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法理杂志

《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论与人工智能》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心、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集刊。舒国滢教授担任本刊主编，王夏昊教授、辛正郁律师担任本刊副主编。

思享｜于雪：机器拟人化的三条证成进路及其反思

法理杂志 · 公众号 · · 2025-01-21 17:18

正文

来源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 于雪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兼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研诚信与负责任创新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与社会发展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伦理学会科技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等。先后在《科学学研究》《探索与争鸣》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代表著作有《机体哲学视野中的人机关系》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哲学、科技伦理研究等。

摘要

随着机器设计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应用场景的扩散，越来越多的机器被赋予了拟人化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机器拟人化的辩护。主流的辩护观点可以被概括为三条证成进路：以布莱恩·达菲为代表的工具论证成进路、以路易莎·达米亚诺为代表的认知论证成进路和以马克·考科尔伯格为代表的关系论证成进路。基于这三条证成进路的共性与差异，可以从“设计—使用”语境以及人机关系图景两个层面剖析机器拟人化的发生逻辑和现实根源。此外，尽管以上三条证成进路回应并部分纾解了对机器拟人化的多种伦理质疑，但仍存在着诸如欺骗、可接受性、新型人机关系等伦理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与应对。

随着智能机器在社会应用场景的扩散和普及，其拟人化倾向得到了广泛关注。柏林工业大学艾琳·罗斯勒（Eileen Roesler）团队在《科学机器人》（Science Robotics）上发文指出，机器人的拟人化设计有助于促进人机交互。而且，得益于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拟人化特征（拟人化外观或拟人化行为）可以通过设计手段赋予机器。逐渐明朗的机器拟人化倾向，在提升人机交互质量和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对人机关系和机器地位的诸多担忧与伦理质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机器拟人化的伦理反思主要集中于对其伦理风险的发现与批判，以罗伯特·斯派洛（Robert Sparrow）、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等人为代表的拒斥派学者强调了机器拟人化的欺骗性和扭曲性，认为这“违背了我们必须自己准确理解世界的（薄弱）责任”，由此产生的情感沟通也会被“缩减到机器可以制造的范围内”。

[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

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上述批判促进了对机器拟人化的伦理限定，但其局限性在于忽视了对机器拟人化的合理性分析，进而导致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缺乏可行性。随着机器拟人化设计和应用的大力推进，当前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与伦理学家开始为这一活动辩护。这些辩护虽然出发点不一且程度不同，但都反映着宣扬和推进机器拟人化的深刻缘由。本文关注于分析支持机器拟人化的伦理观点，澄清这些观点所采取的辩护思路及其有效性，尝试剖析机器拟人化发生之根源以补充以往伦理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被有效回应、但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伦理问题。

一、拟人化与机器拟人化

拟人化指的是将人的特征或行为归于神、动物或物体，其英文释义分别对应两个单词：“Personification”和“Anthropomorphism”。“Personification”直接源于其动词形式“Personify”，多指在修辞的意义上将人类特质赋予非人主体，即文学意义上的拟人化手法。“Anthropomorphism”作为“Anthropomorphous”的名词形式则源于希腊语“anthrōpómorphos”，即“anthrōpos”（人）和“morphē”（形式）的组合，意为“有人形的”，现指将人类的特征、情感或意图归于非人类实体的过程或倾向。举例而言，当人们抱怨“我的电脑可能恨我”的时候，这种修辞层面的拟人化对应的是Personification，但如果将电脑做成人形的，或者人们“相信”电脑有“情感”的心理过程，则对应于Anthropomorphism。在机器人伦理的研究文献中，后者是近年来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本文在探讨机器拟人化时所凭据的。

因此，机器拟人化指的是将人类的特征、情感或意图赋予机器的过程，从而使这类机器（即拟人化机器）具有与人相似的外观，或展现与人相似的行为能力，或承担与人相似的社会角色。机器拟人化有四种形式：结构拟人化、行为拟人化、角色拟人化和意识拟人化。结构拟人化指仿照人体构造、运行机制等物质性特征来设计机器的结构，例如波士顿动力公司设计研发的双足机器人Atlas。行为拟人化指通过表情、手势等非语言方式传递信息从而将人类的交互方式赋予机器，例如Anki公司设计研发的玩具机器人Vector。角色拟人化指赋予机器以人类的角色特征，例如由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开发的人形机器人Sophia被沙特阿拉伯赋予了公民身份。意识拟人化指仿照人类的思考、认知和想象等意识能力设计机器，目前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受实际需要影响，机器拟人化的呈现方式往往与其使用场景相关。在工业生产场景中，机器多被用于执行简单任务，因而常采用模拟局部功能的拟人化机器，例如机械臂机器人。在科考、救援等野外场景中，机器多被用于应对复杂环境，因而多采用特定的仿生机器人，例如蛇形机器人、蛙形机器人等。在社会交往场景中，为了增强情感陪伴，多采用卡通形象或伴侣动物形象来设计拟人化机器。

总体看来，随着机器设计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应用场景的扩散，机器拟人化的设计活动愈发普遍。机器拟人化不仅影响了机器如何向用户提供信息，而且也反映了机器如何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赋予机器以人的特征、情感或意图，设计者能够使机器具有与人相似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当代人机关系，由此引发了关于机器拟人化是否合伦理的学术争议。

二、机器拟人化的三条证成进路

虽然部分学者长期担忧和质疑机器拟人化的合伦理性，包括上文提到的斯派洛、约翰·萨里斯（John P. Sullins）等人，但随着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拟人化机器逐渐凸显出对于改良人机交互关系的有效性和重要性。这使得部分学者主动为机器拟人化辩护，由此产生了多种解读方式。当前为机器拟人化辩护的主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条进路，对这些进路中共性与差异的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并进一步发掘机器拟人化的合伦理性。

1 .工具论的证成进路

工具论证成进路的核心在于将机器拟人化理解为促进人机关系的一种有效工具，该进路在机器设计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代表人物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学家布莱恩·达菲（Brain R. Duffy）。在他关于拟人化的经典文章中，达菲分析了机器拟人化的现状并指出其“没有被视为社会机器人发展的障碍，而被视为一种有用的机制。”也就是说，社会机器人的设计实践并不考察机器拟人化作为设计活动本身的内在性质，只衡量它对于人机交互的实际影响。由此，该进路倾向于采取一种偏实用主义的解决方式来应对机器拟人化及其伦理问题，即当一种工具的影响利大于弊时，使用它就是合伦理的。具体而言，工具论证成进路可以作如下解释：

①机器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工具。

②拟人化机器可以被视为一种促进人机交互的工具/手段。

③拟人化机器的社会伦理问题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工具应用的利弊权衡问题。

通过这种递进式的理解，可以看出工具论证成进路意图跨越拟人化机器应用道路上潜在的伦理鸿沟。在这一证成进路中，只有不恰当的应用情境与应用方式，而不存在能够完全禁止机器拟人化的前置因素。这往往隐含了对如下观点的认可：一方面，相信拟人化机器在总体上是可控的（因此才能被视为是一种完全的工具），虽然人机交互最终是依赖或取决于观察者/使用者的，但机器设计者能够通过有效的设计对基于拟人化机器的人机互动作出合理的限制与规划。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工具，拟人化机器的种种利弊是可以被量化和比较的，在实践中进行合理的权衡虽然复杂，但归根结底应当被认为是可行的。

由此看来，工具论证成进路的主要态度也可以理解为相信人类能够控制机器拟人化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一方面来自于目前人工智能与社会机器人学相对有限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其自身广泛吸纳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开放态度。因而，这种乐观态度并不意味着工具论证成进路对机器拟人化的理解是肤浅或简单的，相反这种进路承认良好开展机器拟人化活动需要对其本身有充足的认识，并且鼓励对机器拟人化设计与人类拟人化心理的研究。

依托机器拟人化在机器设计领域的现实成就，工具论证成进路受到了设计人员的广泛认可。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一进路实际上并没有正面回应对机器拟人化的伦理质疑。而且，随着拟人化机器能力的提升，由其引发的拟人化情感、接受、欺骗等伦理问题将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担忧。在这一背景下，工具论证成进路的解决方案并不足以应对这些疑虑，但该进路的研究成果无疑催生了其他进路的产生。

2 .认知论的证成进路

与工具论不同，认知论的证成进路将机器拟人化视为一种由设计者与使用者共同参与的建构活动。之所以称其为认知论证成进路，是因为该进路主要来源于认知科学、心理学等领域对拟人化心理的重新解读，即认为拟人化心理是一种积极的正向心理机制，而非以往心理学所理解的“缺陷”或“弱点”。认知论进路将这一理解置于机器拟人化问题中，希望通过重构一种积极的机器拟人化理解，来解决工具论进路对机器拟人化伦理问题的忽视和回避，将机器拟人化欺骗等伦理问题的产生解读为对机器拟人化活动的错误理解。该进路的主要观点涉及如下内容：

①拟人化心理不是幼年人类不成熟的心理模式，而是人类思维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维度。

②拟人化心理不是对信息的单向被动接受，而是一种积极的认知策略和主动的建构活动。

由此审视机器拟人化，则③机器拟人化不仅是一种设计活动，而且也是使用者的心理建构过程。

④机器拟人化作为一种设计者与使用者共同参与的活动，具有认知论层面的优点及其合伦理性。

路易莎·达米亚诺（Luisa Damiano）对这一派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阐发。上述第一个观点主要是对皮亚杰式拟人化心理的反驳，皮亚杰认为：拟人化心理是不成熟的心理表现形式，是同幻觉、迷信一样应当被克服的对象。但通过采纳神经科学等领域在生物迷信行为发生机制方面的最新研究结果，认知论证成进路试图反驳这一理解并宣称：“拟人化心理构成了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和永久的维度，而不是其认知发展的早期阶段，其基础是在其他更古老的物种中也能找到的神经机制，并受到个人特征的调节。”

在此基础上，上述第二个观点旨在建立认知论证成进路对拟人化心理的正面理解。认知论进路着重肯定的观点是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加斯里（Stewart Guthrie）在其专著《云中的面孔》中提出的基于认知与博弈论的拟人化解释：拟人化主要源于进化的认知策略，即通过首先将模糊现象解释为最重要的可能性以解决其不确定性，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可能性通常是指该现象是人或人的痕迹。同时，拟人化心理也有利于促进早期人类的合作。这类观点不仅论证了拟人化心理的积极作用，更强调了心理活动的发生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建构作用。这一进路中的机器拟人化证成是以拟人化心理为基础的，权重相当地讨论了设计者和使用者这两个方面。设计者通过设计活动将人类特征投射到非人类实体中，而使用者的心理活动则是以人类的意图和心理来解释机器的行为，二者缺一不可。拟人化机器的实现依赖于设计者与使用者的相互协调和共同推进，因此这不是设计者“欺骗”使用者使其错将机器视为人，而是设计者与使用者共同塑造现实的主动创造性活动。

3 .关系论的证成进路

近年来，关于机器拟人化的一种新兴观点逐渐凸显了影响力，该观点由马克·考科尔伯格（Mark Coeckelbergh）提出，可以概括为关系论证成进路。考科尔伯格试图发展一种“基于经验主义和认知论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解释学的、批判的和关系性的全新道路”来解读并规范机器拟人化活动，这一进路是其机器人伦理学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的成果。考科尔伯格认同上述两条进路对机器拟人化的部分理解，但同时他也强调自己所提出的关系进路并不是对以往理论的折衷，而是出于不同考量的“第三条道路”。该进路对机器拟人化的观点如下：

①机器人伦理学应当坚持以人为核心，这意味着应当更加关注人机关系而非单纯着眼于机器及其地位。

②经验对人机关系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要求重视那些对人机关系起作用的“外部经验”，即机器人外观。

③因此重要的问题是“与某种拟人化机器的关系是否值得欲求”，而非“机器拟人化是否合伦理”。

④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从人机权力关系、文化和社会背景等方面入手，因此就彰显人机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言，可以鼓励机器拟人化活动。

第一点明确展示了关系论证成进路所赞同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机器人伦理学归根结底是为人类服务的，以往对机器人伦理问题的讨论往往基于一套事先确定的伦理价值与伦理观念，比如探讨机器拟人化是否存在诱导、欺骗等伦理风险。考科尔伯格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是研究者过分关注机器人“是什么”和“想什么”，反而忽视了机器人与人类交互的实际表现，以及机器人对人类情感和社会的影响及其伦理意义。关系论进路倡导将机器人伦理学的着眼点转移到人机互动关系上，呈现为以经验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要求评估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情感对象的机器人如何影响人类，如何使其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向善发展的动力。

考科尔伯格将这一理论取向运用于机器拟人化问题，他梳理了以往机器拟人化理论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并批判了传统观点所预设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认为关系论视角“既能够通过解读机器人技术在使用和发展过程中的人类维度来对机器拟人化进行批判性讨论，又能够通过认真对待机器人在更大范围内的技术中作为工具的角色来避免天真的工具主义立场”。考科尔伯格强调了研究机器外观、行为等经验要素的重要性，要求从权力关系、意义创造等视角出发将机器拟人化与社会活动广泛联系并加以考察。这种更大范围的技术反思无疑拓宽了机器拟人化问题的讨论空间，一方面似乎对机器拟人化活动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态度（鼓励使用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解机器拟人化并为其辩护），另一方面也对机器拟人化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要从一种社会活动的眼光出发看待机器拟人化及其影响）。考科尔伯格表达了自己对“更多机器拟人化活动”的支持，但他支持的并不是作为一种工具或设计手段的拟人化活动，而是一种促进人们认识到机器的人化属性及其对人类多重影响的社会运动。在考科尔伯格眼中，机器拟人化是内在于机器的存在方式本身，是对当前人机关系的深刻彰显，意识到其存在并给予有效的调控，才是促进人机关系向好发展的必然路径。

三、由证成进路看机器拟人化的根源

上述三条证成进路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机器拟人化的合伦理性、价值优势以及为何应当被接受。这些讨论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机器拟人化的根源是什么？其必然性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设计—使用”语境，即从设计语境与使用语境分别探讨机器拟人化的发生根源，这也是对工具论证成进路与认知论证成进路的剖析；其二是人机交互图景，尤其是人机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中所涌现的“它者”加剧了机器拟人化的泛化，这也是对关系论证成进路的探求。对这两个方面的根源解析，有助于深入理解证成进路背后的发生逻辑与现实根源。

1 .“设计 — 使用”语境中的效用根源

机器拟人化涉及两个环节：设计与使用。基于机器拟人化的发生过程剖析证成进路，可以发现：工具论进路更接近设计环节，即以设计者对机器拟人化实用性的开发为其核心；认知论进路更接近使用环节，即依赖使用者自身主观的心理建构过程。两条进路的证成逻辑就在于将机器拟人化的合伦理性与设计环节和使用环节挂钩，由此引出的“设计—使用”语境则希冀通过重新思考机器拟人化的发生过程，来揭示这一活动的必然性根源。

在设计语境中，机器拟人化的根源在于其塑造机器外观与行为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何以成立？早在17世纪，培根就提出拟人化是在调用高度可靠的自身模型作为理解世界的有效手段。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

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就机器拟人化促进人类对机器有效理解和互动的作用而言，其有效性就来源于对个体现有知识的唤起和使用：“机器拟人化是人们具体化的理解抽象代码与机械运作的一种手段。”它一方面使机器能够以更接近社会交互的方式接受人类所给予的任务、要求等指令，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向外传递自身运行状态、操作需要等信息。良好人机交互与机器拟人化表达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结，同样也是机器拟人化发生的根源之一。马西米利亚诺·卡普乔（Massimiliano L. Cappuccio）等人指出：即便机器设计者并未主动采取拟人化的手法，仅以有效的人机交互为其目标，但其成果仍旧可能被视为是拟人化的，并能够与使用者建立一定的情感联结。这意味着良好人机交互与拟人化表达方式之间的联结不可分割，机器拟人化因此也可以被视为人机交互设计的必然手段或副产物。

在使用语境中，机器拟人化的根源是这一活动本身在使用者心理层面的有效性和易接受性。近年来在拟人化心理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的是由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和亚当·威茨（Adam Waytz）等人共同提出的三因素理论。该理论将拟人化视为一个典型的归纳推理过程，而人对自身的知识则作为一个高度可获得的基础知识结构。由此，拟人化之根源就在于调用归纳知识的有效性，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三个关键性心理要素，即社会动机（Sociality Motivation）、效能动机（Effectance Motivation）与诱发主体知识（Elicited agent Knowledge），简称SEEK模型。从SEEK模型看机器拟人化，社会动机强调人对社会联系的需求，机器拟人化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案用以建立“情感关系”。效能动机强调拟人化有助于促进有效预测和理解世界，机器拟人化不一定准确，但确实有助于提升交往效能。诱发主体知识表明拟人化心理相对容易发生，人们很容易将人类特征、心理、行为等内容赋予他物，即便是运动着的抽象几何图形都能触发这一效应。这意味着主体知识的诱发相对容易，无需过分复杂或精致的机器拟人化设计，就能够诱发使用者的拟人化心理反应。

2 .人机交互图景中的“它者”根源

人机交互图景的改变也是导致机器拟人化普遍发展的根源，人机交互图景从对立到融合的转变使得机器越来越像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机器拟人化的大量涌现。传统人机交互图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机二分的对立方式，特别是受到工业革命时期大生产机器的影响，而现代智能机器的发展则挑战了这一传统图景，逐渐发展出一种人机之间交互、合作甚至共生式的融合关系。伴随着人机融合关系的深入，人机之间涌现出一种特殊的关系形式，即它异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机器拟人化的泛化。

“他者”概念来源于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伦理学，唐·伊德（Don Ihde）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技术哲学中，将他者的范围扩展到技术领域，讨论了人与技术的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以及技术所具有的准它性（quasi—otherness），即技术成为“准它者”的可能性。在这种关系中，作为“准它者”的机器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其自身以拟人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具有拟人化外观或行为的机器更容易被接受为“准它者”，从而更容易与人交互、协调与合作。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它异关系中的机器不必具有人形外观，因为它异关系的构成本身是一种特定情境的发生。但该观点也同时指出，在情境中的它异关系本身就将机器“显现”为人。这也侧面说明了它异关系中的机器所呈现的“准它性”为其自身的拟人化倾向留下了生长空间。

这种人机交互图景中的“它者”根源也与关系论证成进路所强调的观点相吻合，既然作为“准它者”的机器必然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参与着人类对世界的解释活动与意义创造。那么机器拟人化也就不能够也没有必要被刻意阻止，甚至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促进人类观念转变的社会活动。关系论证成进路指出，拟人化应当被视为与人类社会相联系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与机器的关系也应当被视为一种内部关系。总之，人机交互图景中它者关系的涌现，促进了机器拟人化的普遍发生并加剧了该现象的泛化。

四、由证成进路反思机器

拟人化的伦理问题尽管以上三条证成进路为机器拟人化提供了不同角度的伦理辩护，但仍需注意的是：机器拟人化仍然存在一定的伦理风险。在人机关系的框架中，机器拟人化分别涉及欺骗问题（因为它暗示着对机器本质的某种理解）、可接受性问题（因为它决定着拟人化机器能否切实地参与到人类社会当中）、沉溺与替代问题（因为它影响着对人机关系及其社会地位的认知）。

1 .机器拟人化引发的欺骗问题

机器拟人化可能引发的第一个问题是欺骗问题。阿曼达·夏基（Amanda Sharkey）和诺埃尔·夏基（Noel Sharkey）认为：“设计机器人来鼓励拟人化属性可能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欺骗。”在机器拟人化的欺骗问题上，矛盾点实际在于是否承认有某种形式的拟人化活动是使用者完全被动、无意识甚至无法反抗的。上述进路已经从多个角度回应了这个问题，并强调当前拟人机器的有限性不足以造成欺骗，设计者也可以诚实展示其拟人化手段以避免欺骗。但在斯派洛看来，这至多能将刻意的欺骗问题降级为设计者对使用者自我欺骗的鼓励，虽然使用者部分保有其选择权并应当承担部分责任，但设计者的鼓励仍旧具有道德问题。证成进路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应：一种是强调设计者并没有“鼓励”这类行为，而是使用者的主观意图；另一种是质疑对欺骗这一概念的理解，强调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差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欺骗。

思享｜于雪：机器拟人化的三条证成进路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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