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夫志心笃行之术。
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
《素书》本德宗道章第四。
根据《素书》的王氏古注，夫志心笃行之术。“道、德、仁、智存于心；礼、义、廉、耻用于外”。道德仁智是内在的认知，礼义廉耻是外在的表象。
王氏是清朝人，名字已不可考。但从注解内容上可以看出，王氏认为所谓志心笃行之术，也是一种“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心学”的主体内容，“阳明文化”的核心。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简单来说，关于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
王阳明之前的程朱理学，朱熹陆九渊，都主张知和行是两回事，而且知的顺序还在行的前面。这就容易造成口谈不做，打成两截，严重点假道学，伪君子。从王阳明，提出知与行本为一体，才纠正了偏差。
这里的知与行，不是一般所说的知和行，而是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
王阳明的心学影响深远。杜维明说，“在东亚，五百年儒家思想的活水源头，就在王阳明。”《明儒学案》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这个分量不太轻的名单有黄宗羲，李贽，曾国藩，谭嗣同，章太炎，陈天华，毛泽东，蒋介石，西乡隆盛，三岛由纪夫……东乡平八郎在腰牌上刻着“一生俯首拜阳明”。
所以，这一句清代的王氏注，有着浓厚的知行合一的影子，也就不奇怪。
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
宋代张商英的注解是这样的，“谋之欲博。”“至道旷夷。何辱之有？”
博谋好理解，信息掌握量要大，各种因素各种情况的考量要到位，多种应急方案要准备一些……胜算就会多，起码不会败得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那什么是安莫安于忍辱呢？仅仅只是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类的套话么？
忍有几种情况几种境界。势不如人忍气吞声，为了自身安全的迂回策略，这都只是情况不算境界。称得上境界的话，自己的气量和见识比较高，鸿鹄不与燕雀叽喳。或者因为某种目的，对这些不触及大计的节外生枝，不愿多生事端，心量深沉。
更高一层“无生法忍”。（《大般若经》乃至不见少法可得。不可得故，无所造作。无所造作故，毕竟不生。毕竟不生故，名无生法忍。《大智度论》无生法忍者，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信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忍。）
此处不作妄解，仁者自见。
张商英的这两句注解，谋之欲博。至道旷夷，何辱之有？倒是让我想起一对冤家的著名的故事。诸葛亮和司马懿。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陇西已经被老对头司马懿经营成了一堵南墙。诸葛亮选择走陇东，从褒斜道直入关中，在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他在狭窄的五丈原屯兵，看似不急，其实内心是希望与司马懿在这里正面交锋。无论是国力还是身体，诸葛亮都不想再耗了。
然而，就像围棋国手之间看似平平无奇的一着，其实都是彼此心血精神智慧的较量。高手之间，摆出几步，彼此心里就已经雪亮。
司马懿很了解诸葛亮，他早料到“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而且他还能估计到，诸葛亮积蓄三年粮草，他就会出兵。建兴九年至十二年刚好三年。
此时诸葛亮正在等待一个时机。东吴孙权的大军正分三路攻魏，和诸葛亮无形中打着配合，曹魏无暇西顾。但是魏明帝并没有撤回司马懿，而是亲自领兵与东吴交锋，结果孙权在合肥大败。
七月的五丈原，关河冷落，秋风渐紧。
“词直理正，咸称良史”的《晋阳秋》，是不喜欢谶纬之术的东晋孙盛写的。可是这本书里却记载了一个天文异象“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也许天亦有情，三投再还的将星，表达了诸葛丞相出师未捷壮志未酬的不甘。
总之是，孙权失败，魏明帝还未回师的时候，最后一点时间的缝隙，诸葛亮太想与司马懿打一仗了。他真的急了，于是开始挑衅，甚至送女子衣饰激将这一招都用出来了。
可惜他的对手是司马懿，他不但不以为辱，也许内心反而踏实了，敌人着急，就是自己的胜算来了。但为了稳定军心安抚将领，他还装出气愤的样子，路远途遥上表请战。魏明帝也与他一唱一和，派辛毗仗节制军，命令不许出战。
诸葛亮心里明白，司马懿不会出战。“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而司马懿也明白，自己就要耗赢了。《魏氏春秋》记载，司马懿向诸葛亮的使者询问丞相的饮食，这个老实巴交的直肠子回答“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数升。”就是丞相起早贪黑还不吃东西，仗二十以上的小事都要亲力亲为。
司马懿只说了四个字“亮将死矣。”不知道是不是也包含了对这位即将把自己给累死的对手，复杂的感情，内心的感慨和敬意，对将无敌手的寂寞。
留下一段忍辱的故事，随着五丈原的秋风，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