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原子弹下是有冤魂的。
这个冤，它不在于美军的轰炸，并不是由于美军造成，而是在于战时日本的法西斯体制，在于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国体。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些日本人“该不该死”，而是谁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
（现在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人认定应该由美军负这个责，而美国总统应该为广岛和长崎的死难者道歉）。所以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里，
日本人的“冤”不在于他们对战争的无辜，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对战争的参与。
“原子弹下无冤魂”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们认为，之所以日本人（在这一语境下，“日本人”或“日本人民”大概等同于日本社会各阶级的集合，下同）不冤，是因为
他们亲手发动战争，全体参与战争，全力服务战争，而且得到了战争带来的红利
。因此不管报应也好责任也好，他们的死都是不冤的，
因为战争中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
这种说法本身还是含有一些正确的成分——比如的确是日本人发动了战争，同样也是日本人在参与和服务战争。如果没有国民的参与和支持，高强度的全面战争不可能打上8年——更不用说其中有4年是在屡战屡败中度过的（如果没有国民的支持，败成这样还能打好几年仗，恐怕也难）。
但是这个论调的谬误同样直白：首先，日本人能从战争中获得红利这点就不符合史实；
其次，这个论调把日本人统一划为一个整体，而没有划分开其中的阶级差别。因此他们自然看不到这段历史中暗藏的阶级剥削和压榨，从而把每个日本人都视作总体战中的一颗螺丝钉，赋予了他们一种“原罪”；
最后，他们忽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就意味着，不只是中国人民在反对法西斯，世界各国人民同样也在与法西斯进行各种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其中自然包括日本人民。因此，日本人民应当与战犯和侵略者们划清界限。
所以，如果一个论断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它就恐怕很难推出正确的结论。
帝国主义的生活理论
认为“原子弹下无冤魂”的人们常说战时的日本人受了战争的好处，通过对外战争的掠夺取得了“福利”，因此他们根据这种“实实在在的福利”去拥护帝国主义，而这种“福利”却是掠夺而来的，它建立在被掠夺地区人民的痛苦之上。而因为日本“人民从来不傻”，所以他们在能得到好处的时候拥护帝国主义，等他们“尝到侵略战争的苦果”（这种苦果在他们看来也是“短暂的、与其得到的远远不成比例的痛苦”）之后，可能就不会这么“发自内心地拥护”了。至于尝到这个苦果的时间，大概是“1942年甚至1944年以后”。
这个推论的两个核心观点在于：
1
.
日本帝国主义将战争的红利（如掠夺而来的资源）分给国民；
2
.
全体日本国民都能从战争中获得好处。
遗憾的是，这在当时的日本都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因为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是日本社会主义。
而帝国主义，它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外民族压迫，对内压迫人民。
战时鼓励国民储蓄的演说，板子上写的是“胜利之前什么都不想要”和“无储蓄不战胜”；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引用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的话说，在20世纪初的德国，“
‘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们免于变成非自由民的民族’”
。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日本。早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就建立起一套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的体制。与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类似，日本帝国主义也 “
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它任何‘细节’
”。
首先是经济。日本创办近代工业的重点就在军工方面，
军事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导的地位
；民间资本经营的重工业部门也处于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优先实现军事目的。而纯属民用的纺织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购买军火和军事设备的外汇。为了军事目的，日本政府宁肯举借外债也要以政府的财政资本为骨干，千方百计地动员民间资本参加海外投资，使
资本输出也带上了浓厚的军事性质
。
经济领域的封建性则充分体现在
日本经济领域中残存的大量半封建的剥削关系
中。在农村，不但封建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而且
大量保留着封建式的剥削
，无地或少地的佃农被迫流入城市充当产业后备军。在城市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师徒制、把头制、包身工制、实物工资制之类的半封建的剥削关系。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他们又往往失业，被迫回到农村。
这种半封建的剥削关系就成了垄断资产阶级榨取工人超额利润的必要补充
。
政治上，
军阀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占据特殊的地位
。军阀盘踞的陆海军参谋机关自成体系，直属天皇。陆海军大臣实行现役武官制，由现役将官出任并享有“帷幄上奏权”，使得
军阀可以以自己的意图左右内阁政治
。从而，日本的国家机器就必然在军阀的把持下对全体人民实行军国主义的统治：
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对全体人民进行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用暴力手段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
。特别是在1900年《治安警察法》实施后，高等警察制度迅速发展，政府用特务手段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制和对社会运动的镇压，
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中最黑暗的警察国家
。
封建性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则尤为典型。明治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而天皇之下又有元老重臣组成的枢密院把持国家权力中枢。内阁只对天皇负责，议会也是徒有其名。
日本人民被称作“臣民”，只有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
。旧公卿和大名被授予华族的称号，继续享受各种特权。而被称作“秽多”、“非人”的贱民虽然在名义上被解放，但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却仍然存在。
军队中实行严酷的等级制度，军官和士官对新兵肆意虐待，即使在士兵中间，也是以层层等级观念施加暴行
。
在社会生活中，
家长制和封建的宗法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一个家庭中，
家长具有无上的权威，嫡长子具有财产继承权，男人高高在上，而妇女则成为“从属”
。可以说，
这种家庭关系就是帝国主义专制政治的缩影
。
思想文化上，神道教被奉为正宗，
封建的忠君爱国思想被政府奉为全体国民的最高行动准则
。即使是节日生活中，也被塞进封建的政治内容。
这就是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压迫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内压迫本国的人民——因为民族压迫的本质是阶级压迫，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不会在瓜分战利品的时候一视同仁，他们只会在危机面前“一视同仁”。
因此，在理论上，很难说日本人民在战争中完全没有得到好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他们得到的与他们所失去的完全不成比例。
战时标语：前进！一亿火球！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参与战争？因为在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体制下，他们没有选择。
帝国主义的剥削、镇压与斗争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掠夺了大量经济资源，掠夺经济资源本身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
事实证明，日军在各占领地区的经济掠夺的目的并非是维持或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而是在政治上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引向国外，经济上摆脱经济危机并满足垄断资本夺取商品、资本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要求。
而这一时期，日本人民反对战争的事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也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垄断资本为了摆脱危机，将危机转嫁给国民，通过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攫取更大的利润。
昭和恐慌时期的一则广告：卖女儿请来我处
1930年，日本全国被解雇的工人有56.9万人，1931年被解雇的工人达65.6万人。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大幅下降：如工人年收入以1926年为100，则1929年为94.7,1930年为80.9,1931年为69.5。但即使是如此微薄的工资也往往不能如期发放：以长野县为例，1930年1月份拖欠工资的工厂有111家，涉及总金额58万日元。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经历了经济危机的“丰收饥馑”后，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但高额的税款和借款利息却依然如故，使农民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1932年日本农民总负债达到了47亿日元，每个农户平均837日元，比1914年的数目增加了5倍以上。
至于灾害多发的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农民更加贫穷。根据文部省的调查，日本全国缺食儿童超过20万人，其中有10899人来自北海道。城市居民则面临着高失业的局面，大量中小企业破产，而就业却异常困难：1930年度毕业的大学生中，在当年找到工作的只有10%。
30年代日本东北地区挖胡萝卜的缺食儿童
统治阶级一方面将危机转嫁给国民，另一方面却加强扩军备战
——1930年度日本军费为4.42亿日元，1931年增至4.54亿日元，1932年增至6.84亿日元。
军费作为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最终都以如上的形式被转移到国民的身上。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不乏反战的呼声。日本共产党在1932年5月制定和发表了《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被称为“1932年纲领”，并以此为指导带领农民和工人开战反战斗争。而早在1931年9月到10月，东京、大阪、富山、青森等地的化工工人就举行了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1931年10月5日，东京电车公司、变电所、纤维工厂和烟草工厂的工人举行反战工人代表会；1932年3月，东京地铁的工人发动罢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1932年1月，全农全国会议举行第二届代表会议，决定“为保护苏联和中国革命，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把维护资本家、地主利益的战争和转化为反对资本家、地主的阶级战争而斗争”。
这一时期的反战斗争遭到日本政府的残酷镇压。1932年10月到1933年2月，日本政府分两次逮捕了3000多人。日共领导人之一的岩田义道和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杀，日共领导人野吕荣太郎被拷打致死。
1933年2月20日，作家小林多喜二死于狱中酷刑，当局宣称死因为“心脏麻痹”并阻止解剖尸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近卫文麿政府开始进行以“国民精神总动员”为先锋的法西斯政体建设。
近卫内阁不认可国家主义以外的任何思想传播，对其他思潮进行镇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国家的理想》一文，指出国家的理想应当是正义，而国家违背了正义就应当受到国民的批判。但矢内原忠雄随后便遭到有组织的口诛笔伐，被迫辞去教授一职，即为“矢内原事件”。与之类似的还有同为东大教授的河合荣治郎著书《法西斯批判》，同样被解职，即为“河合荣治郎笔祸事件”。在1940年，历史学者津田左右吉著书《神代史研究》，因主张科学地研究皇室神话的内容而遭到政府查禁，禁止出版，此即“津田左右吉笔祸事件”。
矢内原忠雄与河合荣治郎遭受处分的新闻报道
1937年12月，政府以“企图组织人民阵线”为名，逮捕了左翼民主主义者、日本无产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400多人，此即“第一次人民阵线事件”。1938年政府又挑起“第二次人民阵线事件”，逮捕了大内兵卫、有泽广巳、美浓部亮吉等一批著名学者。
1937年开始，国会陆续通过《临时资金调整法》、《输出入品等临时措施法》、《国家总动员法》、《电力国家管制法》、《国民征用法》、《军需工业动员法》、《临时赋税增征法》等法律，将日本变为纯粹的法西斯国家，开始严格的经济统制和战时专制。
宣扬“电力即战力”的战时海报
严格的经济统制使日本迎来了“军需景气”，大量利润涌进财阀的口袋中。
以三菱重工为例，1934年其资本为5500万日元，到1937年迅速窜至1.2亿日元；住友财阀所属的平板玻璃厂的资本也由400万日元猛增至1000万日元。在战时，新财阀，特别是具有军事背景的产业财阀开始兴起，如“日产”、“中岛”、“浅野”等。不止如此，政府还直接对财阀进行资助：1937年为18亿日元，1938年48亿日元，1939年53亿日元，1941年达78亿日元，而其中直接投入到军需生产的大约占到60%。
在财阀大肆获取利润的同时，中小企业，特别是民用产业的中小企业已经陷于崩溃的边缘，失业大军继续扩大。1938年，非军事企业的失业者达到140万人。而政府为确保军工资本家获取高额利润，实行工人连勤制度，即强迫工人连续工作36小时。其结果便是仅1937年下半年，因劳动事故致死的就有7014人。同时，工人工资进一步下降，如以1937年为100，则1941年下降至84。这使得劳资斗争不断发生，1937年就发生劳资纠纷2126起，平均每天发生3起，参加人数达到21万人。
战争经济同时也使农业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征兵和军工生产的征召，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使得大量耕地抛荒，农产品产量锐减。1941年的大米产量比1937年下降93.4%。
在殖民地和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开展经济掠夺与商品倾销，从沦陷区掠夺农产品与矿产资源，用于“以战养战”。
以东北为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伪满政权在其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中，预计5年内为日本输送钢锭112万吨、生铁152万吨、煤炭600万吨、铝1.6万吨。伪满政权在农业上强制推行“农业出荷政策”，以低价强购粮食，1942年一年就强征粮食220万吨。而
对这些粮食，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是“绝对优先确保军需”，而在本土、殖民地与沦陷区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强制压低居民的粮食消费。
即使是在军队内部，厌战反战的事件也同样无法避免。据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统计，1940年到1941年，该学校的学员有38%来自逃兵或主动投降者，而在1939年，这个数字仅有10%；在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内部，出于对长官的不满，甚至有士兵组织起了一场130人规模的暴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东条内阁旋即开始更加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仅在开战第二天，日本政府便逮捕进步人士216人，预防拘留检举180人，预防拘留朝侨124人。12月16日重新修订《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仅1942年一年因违反该法被逮捕者即达531人。1942年一年因违反《陆海军刑法》、《军机保护法》被捕的就有787人，而这些被捕者之所以被捕，也只是“传播小道消息”或是稍微表达不满而已。在开战前后，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被捕的日共政治犯临近刑满，但日本政府以“预防拘留”为名将他们长期关押，而且还伴随着严刑拷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市川正一就是在这一时期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