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香港

随着《敦刻尔克》在国产电影保护月终结后迅猛潮势的来袭，小成本港片制作《黑白迷宫》在大片强势倾轧下也陷入了黑白乱局的“迷宫”之中，并再现了90年代末期港片深受崛起的好莱坞冲击的消亡镜像，影片结尾一场血腥戡斗后的酷烈结局也凝聚了后冷战时代全球霸权文明震荡下的港土最后悲情的想象——在一袭凄凉的风雨时分，荒芜颓败的香港贫民窟成就了殖民时代最后的废墟，雨水浸泡中的荒城笼罩在一片阴冷中，如果说结尾殖民时期的帮派代言人大华、阿春的死亡象征一个时代的落幕与社团体制的解体，那么这场港式影像中惯常的雨幕死亡景观无疑构成香港记忆的葬礼——大华等人在遭遇戕害后“恰当”地躺在废墟的棺椁中，伴随着这群殖民旧人一同消亡的，还有整个80-90年代“前现代”时期的香港蓬勃的社团文化与帮派印记。

诚然，回首近些年来的港土影像，以大华为首的殖民时代社团幽灵的复活似乎已逐渐趋同为一种文化怀旧潮流，这群携带着上世纪浓烈江湖气息的幽灵在现代香港都市空间内的复现在返观过往同时，也映射出当下香港荣耀与创痛相互交织的双重镜像。正如《黑白迷宫》中两派势力厮杀时各自身着的黑白服饰一样，“黑白”不仅仅暗喻着港土内部殖民旧影与红色革命形态的博弈，也暴露出处于“民主”与“威权”命运关隘间香港艰难抉择的命运困境。

相较于《十年》、《踏雪寻梅》、《树大招风》、《一念无明》此类直接描摹港土生存实景的影像，《黑白迷宫》、《冲锋车》、《窃听风云3》、《毒·诫》等呈现后冷战时代下堂吉诃德式末路英雄的悲情故事才是当下香港商业电影的主潮，也是唯一可以在大银幕上与内陆观众真切分享的生存经验。这群殖民时代幽灵的复活究竟负载着何种现实意义？而后冷战时代下香港末路英雄的悲剧又折射出当前香港怎样的命运寓言？如果说97回归以来冷战语境的解体使帮派文明衰竭已成必然，那么大华、阿春在现今香港屡屡碰壁的遭遇真的能为当下香港重塑未来想象的可能吗？

正如《大只佬》中寄寓全体港人的生存箴言那般：“昨日因今日果，佛只看重一件事：今日种的因。”因此，消解现世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积得善因，求得轮生真果，而怀旧影像中活在狮子山下的悲情香港，正徒步穿越重重迷墙，等待着下一个踏实苦干机缘的临降。

《毒。诫》

然而，虽然当下活跃在大陆银幕上的香港影像为寻求现实抚慰而笼罩在一片悲情的殖民怀旧氛围之中，但这种消极避世、拥入历史想象怀抱中的自怜姿态是否真的能为当下香港重新赢回转机呢？亦或说，《黑白迷宫》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融合语境中所呈现出的殖民记忆的怀缅与命运的悲观对当下香港是否真正具有深刻自反的价值呢？正如国内诸多影评人指出，以《十年》、《踏雪寻梅》为首的政治影像中呈现出的伤逝、悼念的文化自恋情绪不但无法真正为孤立的狮子山重新寻回“大时代”曙光，反而极易使当下香港过度沉溺于末世危机的虚无想象中而与大华、阿春们一道悲情赴死。这群殖民幽灵的复现在连接大陆情感认同之余，是否也会成为悬置于港土上空的“死亡魅影”而招致更深恐惧呢？

《踏雪寻梅》

《黑白迷宫》中大华、阿春们统一身着白色服装死于黑帮戡乱中，死亡无疑为白色赋予了深层的文化意义——社团文明自我悼亡的丧服。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丧服究竟为谁而穿？而承载着繁荣港片记忆的任达华、陈小春们在20年回归之际身着丧服，对于银幕一端在港片熏陶下成长的内陆观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正如电影的配乐粤语歌《为什么》中悲情哀悼那般：

《冲锋车》

作为香港最后的江湖消亡的血色挽歌，《黑白迷宫》、《冲锋车》、《窃听风云3》、《毒·诫》展现出了当下香港现实社会遭遇未知命运时的真诚想象，但想象本身所包含的“理想中的乌托邦”的集体无意识幻灭情绪对于当下的香港似乎不但无法发挥抚愈现实的疗效，甚至将香港重新带回了殖民记忆的酸楚中，而在回归20年的香港青春的成人礼上重新浮现的怀旧心理，对于身处林郑月娥时代的与内陆展开更为广泛的资源共享协作中的香港来说，更是一则文化预警的讯号，这些电影所展现的怀旧心理正是解殖20年来并未完全消化的残留的历史遗债，乌托邦坍毁的哀叹正是由于解殖不彻底分娩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畸胎。如何重新清理殖民时期的文化遗债并穿越乌托邦雾障，就绝非片尾内陆卧底警察高天一个潇洒的转身与苍白的道歉所能轻松回避的。

香港最后的骑士

以2009年香港警匪片的标志组合麦兆辉、庄文强联手推出的《窃听风云1》为“乌托邦”幻灭原点的话，一种新型的类型人物组合模式在港片中诞生，这既是彼时“后CEPA时代”的港片在北上之途中与内陆市场始终难以有效对接而采取的的救市性策略，也是殖民时代落幕后的香港社会能够最后承载昔日“亚洲四小龙”黄金记忆的文化载体。昔日代表港片文化符号的香港演员们开始集体协作，以捆绑营销的方式出现在内陆大银幕上，曾经的任何一名本土演员作为合拍片主角试水大陆市场宣告失效后，团体协作、捆绑营销也就沦为激活港片影像记忆的最后方式。

《窃听风云1》

与80-90年代《英雄本色》《喋血街头》盈溢着香港自由主义昂扬情绪的江湖格局不同，《毒·诫》《黑白迷宫》中的帮派集团皆呈现出一派晦涩的生命状态，而昔日涌动着浓郁人文情怀与民主氛围的旧时代在近期《毒·诫》中完全沦为充斥暴力、欲望与罪恶的人间地狱，回归成为失陷于殖民暗夜中的香港再度救赎、向死而生的唯一生存可能。如果说《毒·诫》为昔日殖民时代的帮派恶徒们再度奉献了命运救赎的可能，那么《冲锋车》《黑白迷宫》则完全阉割了发展主义的群体欲望，将彼时的社团文化、帮派记忆作为唱衰现今香港文明的悼词与亡曲。

《喋血街头》

《冲锋车》中殖民时代的帮派恶徒重聚以再次彰显江湖义举的行径无疑是港片凝结殖民记忆的最后想象——江湖义举在新时期的必然失败也宣告了后冷战时代下殖民文化的彻底解体。当下港片年轻的创作者们将这群江湖老炮儿有意设计为堂吉诃德式的“时代最后的骑士”，在落幕悲情中实则展现出当前香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反与历史疗愈能力，暴露殖民伤口的过程也是当下香港重塑信仰、再度愈合的过程。在《黑白迷宫》中，以大华为首的江湖老炮儿的死亡也是大国崛起时代的必然，旧殖民时代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中西混合”的畸形统治方式所导致的暧昧、混乱的文化分裂倾向遭遇到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双重基础上的大陆体制时必然产生抵牾，而近年来以大国崛起形象重新确立现代国家位置的中国作为后冷战时代重要的政治一极，在对香港的回归统治中也必然有意识地重新构置出愈加严密、集中的权力垂直体系，大华、阿春并非完全死于港土为重构本土权力架构所展开的血腥内部大清洗运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帮派文化所依托的“冷战”、“后冷战”语境随着现代中国的崛起逐渐宣告失效，由此导致的港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与历史各领域的深刻变化也是现代化的改写结果。

但以大华为首的香港最后的骑士所抗衡的破碎的江湖风车为何在后冷战时代依然矗立并且呈现出“僵而不死”的凝滞姿态？帮派内部四分五裂的势力又遭遇现代化的何种改写？在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在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之后，“重新安置人”成为胜利者深化自身政权逻辑的解决策略，在欧洲近些年来的二战影像中诞生了以《窃听风暴》《朗读者》为代表的“失败者逻辑”——通过分享昔日敌手的意识形态完成历史裂隙的最终弥合，而《黑白迷宫》中作为殖民符号的大华、阿春们的“失败者”为何在大陆主流价值中始终无法获得合理的历史安置？难道当下大陆对于殖民历史的回收只能以“异化”、“幻灭”的现代主义的常规方案达成和解吗？大华、阿春们在“重新安置人”的全球潮流中必然拥有死亡改写的可能。那么造成大华之死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这无疑与97回归以来由于大陆解殖不彻底带来的断裂文化认同有关。

解殖余债：

香港的昨日梦魇

《黑白迷宫》开场，在回溯社团历史溯源时，影片有意“缝合”进明清坐拥强大反动势力的地下秘密组织——洪门，而这也是现代社会大华、阿春确立自我主体身份的历史根源，对于昔日洪门保持着浓郁封建专制色彩的帮派秩序的追溯也是当今一度面临政治撕裂的香港努力拼贴的文化想象。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接受过英殖民时代现在启蒙文明开化的香港社会，为何历史记忆中依旧镌刻着如此浓重的封建秩序的印痕？亦或说，一度作为现代文明对立面的封建余孽为何能够在香港现今的政治格局中保持着和谐共存的生态？

作为封建专制遗债的社团文化的延续与殖民时期港英政府“滞后”的现代管理模式有关。联系造就和维系大华黑帮身份的社团制度——殖民时期香港“殖民现代性”混合文化的显影。从封建专制时代在西洋枪炮教训下被迫开埠通商开始，再到20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逐步架构出英人与本地精英华人合作勾结管制，香港在现代化演变中推行经济实用主义与自由贸易之余，也始终难以摆脱封建文化的胶着经验，这也使得香港始终未能与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发展出真正的“原生现代性”，而是杂糅着封建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混合文化。在香港，这两种互为悖论性的文化体系不但和谐共生，甚至达到了互为镜像式的映射形态——正如《黑白迷宫》开头社团因经济利益纠纷而施展暴力手段一样，保持着完整封建统治体系的社团文化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今天已成为垄断资本与财阀集团的代言人，而社团所延续的极权暴力手腕甚至成为资本集团大肆敛财、巩固既得利益的武力保障。

在开埠初期，为防止20世纪初大陆五四学潮带来的强势文化冲击，港英政府有意庇护传统封建文化与旧有习俗，而发端于明末清初的帮派文化作为社团的前身正是在港英政府倒置性的政策中成为复活的墟土，由此导致的文化的滞后性与身份的暧昧化，使得香港的现代化反而落后于大陆。作为封建统治秩序法律凭证的《大清律法》直到70年代依旧在香港实行，而法律框架下的帮派文化也因此一直阳奉阴违，无法禁绝，这也使得绵延不绝的社团文化成为回归后的香港最后文化想象的孤岛。正如大华面对众兄弟时，反复陈述的：“社团让你做，做对了是社团的，做错了就是你的”——在具有严格等级秩序的上行下效的宗法制下，不仅是个体失去了掌控自我命运的自由，甚至连港土本身也因为身份的缺失而一度处于混乱、失控之中。正如《黑社会》中围绕龙头棒撕裂的帮派屠戮所触发的各方势力始终处于一种缥缈、无力的命运惊觫感一样，社团内部的戡乱正是因为冷战语境的落幕而导致内部权力共时性调整的缩影。

《黑社会》

回归初期中央政府承诺的“五十年不变”的政治保险单表面上为香港未来提供了一份真实稳健的现实凭证，但实则将长期失陷于殖民暗影中的香港推向了更为庞大的生存恐惧之中，抵御恐惧成为怀旧影像的大主题，而昔日殖民时代兄弟同心的“狮子山精神”也是后冷战时代下的社团消解恐惧、皈依现实安全感的唯一文化抚慰，但当唯一可供彼此分享归属感的江湖情谊也遭遇后冷战时代港土生态的沦丧而被迫宣告失效后，留给大华、阿春们的似乎只剩下消亡，这也是全球霸权临降下的“异化”与“幻灭”之外的第三条路。影片开场帮派老人鸡包所讲述的黑帮片模式中常见的“无意识杀人团”——由情欲魅惑所导致的男性帮派群体的权力屠戮在一场暗潮涌动的聚餐上被宣告为谎言时，也就同样应证着殖民时代的宗法制度在现代国家机器中的“谎言”式的虚无存在的阉割焦虑。而片中那场表面平静、内里波澜万丈的家常聚餐更是构成了社团死亡悼曲复调式的旋律——“吃”意味着自我消化、自我粉碎，同时也是机制死亡的象征。而鸡包为了掩饰内心恐惧疯狂的吞食行为更是将社团内斗的残暴程度转化为一种生理、心理极度的不适感，餐桌下激烈涌动的暗潮也成为社团内部最后清理与过滤的缩影，亦为后冷战时代下的香港有感时代环境的变化而被迫进行的内部整合与身体净化。

也正是在解殖残留的历史阴影下，冷战时代的落幕迫使香港自动调整内部生态系统，而餐桌恐惧也在电影中不断扩散，最终演化为几近撕裂香港未来命运的“黑吃黑”社团矛盾的内爆，这也导致以宗法制为主导的心照不宣的利益勾结与帮派联系遭受了彻底破坏，或者说，伴随着冷战铁幕的降落，昔日讲述“香港故事”的时代环境早已荡然无存，这也使得银幕前的我们在观看《黑白迷宫》时不断遭遇旧有的港片情感结构的挑战乃至颠覆——兄弟反目、情人复仇、大哥亡命、警察策反……

《暗战》

与杜琪峰在“九七”回归之后借助“反类型”化叙述视角捕捉到彼时香港社会在回归时由于集体恐惧心理而导致的英雄宿命悲剧不同的是，《毒·诫》、《冲锋车》显然穿越了因果循环的命运圈套，以彻底的绝望主义为末路英雄揭示出死亡的唯一结局，而死亡也成为后冷战时代下的社团体制唯一可以逃脱法律制裁而屈服赦免的出路。如果说杜琪峰时代末路英雄在悲情时刻尚可通过一场倏然的情感（《暗战》）、温热如旧的兄弟情感（《枪火》）寻求救赎，社团体制也依赖旧有的情感结构微弱延续的话，那么在《黑白迷宫》中作为社团文化支柱的“爱情”与“兄弟”反而沦为内部溃败的强效腐蚀剂。在《柔道龙虎榜》（2004）中，为了歌手梦想执着打拼的台湾女孩小梦穿越漫天飞扬的钞票在午夜街头纵情奔跑的昂扬姿态在《黑白》中沦为阿春女友艳羡金钱而出卖肉身的一场欲望游戏，爱情的沦丧并未彻底摧毁社团体制，这一点在阿春毫不手软地除掉女友与情夫的冷血中可以看出，但爱情沦丧在当下香港所导致的人际之间的猜忌与背叛隐形加深了港土没落的恐惧想象，亦或说，昔日承载着繁荣幻景的港式爱情的衰落是港片情感寓言的失效泡影。

《柔道龙虎榜》

当然，爱情沦丧作为危机想象的表征，真正动摇社团秩序与宗法制度的还是兄弟情谊的破裂，在电影中最令人震惊的桥段莫过于共同闯荡江湖的兄弟自相残杀，这也成为怀旧影像在后冷战时代下竭力探讨的现实命题。当叉烧为救女儿刺杀大华时，阿春被彻底激怒了，一声惊觫的枪声过后，随着叉烧一同倒下的，还有旧时代一度内化为香港精神的宗法传统，香港依赖暴力从解殖遗债中进入到想象界的逃脱。

无间道的反转：

卧底题材的转身

如果说电影中社团势力覆灭象征了后冷战时代下的黑帮故事必然消亡的结局，那么与在港片文化中与黑帮故事同为一体两面的警察故事也同样遭遇了挑战，一度在《龙虎风云》《无间道》的社团屠戮中执着重返警队、寻求正义身份认同的卧底题材在《黑白迷宫》《毒·诫》此类怀旧影像中陡然放弃了回归的步伐，以一种游离于警队与社团间的边缘姿态在影片落幕之际仓皇隐去，暴露出当下港式卧底题材暧昧偏移的生存困境。

《龙虎风云》

港片中始终坚守正义立场的无间道的自反也是当下香港政治格局中主导力量二律背反式的镜像折射——一方面依赖内陆中央政府强大幕后力量的香港政治机制正进行着全新的内部改革，逐渐与大陆分享相同红色形态与社会理念;另一方面由于90年代解殖的不彻底，“五十年不变”的护身符实质将香港急速“冷冻保鲜”，与内陆输导的鲜活的社会主义红色形态一同被封存的，还有港英政府时期旧有的殖民体系，这也导致了回归后的香港始终处于一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的碎片状态。

而回归后大陆政府在“港人治港”的理念下对港土资本财团极端的政策倾斜性，导致香港一度陷入贫富分化、阶层断裂、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之中，亦或说，60年代以来作为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铁幕最前沿的“文明示范窗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社会在商业实用主义之下呈现出旺盛的经济活力，彼时“富人赚大钱、平民赚小钱”的生态平衡在回归后被打破，以社团为代表的资本利益集团成为扼杀香港经济平衡生态的元凶。在此逆境中，作为中央政府在港的权力代表—香港自治政府的正面形象无疑遭受了质疑与挑战，而代表政府正义力量的卧底在影片中暧昧的抉择也就映射出了自治政府在现代与历史的牵制中难以逃脱的胶着状态，而结尾处卧底高天的倏然转身也是卧底题材最后的诀别。

如果说无间道时代的陈永仁们通过历史身份的葬埋从而一劳永逸地规避了殖民幽灵的再度回归，那么新时期的高天们显然不能也无法再回避主体定位的问题，而“转身”所蕴含的多重暧昧丰富的未来想象或许对于当下香港来说亦是一份虚妄的解答。在《窃听风云3》（2015）中，未来出路的虚妄性在一幕集体死亡的大悲剧中获得终结，作为资本阀团代言人的社团群体在血腥戡乱中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宣告退场，而土地兼并、阶层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也在这场江湖之死被有效遮蔽，但搅乱香港生态的真正幕后黑手“四大家族”却始终缺席，在某种程度上，社团文化的消亡也成为这群本土资本阀团的替死鬼，或许本土政治势力积重难返的困境最终要依赖内陆中央力量来解决。

《窃听风云3》

当然，卧底题材所呈现的政府危机并非完全源于殖民遗债的缚结与内陆政策的倾斜，还在于以高天为代表的“警察制度”在港土短暂混乱的历史发展经验所导致的文化匮乏有关。卧底题材所联结的“警察制度”与历史悠久的社团文化相比，也只不过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港英政府与在港华人精英合作勾结管制用以维护自身在华利益的一项暴力秩序，这也导致了警队在成立初期作为资本阀团的秩序代言人也无可避免地参与到利益均享的金钱游戏中。自鸦片战争迫使香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以来，警队治安领域的贪腐问题几乎是随之滋生，一度成为80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中着力聚焦的权力黑洞。葛柏、吕乐、蓝刚、韩森、颜雄等一连串警队高层的内部腐化案件极为深刻地标识出冷战时期香港动荡的社会现实，在长达几十年的殖民历史中，香港警队始终难以树立起正面形象，香港政府的公信力也一度面临坍毁的困境。

《无间道》

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独立于任何部门且直通特首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在冷战时期掀动的迅猛“廉政风暴”迅速打破了港英政府僵化的政治格局，香港警队开始树立正面的公众形象，再次承担起“香港故事”神话讲述的重任，而警匪片在正是在警队内部肃清且机制趋于合理的形势下有了诞生的可能。然而，作为铁幕最前沿的香港内部机制的肃清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舆论宣传的发展必然。正如学者刘岩所说，在冷战时期，任何敌对权力集团都有意识地将政治化成功改造为非政治化，而香港作为冷战交锋前沿“亚洲四小龙”丰盛的经济文明与政治生态成果的展现恰恰是“非政治化”潮流中的一项重要的工程形象策略。作为冷战铁幕下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文明示范窗口”，香港也担负起独特的“冷战坐标”的地缘政治角色，而由“廉政风暴”所孕育的正面警队形象更是逐渐内化为港土文化的一部分。

ICAC廉政公署

当然，警察制度在当下社会中的情感受挫不仅由于其匮乏的历史认同心理，更在于冷战、后冷战时代下的全球政治格局的松动所引发的文化语境的倒置。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区分敌友乃是政治运作的基本逻辑，而一旦旧的对立结构消失，原来为超越争端而寻找的“中立”领域会成为新的霸权争夺空间，因此，随着苏东阵营的消失，曾为冷战语境所遮蔽的全球政治矛盾也内爆而出，出现了重新政治化的趋势。其中冷战大厦中正义碑石的坍毁与重筑已成为当下全球的主题。正如电影中的高天在警队与帮派之间始终难以抉择而悄然避世的无解结局一样，这恰恰是无间道时代始终坚守正义的陈永仁们无法直面乃至诚挚选择的困境。在旧时代警匪片中，作为江湖兄弟情谊背后的正义本身，在后冷战时代已然出现了裂隙，这也是大华、阿春们必然死亡的终极原因，昔日热血的“香港故事”在后冷战时代已经难以自圆其说，死亡或许成为怀缅旧日情谊并得以归赎完整情怀的唯一归途。

《黑社会》

所以，当下好莱坞以及欧洲艺术影像中都自觉选择从“失败者”角度重新确立正义信仰，相比于冷战时期“二战”的叙述被武断区分为二元对立式的具有极大意识形态遮蔽性的胜利者书写，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二战”的否决有意遮蔽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危机，而社会主义阵营将“二战”归置为资本经济畸变所内爆的全球性灾难，对于“二战” 的书写始终难以逃脱昔日红色暴力的创伤性经验，从而间歇性地丧失了穿透历史、审视未来的能力。而随着当今全球霸权争夺的激烈，右翼势力的崛起、精英主义的落幕、贸易壁垒的加深、欧洲难民冲突的爆发、地缘矛盾的激化与“棱镜门”事件所导致的美国梦的坍毁，都使后冷战时代下的胜利者逻辑倍受质疑一度威胁到主流信仰，因此“失败者”的逻辑成为西方主流社会重新清理战争遗债、并以此重构信仰的必然之选。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正如社会评论员郭松民指出，“美利坚变得多愁善感了”，《拆弹部队》《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敦刻尔克》等一系列历史影像的“后撤”恰恰为全球霸权文化前进拓宽了空间，亦或说，一度作为全球“超稳定结构”的美国霸权文化正通过不断打捞淹没于历史浮海中的平凡冤魂，将其重新安置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舞台上（正如比利·林恩站在全美聚光灯聚集的舞台上接受着观众如潮的欢呼与喝彩），对于“失败者”的重新安置使一度漂浮于历史废墟的胜利者逻辑总算寻求到了自我的“诺曼底”。因此，当代好莱坞电影中呈现的一度遭遇重创、蹂躏与践踏的柔软英雄的形象，也是一种全球英雄逻辑被柔化改写以重新获得主流执掌权的变奏曲，而当代英雄形象的被改写正是911、棱镜门以及特朗普登台后美国新主流价值观的一种缝合策略，以失败者身份自居重新从历史空间中争夺再次重返当下、审视自我的机会，好莱坞影像中最后的小团圆结局的打破恰恰是后冷战时代全球为了迎来最终的“大团圆”时刻的临降而做出的现世努力——重新安置失败者，是为了给胜利者留存更为稳健清晰的未来。

因此，《黑白迷宫》末尾高天无解式的命运恰恰暴露出后冷战时代下香港的“滞后性”—这似乎也是本土影人留给未来年轻香港导演的们一道历史遗题，如何安置失败者、如何主导未来香港的命运应留待更响亮的声音回答。

《金鸡SSS》

颇为偶然的是，也正是在怀旧影像剖露当下香港历史消亡血幕的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内爆出的“港独”话题再次将香港命运推向了权力博弈的前端——“港独”势力在回归20周年之际的出现绝非偶然，殖民余波与红色潮汐的交叠尚在持续，而这次事件内爆出的香港社会内部文化真空与身份失焦诸多问题恰恰加速了香港安置“失败者”的现代进程，为当下香港急迫解决高天们的未来困境敲响了预警。《金鸡SSS》结尾，在风月俗世中历尽一切苦难的香港底层群众们再次相拥在一起，眼噙热泪，齐声唱起了《前程锦绣》以抵御现实罹难。

狮子山下潮起潮落的昼夜交叠时刻，香港能否在下一个“十年”彻底走出“黑白迷宫”，穿越乌托邦幻想悲情重入“寻梅”之地呢？在高天转身瞬间，未来在潮汛中开启新一轮涉渡。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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