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琴抄》，东洋的“虐恋之花”

《春琴抄》 （1976 年版）电影剧照

《春琴抄》，东洋的“虐恋之花” （节选）

文 ｜ 陈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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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春琴的女琴师，九岁就因眼疾失明。佐助是她的仆人，他对春琴十分倾慕，为了能更多地跟春琴在一起，他要求拜春琴为师。春琴的教学异常严格，几近苛酷，他们的教与学几乎就是在春琴的虐待和佐助的哭泣中进行的。可是佐助不但没有离开春琴，反而更加爱她，他们有了私生子。后来春琴遭人陷害，毁了容貌，她不让佐助看她丑陋的脸，佐助就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让春琴在自己心目中永远美丽。这是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里的故事。

对佐助而言，春琴给她的苦难，恰是他的快乐之源。他舍弃了自我，对春琴盲目服帖，直至最后为春琴致盲。以被虐待为荣幸，以痛苦为快乐，这让我们想起一部奥地利小说《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作者莫索克在小说里写了一个男子萨乌宁渴望成为女人旺达的奴隶的故事。萨乌宁愿意受旺达驱使，被她惩罚，把对自己的生死大权交给她。他给她订了奴隶协议：“萨乌宁·凡·库什姆斯基先生今天结束旺达·凡·杜拉耶夫人未婚夫的生活，放弃作为她爱人的权利。凭着一个男人和贵族的名誉发誓，他自愿从此以后成为旺达·凡·杜拉耶夫人的奴隶，直到她恢复他的自由为止。”

《春琴抄》 創元社 初版

《春琴抄》和《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具有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是讲述受虐的故事。让人惊讶的是，受虐者都是自愿的，佐助自愿请求成为春琴的学生，萨乌宁自愿请求旺达当他的施虐主人。这种残酷虐待和压迫，激起对方的不是痛苦和恐惧，而是依恋和快乐，他们无一例外地驯顺于虐待者，放弃自我，放弃人的主体地位，死心塌地成了主人的奴隶，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升华。

在《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萨乌宁这样请求旺达：“请鞭打我吧，这样我才感到快乐。”

在《春琴抄》里，佐助这样认为：

“ 大概任何人都认为瞎了眼睛是不幸的。但是我自失明以来，从未体味过这样的感情，相反，心里却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变成了极乐净土，仿佛只有我和春琴师傅两个人活着，居住在莲台之上。这是因为我瞎了眼睛之后，以前所看不见的东西却都能看得见了…… 尤其是师傅弹奏三弦的美妙琴音，也是在我失明之后才品味到的。平时只在口头上总是讲：‘师傅是这一行的天才。’但是现在才总算理解师傅琴艺的真正价值了，与我不成熟的技艺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对此我很惊讶。从前我竟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多么罪过呀！回顾过去，自己是多么愚蠢！因此即使老天爷说再让我重见光明，我也会拒绝的。师傅和我，只因双目失明，才享受到明眼人享受不到的幸福。”

这是典型的虐恋心态。虐恋，英文为 sadomasochism，缩写为 SM。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把它翻译成“虐恋”。李银河为“虐恋”下了个简明的定义：“它是一种将快感和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如果对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施虐倾向的范畴；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受虐倾向的范畴。虐恋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统治与屈从关系和导致心理与肉体痛苦的行为。”

通常认为，人是追求快乐的，然而有虐恋倾向的人却恰恰追求痛苦，通过痛苦来得到快乐。现代生理学也发现，疼痛和快感是有密切关系的，并不是疼痛只是疼痛，疼痛同时也是快感。据记载，许多 19 世纪的医生就用鞭笞来刺激男性的性快感。当然这里有着从痛感到快感的转化的因素，比如对爱的渴望，我们从卢梭的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到童年时代的卢梭为了得到郎拜尔西埃小姐的爱，而故意招惹她的责打。弗洛伊德说：“在男性的幻想中，被鞭打即是被爱。”

虐恋双方大多数是在相互依存的情感与喜乐之中结合的，爱情在虐恋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然有时还出于抵消痛苦的策略。李银河说：“受虐倾向来自内心深处对自身的软弱及自己缺少重要性这种感觉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对感情的强烈需求和对别人不赞赏自己的强烈恐惧。这是一种带有自恋倾向的脆弱感、受伤害感。由于不能控制这种感觉，有受虐倾向的人从被动转向主动，使自己沉浸在‘一场折磨的狂欢宴会’中，寻求痛苦的狂喜经验。受折磨是痛苦的，但是让自己沉浸在极度折磨之中，反而可以冲淡痛苦。”

在西方，虐恋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福柯对虐恋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出现在 18 世纪的虐恋，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 向心灵的谵妄状态的非理性的转变 。

在西方文学中，虐恋文学有着特殊的地位，以萨德、马索克、波琳·瑞芝等作家为代表。不仅如此，一些不是以虐恋为主要题材的作家笔下，也常会出现虐恋的因素，比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卡夫卡的《审判》等。

谷崎润一郎自幼接触日本古典文学，倾倒于《雨月物语》、西行的和歌集《山家集》，喜爱定家的和歌、上田秋成的作品，并学习汉诗，培养汉学素养。他本来对西方不抱多大的兴趣，即使日本文艺界已经热火朝天地时兴法国画家高更的裸体女画像、追求西方文化情趣的时候，他也对西方文艺思想持冷淡态度，而把目光投向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但是在西方虚无思想泛滥之时，他苦苦地渴望女人肉体和追求官能快乐的欲望而不能满足，他的思想有了 180 度的转变，认为在自己的国土已经找不到他所憧憬的美，只有在遥远的西方才有伟大的艺术。

谷崎润一郎在他的《德探》一文中，力数西方文艺的“直率而宏伟地歌唱人生的悲哀和欢乐”，说自己“突然受到强烈的崇拜西方热所袭击，感到涌起一种像颤抖似的兴奋”。于是他认为“ 必须接触西方或依靠同化来开拓自己的艺术 ”，甚至说：“为了满足我的渴慕，如果可能，我要到西方去——不，与其到西方去，不如彻底变成他们国土的人，有决心埋骨在他们国土上的觉悟，移居那里，这是惟一最好的办法”。只是因为他家境贫寒，没有机会去西方，于是 1921 年，他迁居横滨本牧外国人居住区，间接地体味纯西方式的生活。他曾在《恋爱及色情》中具体谈到西方对他的影响：“ 西方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就是‘恋爱的解放’。进一步说，就是‘性欲的解放’。 试想一下，西方昔日有希腊的裸体美的文明，今日欧洲都市许多街头还屹立着神话中的女神塑像。在这样的国度和市街成长的妇女们，当然保持着匀称的健康的肉体。而我们的女神真正为了保持她们的同样的美，我们也必须有他们那样的神话，将他们的女神仰为我们的女神；必须将远溯数千年的美术，移植到我们的国家来。”

其实，谷崎润一郎所谓的“西方”，主要是“性”，所谓的“西方的美”，就是“性的美”。在这个基础上， 他倾倒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否定宗教，反对世俗的道德和习惯，提倡在恶魔的、倒错的世界中追求美和性快乐的艺术精神，并以这种艺术精神作为其“恶魔主义”的理念支柱，企图从“恶”的力量发现他所追寻的“美” 。

谷崎润一郎在《刺青》里写了一个文身师倾注自己的生命在一个年轻美女的背肌上文蜘蛛图案，翌晨美女入浴，痛苦难忍，文身师却发现在晨曦的映照下，她的背肌显示出一种妖冶的美，他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绚烂的美所倾倒。这个美女是一个“莎乐美式”的人物，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以邪恶为美，以受虐为乐的思想倾向。

其后，谷崎润一郎接连写出了诸多有着虐恋倾向的作品。他的小说《饶太郎》写的是主人公对女方的拷打显示出变态的迷恋，女方越是爱他，他就越渴望女方残酷地拷打他，使他达到亢奋的倒错的恍惚的状态。

在《痴人之爱》中，作家这样写道：

“一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象她的面孔所洋溢出的这般妖艳的表情。 无疑，这是‘邪恶的化身’，同时也是她以最高潮的形式发挥出了她肉体和灵魂所具有的全部的美的姿态 。我刚才在吵架中就不觉之间被那美打倒了，我从内心深处叫着：‘啊，真美！’，当时干嘛不跪在她脚下。”

在《富美子的脚》里，他索性直接写到了拜脚，对美脚的迷恋：女佣富美子的脚美极了，以至于老主人弥留之际，不能进食，便要求富美子用脚指头夹着棉花，蘸米汤喂到他嘴里。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春琴抄》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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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谷崎润一郎创作《春琴抄》时，已经完成了从崇拜西方到回归传统的转变。《春琴抄》发表于 1933 年，这时候，他已经从倡导“恶魔”转向了追求“日本人传统的‘永恒的女性’”。1923 年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成为废墟，他迁居到了关西，被古都奈良和京都的美所吸引。再加上他 1926 年访问中国，到上海前，本以为上海一定具有与北京一样的东方魅力，不料他却目睹了上海的十里洋场，产生了厌恶西方之情，从此开始了反思，重新认识东方文化，逐渐回归了传统。他还把《源氏物语》翻译成现代语本，还创作了具有典型日本传统风格的长篇小说《细雪》。

《春琴抄》在结构上带有很强的东方风格。它的结构安排像是中国和日本古代的屏风，一幅幅画面自成一体，彼此之间的联系若有若无，没有严格的首尾次序，读者既可以单幅欣赏，也可以把各个章节自由地排列组合，舒卷自如。批评家吉田精一指出，这是“对西方反自然的叙事方式构成挑战”的结构。 作者试图将春琴的美隐身在许多零散的小事件的叙述里，在朦胧优雅的气质下淡然流露出对情爱的眷恋。 再加上其语言，句子像清晰流畅汩汩不绝的溪流，罕见的标点符号构成了溪流的停顿和转折，于是这个在西方人那里也许会写得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谷崎润一郎手里却曲尽其妙、余韵无穷。

但是它又确实写了虐恋。难道日本本土文化里也有虐恋的因素吗？日本传统美学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物哀（もののあわれ） 。什么是“物哀”呢？《日本国语大辞典》这样解释：

1，事物引发的内心感动，大多与“雅美”、“有趣等”理性化的、有华采的情趣不同，是一种低沉悲愁的情感、情绪。

2，本居宣长提倡和阐发的平安文艺的美的理念。即把外在的“物”和感情之本的“哀”相契合而生成的谐调的情趣世界理念化。由自然人生百态触发、引生的关于优美、纤细、哀愁的理念。本居宣长认为“物哀”的最高成就为《源氏物语》。

感哀甚者，难免残酷。比如“恋”，则要讲“忍恋”。江户时代的山本常朝把武士的“忍恋”看成是“恋的极致”。这种“忍恋”是对象消失之后的虚无之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其非理性色彩。实际上，《日本国语大辞典》“物哀”词条中，也引用了纪贯之《土佐日记》承平 4 年 12 月 27 日里的一个事例：“（送行人）歌曰：‘人如鸭群列相送，别意依依愿君留。’表达挽留之意。行客深为感动，这样咏叹道：‘举棹探之难知底，感君情谊似海深。’当此互相作歌道别时，船夫却不懂得这别情深趣，自己猛劲喝干酒，执意快开船，催促道：‘潮已涨了，风也顺了！’”这个事例表明了日本人对美的理解：美跟现实逻辑是不搭界的，是非理性的。船工只知道现实逻辑，潮涨了，风顺了，就要开船，于是他不懂得了美。

辞典中提到的本居宣长也是江户时代人，被称为“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物哀”是物语的本质。他说：虽然高兴、快乐、有趣、振奋之际都会有一种感动之情，咏叹之举，“然而嘻然有趣之情，其动人不深；而悲愁、忧郁、恋情之属皆令人思心绵绵，感动至深。”他在主张排斥理性和道德的作用。我们从回归了日本传统思想后的谷崎润一郎写的《阴翳礼赞》中，我们也强烈读到这种非理性的审美倾向：

我们到京都或奈良的名寺古刹去游览时，往往会被带领去参观那些深院大宅房间壁龛上挂着的所谓该寺庙珍藏的字画。这些壁龛在大白天也多半是阴暗幽深的，所以看不清字画的图样，只能听凭讲解人的说明沿着黯然失色的墨迹，驰骋着想象的骏马，去玩赏可能是举世无双的绝笔。不过那模糊不清的古画和幽暗的壁龛倒是配合得无比协调，从而使图样的不鲜明不仅丝毫无碍欣赏，反而令人感到这样程度的不鲜明是恰到好处。总而言之，字画在这里只不过是一幅羁留着虚幻的柔弱光线的典雅“外表”而已……

如果说赞美阴翳还可以理解，那么下面的观点就不可理解了：

文化越是发达的人种，越是重视牙齿的整洁。据说按照牙齿的美观程度，可以推测该种族的文明程度。牙科医学最发达的美国，也就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本来日本人认为虎牙和稀稀拉拉的黑牙是天然的可爱，反而把洁白整齐的牙齿当成是刻薄和奸诈残忍的表现。因此，从前的东京、京都、大阪等大城市的所谓美人（不，男人也算在内），大体上牙齿的长相都不好，而且很不整齐。尤其是京都女人的牙齿以污垢见称，这已经几乎成了定论。……西洋人的“文明设施”、“清洁”、“整齐”云云，难道不就是像美国人的牙齿一样？每当我看到那白壁无瑕的整齐牙齿，不知怎的，总会想到西洋厕所里铺着白磁砖的地面。

这种迷恋忧郁、阴暗、肮脏的审美趣味，无疑是虐恋的温床。

哲学家土居健郎认为，日本文化有个奇特现象：娇情。 所谓“娇情”，就是“想被人爱的依赖愿望”。 娇情的原型是母子关系，儿子希望被母亲宠养、爱怜、管教。当然孩子对母亲的娇情未必是日本的特殊现象，但是日本人的这种娇情超越了母子阶段，发展到了成人社会，成为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准则。在娇情的世界里，人是依赖他人而存活的。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意识，集团的本质就是统治和被统治，也就是权力，大多数人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而感觉安逸和满足。

具有受虐倾向的人，也往往具有这种“娇情”的心理。“有受虐倾向的人希望被人当作一个娇弱无助的孩子对待。”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大多数被母亲鞭打和虐待过的孩子，都不会唾弃母亲，而是把母亲的虐待当做爱的表示。这种孩子总是竭力向母亲示爱，如果离开了母亲，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会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之中。

《春琴抄》中的佐助就是把春琴的打骂当做爱的表示的，这种受虐甚至是他自找的。作为仆人，他本来没有必要去要求跟春琴学琴，从而更女主人有着更难以摆脱的联系。我们还明显看到，佐助对春琴的依恋是婴儿式的。在春琴这里受了虐待，他就哭，用春琴的话说：“佐助是个多么没出息的人啊！一个男子汉，连一星半点的小事都忍受不住，还哭出声来，像有多大个事儿似的。”

《春琴抄》和《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一样，受虐者都是男性，而施虐的是女性。《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出现在西方的奥地利，19 世纪的欧洲，男性霸权已经走向没落；而《春琴抄》却出现在即使到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男权意识的日本，出现男性遭受女性虐待的情形，似乎不可思议。但实际上， 日本社会一方面具有男权意识，另一方面，又有着的“拜女”的倾向。这两者是硬币的两面。 实际上，男性特权同时也是个陷阱，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指出：“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一方面，统治者从统治中受益，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统治者不可避免地将无意识的模式用于自身，也就是说，用于他们身体的身体以及他们所成为的和所做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受到了相许多约束，这使得他们不堪重负。

心理学家瑞奇指出：在人的身上有一种叫做“性格盔甲”的东西，它像盔甲一样包裹着人的全身心，让压力无法排泄。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形成焦虑和恐惧之时，他就急待来自外力的打击，就好像一只胀满的汽球需要从外面扎一个孔以泄气。他得出人的快感模式：紧张——聚积——宣泄——放松，而受虐能达到宣泄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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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包括《春琴抄》在内的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虐恋因素，主要是日本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所生成的。在日本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虐恋的内容，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水上勉的作品里，都有虐恋的描写。

早在平安时代末期（约 1120 年之后）的《今昔物语集》里，就有虐恋的内容。在卷二十九第三话《不被知人女盗人语第三》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被一个叫“迷女”的美丽女子诱进家门。“迷女”供其吃喝玩乐，他们很快相爱了。有一天，“迷女”对武士说，没想到我们俩会成为这种关系，这或许只是一场短暂的因缘，但也必定是有缘才会这样吧？那么，往后不管要你死要你活，你都肯听我的话吧？武士说：全凭你说了算！于是，“迷女”就带领武士来到里边一栋房子，将武士的头发绑在十字架上，并让武士背向自己，绑住其双足。然后她自己换上了一套公卿便服，头戴乌帽，手持鞭子，狠狠在武士背上打了 80 鞭。注意，这里用的也恰是鞭子！捆绑，鞭子，这是虐恋作品中的典型工具。当然也许只是偶然。打完，“迷女”问武士：疼吗？武士回答：这点小伤算什么？果然不失我望，“迷女”说，就体贴入微地照料他的伤，给他更丰富的食物。当武士伤痕即将痊愈时，她再次带武士到先前的房子，又将其绑在十字架上，又在他背上狠狠抽了 80 下。过了几天，她再次鞭打武士，连胸前、腹部也鞭打得血肉淋漓。

平安时代，公元 794 年到 1185 年。而直到 19 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个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国家。1853 年 7 月 8 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 4 艘战舰，驶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被日本人惊骇地称作“黑船”。“黑船”的到来，才逼使日本开国。

日本对外来的文化，其实也一直处在接受和抵制的矛盾之中。比如早期对唐文化的接受，经过了奈良时代的无限崇拜，很快在平安时代就开始反思，建立起了“神道为根本，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的观念。虐恋的生成也是这样，虽然不能排除西方思潮的影响，但是根本的因素在于日本本土，它是日本本土生长出来的璀璨之花。

遗憾的是，在“西方文化中心”的习惯思维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非西方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底色，忽略了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从本源出发来展现其无限丰富的精神现象。比如中国有“痛快”一词，这跟西方医学和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痛淫”（Algolagnia）概念十分类似，即使在中国，也有虐恋的故事，这以后再谈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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