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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全球政治衰退及其后果

西京研究院 · 公众号 · · 2024-07-29 07:55

正文

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50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704篇原创文章。

今年是世界大选年，全球政治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政坛正经受一场领导力的衰退和社会撕裂的反噬。在这场尚未触底的地缘政治衰退周期中，或者是强人政治，亦或是老人政治，领导人似乎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几乎没有几个支持率特别高的靠谱的候选人。而社会层面也不平静，戾气十足暴力横行，极端分子刺杀前总统接连发生 。可以说，未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大阻碍，将是顶端的政治衰退，以及底层的社会衰退。

我们常常把发展局限于经济层面，耳熟能详的词是“经济发展”。殊不知，发展应该是 “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三位一体。如果说政治会自上而下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则会自下而上的产生反馈。 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反则会起到阻碍作用。 经济发展不充分，政府会发生财政危机，社会则爆发集体不满，整个国家将会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同样，如果发生政治衰退，由过去的高效政治退化为腐朽政治，则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治发展 的主要标志是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社会发展 的主要标志是 集体理性的提升及对多元化的容纳能力 。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既包括 总量的扩大（GDP与就业） ，也包括 结构的优化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有GDP的突飞猛进，而伴随的却是产业和收入结构的扭曲，那也不叫经济发展，只能称为经济增长。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一定会促进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反而让政治偏向极左或极右，让社会走向割裂和民粹。

按照现代化的定义，发展就是 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 。现代化是一个立体综合推进的过程，政治、经济、社会齐头并进。如果其中有一环发展滞后或者出现危机，其它两个也肯定会受影响。我们常说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大约也是这个关系。只不过，“政治—经济—社会”则是更加立体和丰富的模型。

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处于深刻变化之中，经济发展前景并不明朗。 … 日本和美国前总统都遭遇…，表明社会衰退引发的恶果已经反噬到政治体系。（由于平台限制，“……”部分的内容可能不适合公开发表，敬请加入西京研究院研传会获取会员专享内容）

如果我们聚焦到政治衰退这一全球性问题，发现其主要根源还是来自于经济衰退——更多的是结构性的经济衰退：

1.迅猛的全球化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以及国内财富、收入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全球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资本可以自由跨境流动，但劳动力却不能，因此导致了美国铁锈地带蓝领工人的收入下降和“乡下人的悲歌”。社会危机出现，进而向政治领域传导，导致各种极端政客派别和政治思潮涌现，产生政治衰退。

2.全球化导致的国际失衡产生次贷危机等全球性危机之后，肆无忌惮的一轮轮货币化和债务化浪潮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次贷危机后“占领华尔街”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疫情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破天荒的向家庭和个人直接发钱，减免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债务。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但是却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大通胀环境下人们的就业机会和工资都在提高，但是一旦收入追不上通胀，持续的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分化，社会问题就又会爆发。而社会衰退或危机往往以民粹政治的面目体现在政治衰退上。

3.后发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竞争，供应链全球化的风险，全球性产能过剩对市场的抢夺等等，引发大国政治的非合作博弈与意识形态泛化。 全球化的初期，国家之间合作多于竞争，即使有问题也只是在经济范畴之内解决。全球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进一步推进政治发展，世界是一个开放共享繁荣的地球村。但是随着国际失衡加剧，社会不平等无法在国内解决，极端政客就会拿国家竞争说事，互相“制造敌人”以获取政治资源。国家这个政治产物摇身一变，从促进经济发展转为利用社会危机来获取政治选票和资源。

4.新兴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社会撕裂。 这些新兴国家也往往缺乏处理现代经济危机和容纳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能力，往往向后倒退寻找解决方案，自身也会产生严重的政治衰退，退化为更加扭曲的中心化结构。而政治衰退又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形成恶性循环直到政治、经济、社会同时发生严重的危机。

5.发达国家除了因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蓝领工人和乡下人的悲歌外，其制度和信仰的底色也因为扭曲的放纵主义泛滥而产生裂痕。 大量移民的涌入进一步破坏其底层社会结构，造成越来越多的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冲突。欧美国家普遍的右翼大回潮，特别是特朗普现象及总统选举的闹剧，都是政治衰退的一种表现。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国会山”，美国的政治衰退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在制度和治理机制层面，制衡式、分布式、大民主结构的治理体系更加有韧性。这种治理结构具有非常强的自组织能力，但是相对于最好时期的政治，的确也是衰退了。

政治、经济、社会三元主体，如果 任何一项发生衰退的时间久了，都会发生危机。 成熟国家的做法是，将经济危机隔离在政治和社会危机之外，也就是经济虽然发生衰退，但是政治和社会不会出现问题。日本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经济“失去了三十年”，但是政治和社会层面还是一直比较稳定。拉美国家则是失败的例子，经济危机很容易导致政治和社会危机，造成无比惨重的代价，修复起来也非常难。如果政治和社会结构被破坏后，采取典型的逆周期货币宽松政策只会引发恶性通胀，从而进一步加剧政治和社会衰退。所以一些经济学家推崇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在拉美国家的实验是失败的。

中国自十八大开始，一直坚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通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来推动政治发展，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来推动社会发展。十几年过去了，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 强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法治化 ，特别是提到“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等一些关键问题， 说明高层也意识到了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当然，相对于政治和社会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比经济发展的路漫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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