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俄]马硕著、尹嘉越译《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第一章导论，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2024年5月出版。文章题目为编者自拟，引用请参照原书。
马硕（Maxim Korolkov），俄罗斯历史学者，1984年生，200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博士学位，2015—2017年先后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京都大学、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专攻先秦晚期至早期帝制中国历史，研究聚焦于古代至中古东亚帝制国家形成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变革，以及帝国边疆区域历史。现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前现代中国史助理教授。著有《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
The Imperial Network in Ancient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Sinitic Empire in Southern East Asia, Routledge, 2022
）、《古代东亚南部的制度与环境：公元前3000年—公元300年》（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 in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 3000 BCE–300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Elements series
，即将出版）。译注有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奏谳书》（俄文）。正在研究由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课题“开创中国经济：中华帝国形成时期的经济变革（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Inventing the Chinese Economy: Economic Change i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Empires, Fourth to Second Century BCE”）。
2019年8月，马硕在俄罗斯塞西亚王墓考古工地
秦帝国未及十五年而亡（前221—前207），帝国的遗产却塑造了其后两千年间的行政、法律与经济制度，以及东亚大陆上帝国的地理轮廓。在北方，秦帝国沿着东亚农业区与欧亚大陆半干旱草原之间的生态鸿沟，筑起了抵御草原游牧民的长城。在南方，秦军渡过长江，穿越湖南向南岭山脉进发，并攻打下岭南，即包括今天的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越南北部在内的一片广阔的热带地区。在西南，秦帝国则将据点建立在云贵高原边缘。
东亚南部的这些领土被秦帝国和汉帝国（前202—220）中央视作边境（borderlands），其在文化与政治上均有争议，时而为北方的帝国中央所控制，时而脱离这种控制，成为地方政权诞生以及与帝国之外的人们和地区进行远距离接触的舞台。本书将这些领土划分为在更普遍意义上亦可成立的四个地理区域：湖南，包括今湖南省与江西省境内长江中游的主要南部支流流域；长江下游地区；岭南，即南岭山脉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越南北部；以及西南高原（参见1.1）。与此不同的是，位于东海与南海沿岸及长江与珠江入海口之间的闽越地区（今福建省），一方面山岳众多，另一方面则因与周边地区之间缺乏通航河流而难以抵达，因而尽管偶有帝国军队的侵扰，但仍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中华帝国早期扩张的影响。
在位于咸阳、长安及洛阳的秦汉帝国政府以及今天中国史专业的学生看来，整个帝国空间内，宫廷与中央政府所位于的都城是其明确的中心区域（center），人力与物质资源可供政府开发利用的地区是其核心区域（core），而长江以南的领土则构成了其外围区域（periphery）。但南方民众不仅在这一帝国空间内进行经济、文化、军事及其他领域的互动，他们同时也参与其他互动网络，这些网络没有明确的中心，且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使其很难被单一政权吞并。这些网络分别被称为“佐米亚”（Zomia）、南海网络以及东南亚海洋空间（SEAMZ），它们在社会组织、物质文化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表达等方面所拥有的共同基础促进了长途贸易往来。
中央集权的帝国网络由国家来保障安全并加以组织和维持，其中物资、商品、人口及知识等资源的流通结构也服务于国家目标。与之相对，上述群龙无首的互动空间不仅使资源从帝国的政治经济中流出，还为皇帝治下的逃亡臣民提供了庇护，因而是帝国网络的潜在竞争对手。中华帝国在其权力达到巅峰之际，试图沿着区域间的交通路线扩张其南方边境，这是为了能够以常规的外交手段或偶尔的军事干预，来控制或管理当地社群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从而将这些地区并入帝国网络。这种扩张一方面是出于战略安全考虑，因为不受控制的边境可能成为入侵者或敌对政权滋生的温床；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帝国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欲望，他们想要利用长途流通渠道来运输战略物资与贵重商品，如金属、马匹、珍珠、香木、犀牛角、羽毛以及时代稍晚的香料与佛舍利等。在通常的中国史叙事中，公元前3世纪后期至公元前2世纪间秦汉帝国的“南下”，是中华帝国“向热带进军”（march toward the tropics）的开端与关键阶段。
本书主张，早在公元前221年东亚大陆统一之前，中华帝国的建立就受到了互动空间地理格局的影响，而秦正处于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多个重要网络之间，这对于理解其征服而言至关重要。
虽然暴力与再分配在帝国的运转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比起将帝国视为一种为了帝国首都精英阶层的利益而强加给边远地区民众的压迫性再分配制度，笔者更倾向于将帝国视为一种互动网络，这一网络将远距离的人们与社群联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在参与互动中获得独特且重要的优势。
笔者在分析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间中华帝国在长江以南统治的兴衰时贯穿了这一理解，也相信本书所提出的方法大体上亦可用于分析帝国体系及其与其他形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之间的关系。
本书虽有部分章节的时代背景早至新石器时代、晚至中古时期，但主要关注的仍是公元前3世纪晚期秦向长江以南扩张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同样，本书论及的地域范围虽北至中国北部 的中原、南至南海地区，但对地理的关注仍集中于长江中游地区（参见图 1.2）。该地区在上述时期内是秦帝国向南扩张的桥头堡，并在此后数百年间成为帝国控制长江以南地区的后勤、行政、经济与军事基地。
汉代末年，长江中游地区已在行政上被合并为荆州刺史部，并被当时众多的地方军阀视为重新统一帝国的关键。六朝时代的南方帝国（220—589）将政治中心确立在长江下游流域，则标志着其与秦汉帝国在地理格局、制度及政策方面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也标志着其采取了参与南方非帝国网络的新方式。这些论题将在本书结尾部分详细讨论。
在继续概述本书的概念与理论框架、学术背景、文献来源、方法论及行文结构之前，应当对本书书名的措辞略加说明。笔者有意避免采取将古代东亚政权(包括秦汉帝国)称为“中国的”(Chinese)常规做法，以免读者认为这些社会共有一种一贯的、稳定的民族或文化认同。这样的表述不仅时代错位，会陷入目的论的国家建构叙事之中，而且还会削弱本书的中心论点：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间，帝国仅是东亚人群可利用的众多互动网络之一，这些网络所产生的政治与文化身份并不稳定，且取决于网络自身不断变化的特征。本书采用的替代词“中华的”(Sinitic)具有口语与书面语上的含义。“中华帝国”(Sinitic empire)指那些在行政上使用汉字的政权，而并不进一步涉及其人口的民族文化认同。
另外，笔者使用“东亚南部”(southern East Asia)一词指代长江以南地区，并非意在表明该地理空间内的社会间存在任何经济、文化或其他密切联系，或是拥有共同的历史发展道路。虽然本书提及的一些重要互动网络主要分布在该地理空间内，但也有其他网络跨越了其边界，其中就包括本书重点关注的长江中游网络。笔者之所以使用“东亚南部”来概称长江以南极为多样化的社会，关键是因为在本书关注的时代内，它是中华帝国在南方扩张的主要舞台。不过，与“中华帝国”这一时代界定相似“南方边境”（southern borderlands）这一空间界定同样存在问题：正如对于哪一事件标志着新的帝国政权在东亚的诞生仍有争议，不同时期内区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地理界线同样存在不同看法。事实上，“核心”“外围”“边境”等词的划界作用值得怀疑，这些术语直到中央集权帝国网络形成过程中相对较晚的时期才更有意义。
本书从网络视角探讨了帝国的形成，并将其视为根植于东亚大陆上，通过文化、经济与政治军事关系联系起来的各社群之间长期互动的过程。
随着新群体的加入、互动强度的增加及网络性质的演变，网络中不同节点的向心性也因时而变。基于以上视角，笔者试图修改一种帝国叙事——这种叙事本质上聚焦于一个扩张性政权及其代理人（统治者、政治家、外交官及军事将领）行动的作用，且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首都与地方、核心与外围之间的等级体系。不过，这种叙事中的某些元素也无法避免，如果不提及秦始皇、商鞅或白起，或是不提及征服、强制移民以及修建道路与运河等国家行动，就无法叙述秦帝国的建立过程。
本书以秦汉帝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试图证明中华帝国的建立是一个基于网络的过程。
区域间连通性（interregional connectivity）影响了领土的扩张，而每征服一片新领土都是在参与新的互动网络，这塑造了地理机遇、经济激励及战略模式的范围，进而决定了帝国执政者的决策。笔者进一步主张，帝国远不只是为了满足其统治者、精英阶层及核心地区的利益，而强加于既有网络之上的依附性上层建筑；相反，帝国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互动网络，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不同参与者的利益与需求——这不仅涉及统治精英，也涉及次级精英，甚至普通百姓；不仅涉及政治中心，同时也涉及偏远地区，甚至有争议的边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网络中每个人的处境最后都会得到改善，帝国需要其臣民付出代价，且建设帝国通常也是一项暴力的事业。早期的中华帝国（包括其他帝国）从来不是其臣民建构身份认同的唯一标准，也从来不是他们用于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军事往来的唯一框架，因此参与者们始终可以选择完全或部分地退出帝国网络，继而加入或进一步参与其他不受帝国控制的互动。在汉代末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2世纪晚期至6世纪）这样的关键时代，上述变化大范围地波及帝国网络，使其走向瓦解，并在新的基础上重整。
在相关研究中，世界体系模型的随意套用招致了理论、方法及证据层面的批评，这些套用涉及从地方到全球、从军事冲突到大宗商品贸易的各种跨越广泛地域的社会间互动。尽管支持对世界体系作广义解释的学者，试图发展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定义，既可解释贵重商品不常见且不规律的长途流通，又可解释地区间的“微型体系”（mini-systems）内更紧密的联系；但也有学者认为，“诉诸世界体系模型来理解这些联系具有误导性，同时也是时代错位的”。
还有一些学者持中间立场，他们区分了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与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 analysis），并将后者定义为一种视角，而非一种理论或模型。在他们看来，世界体系分析关注的是以下问题：不同性质的地区间有何关系，这些关系对政权的扩张或瓦解有何影响；能否确定不同地区的等级关系或在贸易往来中的不对等地位；贸易商品的特征；边界与边疆（frontiers）的性质；不同地区人口身份认同的形成与转变。虽然这些学者也会使用“核心”“外围”“半外围”等沃勒斯坦式（Wallersteinian）的术语，但他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认识到，事实上他们经常论及各种互相重叠的贸易网络，这些网络大都没有单一的共同核心，且地理格局不稳定，并不必然汇聚为一种“世界经济”（world-economy）。
与上述含义较为绝对的世界体系术语相比，
本书在描述先秦时期东亚的区域间连通性时，使用了与互动论（interactionist）及网络视角相关的术语。同时，本书使用的世界经济与世界帝国模型，也可用于分析公元前3世纪最后30年间帝国网络兴起后东亚互动空间的变化，以及东亚经济核心的形成——作为秦汉交替之结果，大致完成于公元前2世20年代。
笔者此前曾主张，国家财政及行政管理组织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前2世纪间的变化，对帝国政府与地方精英阶层的关系、市场的扩张以及整个帝国经济的整合产生过深远影响。本书将试图证明，上述进程也推动了东亚大陆及周边地区的互动网络中世界经济属性的形成。
“外围”（peripheries）、“边缘”（margins）、“边境”（borderlands）、“边疆”（frontiers）等概念及其他描述世界经济空间特征的术语，不仅是世界体系话语的核心，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对于分析包括帝国在内的大规模社会系统也极为重要。半外围地区产生新制度形式、创造新权力中心以及改造世界体系的能力，曾被描述为“后发优势”（the 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 ）。后殖民研究也强调，帝国边境不仅在身份塑造与共同体想象中占据关键地位，同时也是权力与经济运作新形式的发源地，以及挑战既有规范与思维方式的源泉。相似地，后过程（post-processual）考古学家对多重实践与话语模式之间互动的关注，同样激发了对边界、边疆及国界（boundaries）的兴趣，并促使学界意识到，虽然国家这种政治网络的整合常使各种活动受同一中心主导，但政治、经济、礼仪等不同活动的地理格局未必一致。
上述互有重叠的互动网络所具有的多重性与不一致性，以及边缘与边境地区在政权建设、经济变革与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已日益为学习东亚古代史的学生所认同。
迄今为止，基于世界体系或网络视角的大多数研究，所关注的都是古代中国的北方与西北之间的联系，但近年来，对于东亚南部民众与文化，它们在中华帝国扩张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在中华文化圈内外的互动，学界的研究兴趣也开始急剧上升。
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
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