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
口述︱陈允吉
整理︱方晓燕
朱东润先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回顾朱老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他探涉的领域非常宽广，包括史学、文论、古典文学、古代文献的诸多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可是先生本人对这些却并不怎么重视，唯有传记文学这一门学问才为其情所独钟。他晚年曾对身边的一些人说：“如果我死以后，能将‘传记文学家朱东润之墓’这几个字刻在墓碑上，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由兹益见先生平生之挚爱与心志所尚。1913年末，那时朱先生才十七岁，受上海勤工俭学会的帮助乘海轮远赴英国留学。翌年抵英后就读于伦敦西南学院，还屡往牛津大学听课。此际，他因接触到鲍斯威尔《约翰逊博士传》、斯特拉哲《维多利亚女王传》等西方传记名著，深入钻研过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综论》，开始对传记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涉足此间，“做一番斩荆伐棘的工作”。爰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他就完成了《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两部论著的撰写任务，对本土人物传叙之演进轨迹作了系统的梳理。以后他数十年如一日奋力创裁，又陆续呈献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李方舟传》《朱东润自传》等众多传记作品，在人物传记这块疆土上开辟出前所未臻的境界。先生这些弥富创意的成果足以树起一座丰碑，让无数的读者和后人仰视而叹为观止。我1957年高中毕业考入复旦中文系，于此执教的朱东润先生已经是声闻满天下的名教授了，兼又担荷着系主任的职务，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新生而言，肯定会将他列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先生仪容庄重、体质康强，虽其年龄已逾六十大关，但仍然步履轻健、思维敏捷，说话得体而且语调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从颊上两片眼镜玻璃中透射出来的目光炯炯有神，真所谓“望之若俨，即之也温”。不管是在迎新会上还是其他场合，但凡师生互动轮到他致辞和答问，殆无不以勉励诸生刻苦钻研、坚持进步为意。自此，先生在我们触受觉知所获致的印象里，早就是一位秉持积极人生理念、甘愿奋力砥砺前行而责任心很强的长者。不过要从业务上去认知一位前辈学者，则必须经历更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我刚入复旦中文系那会儿，读书甚少，见识仄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学养，一朝直面朱先生这样学贯中西、淹通文史的大家，不禁心虚怅然自失，委实与其所挚着的那份学术工作存在着明显的隔限。再说，洎于“传记文学”体现了文学与历史两大人文学科学门类的有机交集，所展示出的形态势必更加复杂，故照例不在本系低年级同学平时涉猎的范围之内。而往后我个人幸能对这一门学问稍微有点知识，堪以“触摸其边际”“略窥其梗概”，最主要是因为在我进入高年级阶段学习时，尝得益于朱先生亲自讲授相关选修课程的启导。1960年秋，我升入大四，论资排辈可算是个高年级生了，恰好这一学期朱先生在中文系首度开设“传记文学”这门选修课。该课主要提供我们1957级文学专门化的同学选听，因其内容新鲜独创，很吸引人，又是老系主任亲自授课，同学们选听的情况相当踊跃，我亦及早报名备列于听课者中间。记得开学那一周上课，可容纳六七十人的一教1223室坐满了人，先生在课前还发了两份参考资料，分别是（唐）慧立《慈恩传》及（宋）黄榦《朱子行状》首页的影印件，目的是让前来听课的学生增加些感性认识。朱先生上课恒以思想敏捷著称，阐发理论问题深入浅出，依次道来随在都有透辟的见解发表，偶尔亦会穿插一两句诙谐妙语来活跃一下课堂气氛。先生讲课另一显著特点是声情并茂，他设身处地叙述传记作品人物悲欢苦乐的遭遇，其自身感情又极易与之发生强烈的共鸣。譬如他介绍东晋、刘宋间的自叙体名著《法显行传》，道及僧人法显去国远涉南亚，“举目无旧”，“心常怀悲”，及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于王城北之青玉佛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而此际朱先生自己也两眼噙着泪花，遽至悲凄不能自抑。虽然选修他这门课的人数甚多，但课堂秩序始终很好，大家都被先生精彩的教学内容吸引住了。像我这样一个原来对传记文学罔无所知的人，此后能有一点粗浅的了解，那完全应该归功于先生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朱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讲“传记文学”，是他在相关的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有意把自己长期搜讨的体验作些整理传授给后来者。缘乎事隔弥久，记忆模糊，现今固难还原该课程的章节结构，谨粗率分列五点略陈其旨要，冀以一窥当年先生授课内容之大概：（一）传记文学是介于文史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艺术类型，它结合了史学和文学的特征而独立地存在，写作传记的主要目的是刻画人物变动不居又前后连贯的性格，并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内在逻辑予以深刻的再现。
（二）传记作家写作传记在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同时，又应该有强烈的历史与民族的责任感，达到真实、爱国、个性、艺术四要素的统一。传记作家必须达成才、学、识、德四者具备，尤应把“史德”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三）我国古代传记之远祖应追溯至《晏子春秋》，厥后其演进之流别则有《史记》及史家之传记，《三国志》、《世说新语》援引之传记，划时代的作品《法显行记》，正、续《高僧传》，为顶峰伟构之《慈恩三藏法师传》，唐代文人之传记，宋代的行状与年谱，《鲒埼亭集》的碑铭传状等。
（四）西洋英欧古代之传记，尠有《慈恩三藏法师传》这样布局伟大、结构完密的作品，浸至晚近如《约翰逊博士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司各脱传》《哥德传》等名著问世，不仅篇制恢张、内涵富赡，对有关的事实做过大量的考订工作，且能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对传主进行全景式的表现，为传记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
（五）我们应立足于今天中国的现实生活，通过对古代与国外的传记作品及思想资料的全面把握，按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繁荣传记创作，并建筑起能适应我们国情的传记文学理论架构。
以上分别叙列之五点，牵涉到传记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也是先生长期探寻与思考得来的理性认知，故言简意丰又自成体系，从而能够支撑起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全部内容。“传记文学”选修课的内容既为上述，而先生在渐次推进课堂教育的进程中，还有两大亮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是识见的鞭辟入里，例如先生在谈到怎样处理个别较为特殊的史料时，即举出古代史书里面的一条记载，其内记及东汉末年王允尝谓，“昔武帝不杀司马迁，遂致谤书流传”云云，朱先生认为这条材料后人阅读殊易引起错愕，但说到底亦并不足怪，只要我们认真体察一下东汉末年的时代氛围，深入了解王允其人的政治立场及个人心境就能明白，在当时汉家社稷朝不虑夕的境况下，以匡扶汉室自命的王允竟然责怪“昔武帝不杀司马迁，遂致谤书流传”，不过是他在回天无力的焦虑中放出的一句狠话而已，其识解精凿允当之处饶能启发人意。“传记文学”这门课程的另一亮点，是任课老师对同行人士著作成果的尊重。回眸该课程开讲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现代传记的创作犹未形成风气，那时出版的传记作品数量本不算多，可提供课堂上示范释例的佳构更是寥若晨星。先生一从投身教界即曾立下规矩，凡值登上讲台便决不推介自己的著作，为了坚持此项操守，他在广泛阅读、调研的基础上，择定冯至《杜甫传》、邓广铭《岳飞传》及吴晗《朱元璋传》三者充当实例，结合传记文学的创作理论进行分析荐评，对它们各自取得的成就均予热情肯定。贯注在他这些议论中间的，乃是一种敬业大器的行家所特有的同情与了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开头一长段时间，朱先生得以聚精会神耕耘传记文学这块园地，其收获可谓相当丰硕。自1958至1962五年间，他撰成的第三部人物传记《陆游传》，暨及与之配套的《陆游研究》及《陆游选集》，迄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陆续刊印出齐。而先生因撰作《陆游传》而确定的以《梅尧臣传》为中心的研究写作项目，至六十年代亦随之处于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1962年4月22日，先生在《光明日报》四版《文学遗产》专栏发表《杜甫的〈八哀诗〉》一文。至是年之5月27日，他又以该篇作为校庆论文在中文系的讨论会上宣读报告。按少陵《八哀诗》这一组五言古诗大篇，分别叙写了盛、中唐间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邕、郑虔等八位著名人物，藉兹论文指出杜甫措意写作《八哀》，“正是要为人物的叙述开辟一条道路”，虽曰诗歌体裁包含了较多抒情成分，叙述事件也不像散文那样具体周详，终究由于它本身具备着叙事的功能，故说到底仍可将其视为替贤者立传的一条途径。
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本科学习最后几个学期，方当肆力攻读唐代文学的典籍和史料。1962年9月毕业留校后一长段时间，又侧重在阅读经、史要籍及学术史著作。如若谈到传记文学，实则并未下过什么功夫，唯一能够扯上点关系的，是我在先生精彩的课堂讲授影响下，过后曾经利用假期把《张居正大传》和《陆游传》两书较认真地看了一遍。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张居正大传》，即以精严的体例与恢宏的笔触，着力再现晚明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国运兴衰和朝政沿革，在风云激荡的斗争中展开传主张居正的一生履历。整部传记一气呵成，读来让人热血迸流，不论是摹写事状或抒发议论，都无所不在地宣露出作者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允为我国现代传记领域极具典范性的开山之作。该书出版时原开明书店的责任编辑王知伊先生回忆说，他从傅彬然的手里接过这部书稿，在审读时将它与当时社会上流播的《王安石评传》等书比较，就觉得它在体制规模和叙事详备上有显著的进步。纵然其问世至今已相隔大半个世纪，但它仍被学人认为是迄今为止相关的同类作品中最有创意的一部名著。而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陆游传》，所表现的是一位文学大家，与《张居正大传》相比时间跨度更长，文学色彩亦有显著增强。著者为撰作此书做了大量基础材料工作，在严格筛选和运用史料的前提下，加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心理活动的刻画，深入地揭示出爱国诗人陆游命运的起伏坎坷及丰富的心路历程。无论是《张居正大传》还是《陆游传》，皆系先生全身心地执着追求而取得的殊胜成果，我们阅读其书如见其人，不啻能够从中了解先生历史人物传记创作的高度成就，而且亦可清晰地感受到他思想和人格的力量。
1962接下去的几年，政治气氛日渐趋紧，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频遭打破，读书做学问的大环境产生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从1963年秋末冬初算起，我在上海郊县前后参加了三期农村社教，待到1966年6月自宝山罗店返回复旦。学校原先的教学科研职能机构已停止运转，整个校园全都淹没在运动汹涌的浪潮之中。此际虽欲静坐案前展卷读书而竟不可得，日子稍长便怕业务荒废乃至心生焦虑。是岁，朱先生正交七十，作为一名卓有建树的老专家，又是被宣布靠边的老系主任，此后几年他从风雨中一路走过来，显得愈加颠顿辛苦，就很难再去顾及手头的那些项目了。然而世间的事儿往往出人逆料，到1971年春季，包括朱先生和我在内的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忽尔柳暗花明，竟一齐获得了可以静坐案前亲近书卷的机会。1973年三月初，复旦临时调集中文、历史两系教师一十八人，其间中文系一十五人，历史系三人，按老、中、青结合的要求搭建一个小组，期以承担不久将要下达的“二十四史”点校任务。朱先生时年七十五岁，诚然是年高德劭的老先生了。我才三十二岁，属组内五个青年教师中的一员。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中央文件传达下来，自兹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这件关乎国家学术建设的大事，就在北京、内蒙、天津、上海、济南、武汉多地全面铺开。根据北京中华书局与各地接受任务单位的商量协调，决定我们复旦负责点校整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上述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几经反复，至1975年底甫告完成。这样差不多有四、五年时间，我能够同朱先生在一起工作，为我就近向他问学请教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朱先生经历丰富，学问又好，兼之熟悉事典，非常健谈，在晚辈面前一点没有架子，与人交流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此期间我们都在从事史籍整理，谈话的内容往往集中在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上，有时也涉及一些传记文学的创作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正史、野史里关于人物的传记资料很多，而现代人去写历史人物的传记，鉴别其材料的真伪、确定其应用价值是极重要的一环。譬如，宋代狄青是个著名人物，但他行军作战为了鼓舞士气，也要搞些弄虚作假的东西。写传记如果碰到这类问题，就得谨慎地处理。在谈到古代流传的一些民间传说时，先生认为它们并不具备反映历史真实的品格，所以不应将其列入传记文学的取材范围。就像从宋代开始就盛传于民间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它把现实生活里宋仁宗与其母后刘氏之间的一场误会无限放大，任意牵强扯合，附会出一樁所谓将狸猫调换太子的宫闱惊天大案，从而给“极能持大体”的刘后加上诸多罪名，让她变成一个居心叵测、手段凶残的恶毒妇人。上述避实就虚的改造制作终能达成，一大原因是由于“女祸”这类世俗观念在起着推动作用，既然国家出了问题需要由女人来担责，倘若边界上值遇强敌入侵，当然亦得要找女人去抵挡。先生提到有段时间上海演过一出戏，叫作“十二寡妇征西”，表面看来它是在宣扬爱国主义，仔细一想便有问题，试问连寡妇都要驱役到疆场上去作战，那么举国之中剩下的男人在干些什么呢？唯因是际先生正在通读《旧唐书》的点校稿，以故有唐一代史事他也谈得很多，不过先生的关注的重点，还是在由盛唐进入中唐这一历史转折阶段，并将其目光聚焦在唐玄宗李隆基的身上。他说唐玄宗经常会被史书美化，如《旧唐书·睿宗诸子传》称玄宗“尝制一大被长枕”，又登兴庆宫西面花萼相辉之楼，“将与其兄弟等共申友悌之好”。朱先生认为制作“大被长枕”纯属欺世盗名之举，而登花萼相辉之楼观望诸王宅邸，真正的目的是对其兄弟进行监视。这个风流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把原本很强盛的唐王朝搞得危机四伏，终至招来“安史之乱”这场巨大的灾难。关于唐代“安史之乱”的起因，好多史料都把它归结为“女祸”，先生对这种看法大不以为然。他说中国历史上遇到难题时，大致都要拿女人出来抵挡，好像妇女能起的作用比男人还大，这骨子里是一种卑琐滑头的意识。把唐代衰落的原因归罪于杨贵妃，其余的人一概没有什么责任，这是最轻松不过的了。朱先生认为杨贵妃不过是一个玩偶，真正要对“安史之乱”这场灾祸负责的是唐玄宗本人。先生还多次谈起，在他点校《旧唐书》的过程中，发现盛唐是个高利贷盘剥十分厉害的社会，天宝年间玄宗屡命王鉷、杨慎矜、杨国忠等“检括”天下，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产生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而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最基本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朱先生对唐代历史的这些见解，显示出很高的识力，在此后都被他完整地融入了关于杜甫的一部传记里面。他酝酿和构思杜少陵的传记，约开始于1974年通读《旧唐书》的点校稿期间，至1977年正式动笔撰写。1981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年春末的一个上午，我去复旦第一宿舍6号看望先生，他当即拿出书来赐赠给我一册，浅绿色的封面上印着先生亲手题签的“杜甫叙论”四字。我向他请教这个书名的由来，朱先生说：“我原来想叫‘杜甫传’，但冯至先生过去写过一本《杜甫传》，如果我的书同它名称一样，那就等于否定了冯至在前面所做的工作，为此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叫‘叙论’比较好，因为‘叙论’二字的意思和‘评论’是很接近的。”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东海先生也是我的同班学长，在谈到《杜甫叙论》的体例特点时说，《杜甫叙论》使用的是以传为纵、以论为纲的评传体例，不去过多地复述杜甫的生平，使之便于将老杜的思想创作放到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中来加以考察。东海先生进而指出，在《叙论》所作的具体论述中，还确定了杜甫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为乾元二年（759）流离时期，第二个高峰为永泰二年（766）夔州时期，前者在思想性方面比较突出，后者则以艺术方面的创造而引人注目。该书由先生赠予后，我尝细读一过。给我留下最深切记忆的地方乃是第三章《渔阳鼙鼓动地来》，其中谈到马嵬兵变贵妃身死一事，在杜甫《哀江头》和白居易《长恨歌》里均有反映，但作品的情感及其产生的效果却不一样。先生认为《哀江头》“充满着当日的此时此刻的感受”，而《长恨歌》“只是数十年以后的‘变文’”，这末后一句话的内涵特别丰富，它确在很大程度上鼓励我去撰写一篇论文，俾以探寻《长恨歌》与变文讲唱之间的关系。
差不多在先生构思《杜甫叙论》的同时，他原先完成的《梅尧臣传》《梅尧臣诗选》《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三部书稿，也遭受到动乱的磨难，所幸未被烧毁损坏，至此得以回到著者身边。它们经过先生复核修订，于1978至1980数年之间，分别由北京中华、人民文学、上海古籍三家出版社先后出齐。按先生之将目光投向梅尧臣，无妨说是他撰写《陆游传》的延伸。“由于陆游对于梅尧臣的诗作了高度的评价”，“结合到刘克庄所称梅尧臣、陆游为宋诗的集大成者”，这使朱先生觉得“有对梅尧臣再作深入探索的必要”。鉴于梅尧臣的那部六十卷本的《宛陵集》，既不编年亦非分体，其排列之次序又杂乱无章，这肯定会给阅读它的人带来重重困难。缘兹1962年先生开启梅尧臣的综合探究时，首先将很多时间投放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面，唯有完成了此项扎实的基础性工作，方可对《梅集》作品的具体背景与实际内涵达成确切的理解。朱先生的综合研究实践恰好表明，正是因为传记作者曾对梅氏诗文做了细致的系年工作，《梅尧臣传》不啻弄清了传主平生活动的綦履踪迹，还清晰地勾勒出他在各个时期的思想精神面貌及诗歌风格之变化。譬如指出他在早先流连洛阳期间，诗歌的主调显得平易随和；及至诗人卷入官场政治斗争的漩涡，则诗歌渐趋激烈辛辣；后来他对统治者深感失望，其诗风就变得深沉峻切了。《梅尧臣传》作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无疑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历史人物丰满的性格，即使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也因为包含许多创识而倍受读者和研究者的珍视。
回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朱先生当于《梅尧臣传》脱稿之初，曾经打算给苏轼撰写一部传记。惟此事开始运作不久，就发觉苏轼的处世态度与自己坚持的观念多有扞格，其间之差别尤著者如苏轼耽爱庄禅，以顺处逆、玩世不恭，明明是逃避现实却美其名曰优游自在，这些都是先生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缘此他决定立刻停止这份工作，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转向了明清更替之际为国捐躯赴难的陈子龙。
朱东润先生《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问世，作者执笔撰写则肇始于1982年。第因此前上海古籍启动《陈寅恪文集》的出版项目，该文集内的一部分《柳如是别传》已获出版，而朱先生又曾在某个场合对它提出过直率的批评，致使不少读者误以为先生这部作品，或许是其经意与陈氏《柳如是别传》争辩立异的成果。殊不知朱先生在“文革”动乱掀起之初，就因观览《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辄即产生要为陈子龙结撰一部传记的想法。稍后他又利用运动斗批、审查的间隙，认真研读陈子龙《安雅堂集》及与之相关的众多资料，可谓做了非常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所以到达1982年作者从容落笔撰写该传，说来就如同水到渠成那样，把他久藏于胸次的愿望转化为付诸写作实践而已，其与《柳如是别传》一书的出版发行并无必然的联系。作为我国现代传记的奠基人，先生至耄耋之年还鼎力推出《陈子龙及其时代》这部杰构，其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无疑都是正面的。朱先生垦殖传记文学这块园地，向以善于塑造斗士的人物形象著称，举凡他作品中写定的传主，大致都是能够传递某一方面时代精神的重要人物，如张居正、王守仁、陆游、梅尧臣、杜甫，莫不如是。《陈子龙及其时代》这部新传记里面的主人公陈子龙，同样也是一位积极奋发、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根据朱先生的研判，认为陈子龙的一生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从青年到三十岁是名士。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诗文、交游等事，包括他和柳如是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感情生活的经历。（二）从三十岁到崇祯的覆灭，彼时他幸有机会接触到声望很高的黄道周，俾其认清国步的艰难及士人对国家应负的责任，遂尔成为一个志士。（三）自甲申年（1644）任南明兵科给事中始，他亲身参与抗击清兵的武装斗争，“最后终于在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边上，献出了自己的身命”，毫无疑问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斗士。“作为斗士他得不断地进行斗争，只要成功有一线的希望，真正的斗士必然要从失败中争取胜利，甚至在成功的希望只是泡影的时候，他也决不放弃斗争”。总其一生都和所处时代息息相关，先生正是通过把握传主与时代的特定关联，在这部传记的写作体例上突破常规，采用将传主生平履历与时代重大事件两条线索交替记叙的方法，而后者所占的篇幅要明显地多于前者。诸如明王朝、农民起义军及建州卫三股势力的冲击震荡，明宫三大案、魏忠贤擅权、明季士人社团的起伏，南明多个政权的建立和消亡，若此一连串身份各异的历史人物相继登场，代表着不同利益诉求肆力角逐，并依次向读者展露出他们各自鲜活的面容。传记作者绘就这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殊有助于他在作品中塑造出传主那样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传记文学以人作为描写对象，而传记的作者也应该是人格上完整统一的人。朱先生对于“史德”的强调，最根本的一点是重视言行、表里的一致，因为传记作品不但要记述人物的生平行事，同时也要对传主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就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的私欲与偏见。如果创作传记的人认识浮泛浅薄，或则思想方法执着片面，甚至从一己之狭隘利益观念出发，不能克服隐藏在内心的情俗，那就殊难对人物作出符合其本来面目的判断，乃至把想颂扬的人抬得高之又高，把想贬抑的人压得低之愈低，精神上完全为利欲好恶所迷惑，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写出来的作品，决不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历史的尊重。朱先生始终将写传记看作是对真理的体验，是一种不断完善自身品格的精神追求。接近先生的友人和学生都知道，他有炽热的家国情怀，尊重和关爱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要求甚为严格，生活上俭约自奉，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与人交往一向保持着平等和蔼的态度，并处处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讲求积极奉献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982年8月，他将自己多年教书薪金所得建造的二十四间房屋，以及各种书籍、杂志四千一百册全部捐献给了家乡人民，由当地政府在他的旧居建立起一个文化设施。他的这一事迹通过新闻传媒报导之后，使许多人为之深受感动。惟先生之律己甚严，故其律人也宽，他从来不以成见论人，对别人身上的缺点过失，总抱着一种宽谅和理解的态度。譬如他对中文系某些触犯纪律学生的处分问题，就一向着眼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张必须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赞成那种把事情搞到极端化的做法。196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刘大杰先生因他那部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受到人们严厉指摘，不仅有批判文章刊载报纸杂志，上海的马路上还出现嘲讽他的大字报。此际刘先生正身罹绝症，精神负担至为沉重，不久便饮恨抱憾而终。其时学术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复旦中文系朱东润是一块石头，刘大杰只是一块泥土。朱东润先生听到上述议论立刻表示，“不能这么讲，应该说两块都是石头。虽然现在刘先生身上沾了一些油污，但放到清水里去洗一洗，他仍然是一块石头”。朱先生的这一番话，被许多了解刘先生的人认为有知人之鉴。先生不为时世势利好尚所转移，在他人处境窘绌的景况下敢于仗义执言，这种实事求是的长者风度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对于绝大多数学界人士来说，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乃是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在十年“文革”内乱期间，朱先生长期靠边遭受批斗和歧视，在罗店疏散时又被强令跟随学生夜间“急行军”几至仆绝，师母亦由不堪造反派的凌辱含冤自尽。但先生能以高度的理性看待“文革”的起因与演变，不因精神上的怆痛改变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牢记初心，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祖国四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有鉴于此，他积极参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向学校热情建言。1978年先生恢复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他又重上讲台亲自给学生授课，并招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教书育人不稍懈怠。1979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担当一名新兵继续努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奋进不息。
1981年秋，朱先生赴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在会上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导师。而传记文学作为各体文学下的一个方向，也同时列进了我国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位目录，开始招收新生攻读学位。复旦中文系1978级的李祥年同志本着对这一专业学科的热爱，自1982年本科毕业起即师从朱先生，用了六年时间读完了传记文学方向硕士、博士的全部学位课程。这六年是东润师人生旅程的最后阶段，也是他的学术事业达到圆满具足境界而光彩四溢的时刻，他的工作日程还是安排得那么紧，除了每周亲自为祥年授课外，在这段时间里他写成了《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两本人物传记，又将《中国文学论集》《诗三百篇探故》两书修订交付出版。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朱先生有严格的计划，他要求祥年同志打好外语基础，多读原版的西方传记名著，对中国古代的传记文献取得博综贯通的了解。他每次给祥年上课，事前都写出教案提纲，事后检查实施情况，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如同一条鼓满着风的帆船，他就是这样在学术海洋中行驶，总想尽量把自己的学识留给后一代。1986年12月6日，朱先生在为他举办的执教七十周年庆祝会上说：“我已经九十岁了，这个年龄在一般人看起来早应该去休息，不必再做什么了。但是我不这么想，因为下面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今天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准备继续做下去。”这个诺言确实贯彻在先生的行动中间。他最后一部传记《元好问传》即开始撰作于这一年，此时他的身体日见衰退，曾多次患病住入医院，而出院后依然抓紧述作及指导祥年完成博士论文。朱先生晚岁常引用梁任公的话来自励，认为教师如能“终于讲席”，这是一份无尚的光荣。1987年12月8日，《元好问传》终于脱稿。同月18日，在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的主持下，祥年同志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朱先生由于健康原因未能亲自到会，但在当晚就仔细阅读论文答辩会的记录。12月20日，先生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遂住入复旦附近的长海医院，虽经医生多方救治，终因病笃而于1988年2月10日逝世。朱先生平日著书讲课育人不倦，于其弥留之际，仍以未完成的任务为念，希望不久即能返回学校继续工作。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鞠躬尽瘁，矢志不移，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顽强的实干精神，正是他的内在禀赋和人格力量最完美的体现。
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领域内，朱东润先生担当了潮流的引领者，同时又是园地的拓荒垦殖者，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可谓冠时独绝。先生身后1999年1月，东方出版中心推出《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一套，内中收入《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李方舟传》《朱东润自传》等传记八种。除了佚失于作者中年时期战乱中的《王守仁大传》外，其他所有的作品悉数汇集于兹，愈加方便读者择取阅览参考。而先生始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两稿，亦经先生的高足陈尚君同志的编次整理，201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合刊出版。光阴过得真快，现在离朱先生谢世之日已有三十多年，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亦迭经变化，而先生慈祥的面容却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他那和蔼的话语亦久久在我耳际萦绕，就像陶渊明的《咏二疏诗》所言：“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前驱者的箴言嘉行永远是后人的宝贵财富，让我们抚膺追昔，重温各自的成长历史，向辛勤培育过我们的恩师致以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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