与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多边经济和多元文化价值正在退却，多边机构如欧盟正日益承受压力，逆全球化趋势成为西方关注的热点。民族民粹主义领导人也可能将外交，包括贸易谈判和军 备控制协议视为零和游戏，而不是正和游戏。因此，从这个政治意义上而言，在越来越多关于右翼民粹主义制定民族国家保护主义的外交政策研究时，学者们更多地使用民族主义的概念，科斯马斯·蒙久指出，国际法已经成为一个被包围的竞技场，遭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脱欧主义及其各种变体等强烈的 “民族主义”的侮辱。

身份/认同政治是否是民族民粹主义兴起的最终动力的关键因素? 身份/认同政治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新社会运动围绕着不同的边缘化群体诸如少数族裔、妇女、同性恋者、残疾人等，其中心诉求是对其身份的平 等认同并且对他们当时所处社会地位的一种补偿; 现代自由民主政体对公民承诺了对其身份的认同，但是在实践层面打了折扣，这在一定的政治生态中成为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政治共同体的主体与边界的关联点。早在 2007 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召开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 ‘我 们’与‘他们’”学术研讨会，讨论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关联的政治认同或者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二元逻辑关系。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 鲍曼警告说，“9·11”事件后持续的“身份/ 认同问题”( identity issues) 加剧了“认同战争”( recognition wars) ，夸大和凸显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一些学者试图从纵向和横向把 “我们”( Us) 与“他们”( Them) 的政治认同两极化，来构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作为不同政治共同体的相关性与差异性。民族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在 2011 年指出，“过去的 20 多年见证了学术界对认同和认同政治的关注度的急遽增加……公民不在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之间摇摆，而是产生一种新型的 ‘认同政治’，其中民族纽带与宗教共同体比阶级、社会地位与意识形态更重要”。他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如奥雷利昂·蒙东 更加直接地指出，右翼民粹主义通过与“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构建联系——这在一个民族主义框架中变得非常重要——从阶级斗争叙事转向种族斗争叙事。2018 年，福山指出，“基于语言、族群、宗教和历史传统 的身份问题已开始替代经济阶层，构成当代政治的决定性特征”。身份政治已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民族主义或宗教保守主义的动员策略比传统的、从经济基础出发的左翼呼吁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工人阶级选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原因。西方学者把身份/认同政治作为解释社会底层 的民众放弃传统左翼政党，而成为支持反移民的右翼民族民粹主义政党的工具，但是左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表明以经济为基础的左/右翼政治分裂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是分析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有力工具。

当前，欧美国家民族民粹主义思潮的不断持续升温，必然带来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在全球化框架下民族国家场域”之间冲突的升级，这就需要慎重地评估第四次民粹主义浪潮的范围和力量。民粹主义势力在近年来各级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世界各地的政党政治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它们正处在重塑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党竞争和政治格局的过程中。稳步的、戏剧性的选举增长使这些政党得以进入议会和政府，在中东欧地区还是执政党中的多数党。其中包括匈牙利青民盟( 自2010 年以来一直执政) 和波兰 法律与公正党( 自2015 年以来执政) 。联盟党与五星运动联合执政反映了“净手运动”意大利政党体系的崩溃。在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也首次进入议会，并成为第三大党，这对欧洲迄今为止拥有最稳定的政党体系之一的德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西方民族民粹主义政党主流化、主流政党民粹化成为西方第四波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

民族民粹主义对全球主义“文化”批评的最明显例子是移民、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民粹主义者长期以来都与反对移民、同性恋婚姻等自由社会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影响力的增长，它们开始把反对“精英”的矛头指向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机构，如司法、媒体和学术界等。正如穆德多次指出的，民粹主义者不是反民主的，他们是反自由主义的。最近有很多例子表明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威胁。特朗普总统加强了对“假新闻”媒体的批评，指责这些媒体没有报道他作为在任总统的真实情况。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试图关闭中欧大学。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和欧洲化的背景下，跨国意识形态、组织和话语的相似性通过相互的“学习效应”( learning effects) 得到加强。欧美民族民粹主义浪潮冲击着国家、 地区、全球三个层面的政治秩序，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必将引发政治保守和外交孤立，如特朗普民粹政府实施“逆全球化”贸易保护政策，发动中美贸易战; 有些甚至直接干涉别国政治，如意大利民粹主义总理助威法国的 “黄背心”运动。因此，探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它们如何运用身份/ 认同政治构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试图取代或者削弱传统的经济基础上的左/右翼政治分裂，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多角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以福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乐观地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当代，自由民主建立在人民、民选代表与非民选技术官僚之间的默契之上，在达尔看来，由利益集团等组织化形式组成的多元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些结构中，政治精英连接公民与公 共权力，在现代政治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共识，即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议制间接民主，政治精英独享公共决策，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 功能只在于通过投票选举代表，并定期向政治精英表达政治忠诚。但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前景暗淡且令人沮丧，面临着来自内部的挑战——民粹主义，尤其是反抗全球化浪潮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叠加带来的巨大挑战。他们声称，自由主义的规范和政策削弱了民主，伤害了人民，尤其是在美国和中东欧地区。施密特认为，民粹主义政党削弱了 僵化的党派忠诚，瓦解了相互勾结的政党体 系; 它们招募被忽略的和冷漠的公民，并动员他们参加选举进程。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提出和综合多样性的或被忽视的政治议题，鼓励被压制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要求大声地表达出 来。自由主义主流政党逐渐被边缘化与民粹化，自由主义的话语权正在枯竭，自由主义在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层面受到了严重打击。当前西方政治危机的核心是民粹主义者所代 表的“多数人民民主”与自由主义者所捍卫的自由宪政之间的原则冲突，是民族民粹主义者对资本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所体现的新自由理性主义只顾自己获利而不承担 责任的精英的反抗。这正是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结构和体制的问题，而不是某种可行性模式的失灵。普通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他们渴望回到自己记忆中的过去，怀念全球化以前和很少外来移民的民族国家，反叛的民族民粹主义领袖们向他们承诺要重建这个过去。随着民众对强势领导人需求的日益增长，崛起的新政治角色开始质疑自由民主基本原则，如法治、新闻独立和少数民族权利，这似乎为曾经被扫入历史角落的威权主义的回归敞开了大门。

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获胜、执政或者参与政府引发了人们对其影响的讨论，不仅体现在既定的政党制度方面，而且体现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方面。从理论上讲，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既有利于民主制度，也对民主制度构成挑战，尤其是对自由宪政民主的原则。民粹主义政党的存在可以增加一定条件下的投票率、公众参与度和代表性。然而，民族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带来更多的是 潜在的负面影响。除了深刻重塑欧洲政党体系，它们还倡导匈牙利欧尔班所谓的“非自由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还是作为政府的一种体制实践，对民主的“非自由主义” 改造意味着使政治权力服从于民粹主义所谓 的一种特定的“人民”概念及其“普遍意志”， 而非少数精英的利益。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策略和特点是打破公民社会规则，利用恐惧情 绪与危机等政治话语，吸引这些“非民主主义”者的不满和敌对情绪。代议制民主和自由主义之间关系日益紧张，民粹主义政党的 兴起对直接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魅力型领导人能够煽动与激发公众的愤怒，这就难以避免将当前的政治动荡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危机相提并论。

学术界从意识形态供给、有利条件、政治背景和推动力等方面不仅探讨了西方民粹主义的挑战和影响问题，而且也探讨了对自由民主的巩固理论和比较经验层面的影响。很难预测能否避免关于“政治终结”的一般性论断，但是克拉夫斯特在 2007 年预测， “( 后共产主义欧洲) 地区‘非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旨在加入欧盟的 1989 年 后‘共识政治’即将结束”。现在看来，这种对右翼“非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所构成的 威胁的预测大体上是正确的。民粹主义尽管具有争议性的内涵，在政治辩论中作为一个模糊的流行语盛行，但已成功地运用于对挑战西方及其他地区现存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当代行动者的体系研究。自由主义民主内在的脆弱性有助于解释其坚定的支持者如福山在短短30年时间里从必胜主义走向几近绝望的原因。

西方的自由主义不会轰轰烈烈地倒塌，但是克拉夫斯特没有意识到，以极端反建制政党及其铁腕领袖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 社会保守主义势力的威胁，并没有被“自由主义共识”所真正替代，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政治主流。正如他在文章中所承认的那样， “自由主义共识”是一项精英计划，由政治、经济、学术界和政府等精英小团体推动。然而，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成为当代历史的转折点，不仅严重地打击了经济全球化，而且颠覆了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世界观，即对自由市场的崇拜。这场意识形态危机在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引发了一个保卫民族国家的 “民粹主义时刻”。保罗·杰尔鲍多指出，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老的行将就木，新的无法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垂死的老人是新自由主义时代; 在痛苦的阵痛中逐渐显露出来的新时期是民粹主义时代，民族民粹主义是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颠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

在欧盟监督下，中东欧地区由自由主义精英领导的民主转型出现倒退，已经迅速成为共识。学者们注意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及 其执政党青民盟已摧毁了制衡制度，并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寻求选民的支持。正如他所强调的打算建立一个 “非自由的民族国家”，中东欧的其他国家也都纷纷效仿。与西欧的民主制度相比，中东欧的民主制度生来就有一个“空洞的核心” ( hollow core) ，缺乏大规模的公民和政治参与是理解该地区民主弊病的关键。

为了促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使用了两个最低限度的定义。首先，民粹主义是一种内核空洞的意识形态，“它认为社会最终被分为两个同质的对立群体——‘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并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表达”。由于民粹主义的性质，它可以与左翼、右翼或其他意识形态相结合。其次，自由民主包括两个支柱: 一方面，制度化形式的普遍实施，民主权利( 即公民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权、代议制政府、自由的媒体、多元意志的形成和社会包容，等等) ; 另一方面，自由的宪法权利和原则( 即公民政治、人权与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三权分立，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等等) 。两大支柱通过实行民主宪法保障公共自治和“个人”自治的权利和自由可以相辅相成( 或同源) ，但也可能出现紧张关系。如果在第一个支柱中，它指向的特定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意志形成”与第二种内在的普遍主义规范发生冲突，如“多数人的暴政”，或如果威胁到后者，就会产生“非自由主义”形式。然而， 如期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国家不一定能保护个人权利，反之亦然。

因此，关于“非自由主义”的辩论指向了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或排外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民粹主义动员不满的代议制民主的程序性批评，这正是博恩希尔所指出 的影响自由主义民主特征的社会文化分歧， 以及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与价值危机，它同时被民粹主义批评家所推动、构建和强化。拉尔夫·达伦多夫曾说，“一个人的民粹主义是另一个人的民主，反之亦然”。当前的 “民粹主义革命”是由保守主义情感塑造的。中东欧那些自称为“革命者”的新成员害怕后现代文化的泛滥和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他们是怀旧而不是乌托邦，是自我防卫而非空想家。自由主义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右翼，其政治理念不是全球团结，而是民族国家主义。

无论学者还是媒体总是倾向于从“压抑 的回归”“创伤”“挫折”“地位/身份焦虑”等方面探析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这种心理解读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已。今天民粹主义的兴盛不是民主制度的一种病症，而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性质深刻转变的表象， 问题可能产生于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本身，而不仅仅是某种模式的可行性失灵。

为了防止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动员，自由主义者在冷战后成功地打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共产主义，但同时也为围绕认同和身份问题的政治动员开辟了空间， 从而为自身的毁灭创造了条件，经济政策事实上逐渐被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再加上新媒体和娱乐方式的革命，侵蚀了自由理性主义基础。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与左、右翼意识形态的趋同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西方代议 制民主政治。选举不再是左、右翼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阵营之间的选择，轮流执政的主流政党日趋突出党的治理功能( 即执政需求) ，转变为技术官僚，淡化传统的代表性，越来越多地采取对技术官僚与政治精英进行投票的形式——对当权者进行“仪式上的杀戮”，各种丑闻和假新闻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正如皮埃尔·罗森瓦隆所说，反对党的作用越来越多地以控诉方的模式( 17 和18 世纪英 国重大政治审判的模式) ，超越了将政治视为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的观点。今天， 公民作为选民的形象越来越被作为陪审员的形象所取代。

西方民粹主义者认为，选举不是在不同政策之间做出选择的机会，而是对享有特权的少数群体的反抗——对全球腐败精英、少数族裔或少数群体的超国家机构等道德败坏的“他者”的反抗。民族民粹主义不仅仅是某种政党或其他政治角色的特征，这是西方政治的新局势，必然导致新的结构性冲突，不是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冲突，也不是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真正的冲突发生在越来越不民主的精英和越来越敌视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愤怒公众之间。

中东欧民主转型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制度构建，而且受到新出现的不受约束的 “非自由主义”精英的夺权，而这种夺权是由消极的自由主义者的不作为所引发的。目前，西方成为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微妙 共存的政治中心。自由主义致命的缺陷成为整个西方民主问题的根源，不仅没有解决腐败、经济危机等问题，反而为精英阶层提供了巩固权力的机会，也为愤怒的公民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机会。

随着民主化第三波高潮逐渐退去，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危机层出不穷，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现有研究表明，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及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影响程度取决 于民粹主义政党自身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两种不同影响所对应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 西方政治/文化条件是什么? 或者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内部 的危机是否有利于当前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 民粹主义的兴起对欧洲自由主义民主的质量有何影响? 换言之，这些研究成果探求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通过哪些机制、在哪些机制下兴起与发展。他们目前正处于选举成功的浪潮中，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媒体背景下产生，并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民主包容性和公民参与的程度、民主政治文化、公民政治权利、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和自由、多样和多元化的公共领域，等等。

对民粹主义兴盛的条件和驱动力的理论重新分析以及进行比较经验研究，都试图重新思考和系统化分析民粹主义势力的原因与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因素。（1）“左翼”和 “右翼”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包含的特定 的或共同的“现代化”政治意识形态。（2）民粹主义政党是否被排除或纳入政府? （3）民粹主义政党参与的政府类型( 即联盟、正式或非正式参与) 。（4）历史遗产与（非）自由民主的巩固程度( 尤其是考虑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中东欧地区之间的差异) 。（5）民粹主义政党运作的政治文化和主流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如社会价值变化和反弹的动态性、主导文化/民主的自我认知程度）。

迄今为止，民粹主义和( 非) 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探索，实际上要比最初设想的更为复杂。在评估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未来及其强大生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或所构成的威胁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喜忧参半。从比较政治的视角和具体的区域重点案例来分析这个问题，虽然有些人认为变革性的影响可能比最近公开辩论中声称（尤其是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地区的执政，一直被欧盟谴责）的要小得多; 另一些人认为民粹主义对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对西方民主质量影响的深刻度——被低估了。人们越来越愿意打破既定的规范和宪法框架，进一步可能会转变“非自 由主义”政府甚至“半权威”与“权威”政权，巩固民族民粹主义的成功。

本杰明·莫菲特对民粹主义等同于“非自由主义”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呼应。他从北欧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中得到启示，认为民粹主义政治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比通常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民粹主义未必“极度非自由”。他提出了一种“自由的非自由主义”( liberal illiberalism) 概念，一种具有选择性的民族主义的自由主 义，被用来为“非自由主义”政治戴上“一张更‘可接受’的面具”。通过这种方式，莫菲特还含蓄地表明，学者们整体上对民粹主义政治的界定犹豫不决，难以将整个西方的地区差异表达清晰。

尽管认识到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和重要的跨国差异，埃伦斯曼认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是跨国的、“非自由主义”反弹的一部分， 反映了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深层文化差异， 这种文化差异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空间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凸显与涌动。在对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重新定义中，他为左、右翼民粹主义者加入了共有的文化维度。为了理解和评估第四波民粹主义政治的范围和起源，他提出了一种超越传统政治学框架的民粹主义研究的文化转向。他整合了目前仍处于边缘地位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和新媒体三个领域的理论，有助于阐明当今民粹主义者从中受益的 文化条件——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反革命” ( cultural counter-revolution) 、民粹主义者所表达的威权主义文化反抗的社会心理动力，以及新型社交媒体塑造的沟通转型环境。

有些学者研究民粹主义是否会让公民对政治更加愤世嫉俗。更具体地说，他们评估了接触民粹主义信息是只会影响那些已经倾向于民粹主义的政党还是所有的公民。在调查实验的基础上，荷兰公民的代表性样本是阅读一篇包含民粹主义或非民粹主义信息的报纸文章，研究民粹主义对政治犬儒主义的影响。作者发现，在阅读后，阅读民粹主义信息的参与者比阅读“中性表述”信息的参与者更加愤世嫉俗。有趣的是，他们还得出结论，并非所有接触到民粹主义信息的公民都受到同样的影响。事实上，受民粹主义影 响的只有那些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参与者。还有些学者实证分析了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民主和民主质量方面的差异和共性。他 们认为，民粹主义不应被孤立于( 左或右) 主流派意识形态之外。利用 1990—2012 年间 30 个欧洲国家的数据，他们的研究表明，民粹主义政党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影响因其左、右翼立场而不同，不同民粹主义政党之间及其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则是民粹主义因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