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1973年4月，我带着一份如今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信函飞赴北京。这封长达8页的信函是时任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1972年12月21日，在当选总理后仅几周内，高夫·惠特拉姆总理就推动澳大利亚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对20世纪70年代初还处于封闭当中但又试图摆脱孤立境况的中国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高夫·惠特拉姆又被人们尊称为“中澳建交之父”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观察者网注）委托我——当时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带往北京的。这封信论述了他对澳大利亚发展对华关系的构想，以及对澳中关系的长期愿景。
本文作者、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史蒂芬·菲茨杰拉德（资料图）
这封历史性信函的主旨其实仍然切中今天的现实。惠特拉姆总理在信中写道：“我们希望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与其他大国之间建立的那种关系一样”。这里“其他大国”，我想他指的是美国、英国、印尼以及日本。从这一措辞可见他当时非常重视对华关系，这意味着他希望澳中两国在政府和民间层面能互相熟悉、紧密合作、沟通顺畅、互信牢固而且两国能够在互动中对对方产生某种影响。
当然，惠特拉姆总理也认为，澳大利亚还应在澳中关系中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国讲出我们的不同看法。但令人遗憾的是，澳大利亚从未能与中国发展出上面描述的那种关系。而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中国建立“像我们与其他大国之间建立的那种关系一样”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中国世界”里，但澳中双边关系却并未能与这一现实相匹配。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与惠特拉姆总理1967年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讲过的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把美国搞清楚，也就无法把中国搞清楚（we can't think clearly about China if we can't think clearl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而现在美国出了一个特朗普，当下正是我们应趁机把美国好好搞清楚的关键时刻。
特朗普不仅把美国的体制和政府弄得乱七八糟，还牺牲了美国的安全并且使国际政治秩序遭到了破坏。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我们过去从没有很冷静、理智地思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过度依赖美国，缺乏独立性，我们对参与美国对外战争行动毫无疑虑，甚至有人天真地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无论发生什么，美国都会照顾我们的利益，而如今特朗普的当选已将我们上述心态所带来的风险充分暴露出来。
如果你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曾毫无原则地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比如说接受美国对枪支的态度、宗教在美国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富豪对美国政府的影响等等，那么特朗普总统的价值观对你这种一直以来毫无原则的接纳态度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和打脸。但是，我们的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和他手下的部长们却对当下美国的新情况毫无察觉。这将严重损害澳大利亚的声誉，我们对国际舞台上具备高度道德感的人物所表达的敬意将听起来有些虚伪，而当我们在价值观问题上与某些国家（比如中国）发生龃龉时，我们甚至将显得荒谬可笑。
1973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史蒂芬·菲茨杰拉德（资料图）
在澳大利亚，没有人认为我们与中国人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在澳中关系中几乎是个先验的、预设的条件。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必要且非常紧要的。而且眼下这一必要性和紧要性超乎历史上任何时期。澳大利亚现在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外交政策的大方向，而且要重新评估中国、亚洲以及美国各自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很多澳大利亚人和政治家一定都听到过下面的事实（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真能明白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同时也是个世界大国；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一个经济巨人；中国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日本、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中国就在我们不远处，是个永远也搬不走的庞然大物。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在澳大利亚国内的存在，这个国家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澳大利亚人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已经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实。
2007年，杰出的澳大利亚国际问题专家考拉·贝尔（Coral Bell）发表了一篇标题耸动的文章《西方世界支配非西方世界的时代行将结束》（The End of the Vasco da Gama Era），文章的观点如其标题：不受挑战的美国霸权时代已经走到尽头了。
美国霸权时代结束之后，还没有另一个霸权国家可以定义即将到来的全球新时代。但是在亚洲，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时代”（Sinic Era）的新历史阶段已经开启。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财富和实力，除经济因素之外，中国的政治动态和社会生活对我们的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
中国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游客、商业活动、留学生以及移民，来自中国的巨额资金（国有资本或私人资本、合法流入资金或灰色资金），中国的商业文化，中国国家资助的各项活动及其对我国华人群体的影响，凡此种种，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社会如何运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决策过程，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未能逃离这种影响。截至目前，这种影响还未体现出任何威胁或危害我国利益的迹象。其实，中国与我们的接触大多数是友善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定位并管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史蒂芬·菲茨杰拉德与江泽民总书记在一起（资料图）
现在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是如何作出反应的。从政治上说，澳大利亚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观察者网注）的那些政客、某些亲美智库以及为上面两者所利用的媒体似乎仍陷在已经过时的对华思维中无法自拔，他们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以及对美国权威的一种挑战，他们眼中的中国似乎是个一成不变的符号。他们拒不承认中国对我们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也不认为当下中国带来的挑战与以往有何不同。他们之所以秉持这一态度有很多原因，其中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目前很多澳大利亚人还难以接受中国对我们有强大影响力这一事实；第二，澳大利亚政府未能在教育体系内加强汉语学习和对中国的研究。在国会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懂中文，在我们的各大政府机构里情况恐怕也是如此；第三是政治意愿，自91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澳大利亚军方和情报部门与美国的合作日趋紧密。
除了极少数人士，澳大利亚大多数政界人物以及情报机构和军方人士似乎都对美国看问题的视角和思路有一种极具惯性的依赖，他们似乎懒于跳出美国的框架去独立分析世界局势，无论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还是叙利亚问题都是如此。如今他们看待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依然未能脱离美国人的视角。
我不是说要他们的态度转变180度，一切唯中国马首是瞻。只是现在，我们必须打破依赖美国的思维惯性，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看清楚，我们才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现在是我们澳大利亚而非美国直接受到中国的强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我们必须想办法对中国影响带来的冲击做出反应。
澳大利亚必须与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都建立紧密的互信关系，而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性，既独立于美国，也独立于中国。若想在未来的“中国世界”里生存下来，我们不能什么都依从中国，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在与中国建立紧密互信关系的同时，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澳中关系将会得到健康发展。一直以来，澳美关系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