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基于人民研究路径的分析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已是大势所趋，但具象化且真正有效的构建路径却鲜有共识。本文以人民研究为例，呈现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的具体研究路径，并强调了田野研究的重要性。在中国社会科学大步转向的大变革时代，作者呼吁重新关注人的现代性，以“人民”概念作为一个重要基准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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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本位观：基于经典现代化理论反思的多维度考察及其构建路径

“人民”概念的中国语境与语义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曾在《好研究是当下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兼论“中国”作为方法论》一文中提出做好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公共、中国、大时代。其中，“公共”关乎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意味着关注所有人共有的、关心的议题；“中国”强调研究的情景意识和本土意识，“中国”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的方法论；极速变动的大时代则为重大理论的产生和出场提供了新的契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同一段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维持了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秩序稳定，这一奇迹为扎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沃学术土壤。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到国家治理的理论建构，已经出现了诸多经典和高质量研究，但也仍隐含着困惑与分裂。

我们认为，目前是再次进行系统反思与回顾的恰当时机，而社会科学研究与大时代仍然存在鸿沟。首先，需要承认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仍有发展时差。比如，早在20世纪，学者们就尝试基于田野提出中国理论，但长久以来“悖论”一词都高频出现于各类中国研究之中。以西方经典理论所描绘的世界为参照，改革开放至今四十余年的诸多治理实践被表述为“黑白混搭的灰色世界”，大至制度小至政策执行，处处皆可见“悖论”。在宏观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被视为收与放的循环，中央分阶段调整央地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两大目标的优先序，是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下的相机选择；在中观机制层面，中国特有的、实践有效的一些做法或被归入“非正式”的范畴，被概括为“非正式适应机构”“非正式问责机构”等组合词语，或是被理解为替代并打乱常规状态的紧急临时安排，被认为是“运动式”“非常态治理”。随着对中国治理理解的逐渐深入，上述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划分开始受到批评与反思，研究者开始尝试从实践出发进行抽象归纳，避免先入为主地二分对立，强调要避免普遍的目的论倾向，将实践过程中更加细微且鲜活的“非正统制度、被忽视的参与者、意外的互动和随机干预”纳入观察与解释之中。但时至今日，本土理论仍面临着实践进程的理论化困境和难以与国际理论对话的难题。

这既是作为后发学科尚未完全摆脱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隐含的价值偏向所致，也是中国治理本身的高度复杂性所致。比如，从很多切面都能找到证据证明治理结构是集权或是分权、是职能本位或是任务本位、是依靠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但往往又容易从另一个切面找到证据推翻之前的逻辑。因此，若仅针对个别现象的概括或归纳，可能会过分强调中国治理过程中的变动，进而将其理解为“非正式的xx”，也难以形成理论体系。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与当下需求并不匹配。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大流行和全球价值观的危机使得当今成为新时代，但“传统尚未远离，现代尚未确立”，工业时代以来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和想象已经被破除，新的理想或共识却尚未确立，人的心理、需求、行为都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发生变化，而研究仍未很好地系统解释这些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特有的高度时空压缩的发展进程令此问题更加复杂。与西方线性、分阶段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同时经历着工业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等进程，因此，中国治理既包括推动市场发展，回应市场发展带来的发展不均衡等社会分化问题，还包括回应全球化与互联网化所带来的社会多元性问题。从中国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才有可能解答中国治理奇迹和困境的真正内涵。

尽管已围绕社会科学本土化进行了多轮反思，但上述困境仍未破解。原因在于，尽管在价值层面开展反思甚至到了“反思疲倦”的程度，但在具体操作的方法论与方法层面却仍缺乏足够共识。总体来说，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被高度紧迫感和强大控制力驱动，时间的急剧、空间的共存、内容的广泛、幅度的强烈，以及参照系的异质性（作为后发国家）都是其特质，面对这一历史进程，无疑需要研究者更持续、更诚恳地反思作为研究假设提出和研究方法使用的前提，“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仅找到真实的且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更是研究立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再造。

我们此前已提出，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长期实地调研与深度田野对于理解尚未在现有理论中充分呈现的“中国”十分重要。在此，我们将继续深入这一思路，并尝试以人民理论研究为例，呈现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的具体操作路径，即，从探寻具有中国基因的鲜活概念开始，到“在田野”研究方法的具体使用，再到“从田野见制度”的理论结构化全过程。我们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具体视角。

概念是进行知识生产的基础工具，基于中国经验而建构出具有活力和延展性的概念是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工作。在近年来本土化和自主性反思思潮影响下，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本土概念被提出，但总体来看，这其中的很多概念是对部分事实零碎、孤立的理论概括，以致成为“概念孤儿”。目前，我们仍缺乏足够的具有包容性、延展性和生命力的基础概念与基础理论。回应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回到真实的中国实践，追问每一个反复出现却鲜被讨论的政策概念与知识概念，以此寻找能够在理论与现实中不断穿梭的概念。

回顾社会科学的发展史，具有生命力的概念都具有时代回应性和穿透力。从大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治理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具有强大历史延续性、重复出现的治理现象，而观察现象的时间尺度，影响着研究者对治理过程和治理制度的“变”与“不变”的理解。这一观察为我们寻找概念提供了路径，即寻找长空间时间尺度下不变的治理内核，来构建明确的、有生命力和延展性的基础概念。我们认为，从更长尺度来看，“人民”这一概念贯穿了现代中国治理史，是党与国家的话语中心，其既是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对象，又能够与建立在公民权基础上的当代政治学理论对话，也可以此概念为基准点，探索可共享的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人民概念的核心性体现在两个层次：

在纵向历史维度上，“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塑造了中国治理特有的精神内核。在历史上，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始终脱离不开“为民”或“善业”。“凡民之属皆从民，民之所欲，莫先于治”，尽管古时对民的关怀是出于统治意义上对客体的关怀，“民”与当代的“人民”也大不相同，但渊源甚古的民本思想在文化意义上延续至今。这一传统政治文明基因形塑了中国人的公共想象，诸如官与民、公与私，使得中国政治运行和治理模式具有区别于西方的明显特色。

而在横向比较维度上，“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是当前国家代议制度与公民理论的一种独特形态，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实践已创造了中国奇迹。进入现代以来，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愈发清晰——“人民主权”，“在人民主权原则之外，也不存在任何别的具有普遍性的合法性原则”。在人民主权的合法性建构下，代议制度成为现代国家典型的代议制度。“选举中心论”决定着西方政党是选民与政治团体的“代表机构”和“表达工具”。对比之下，人民在国家制度设计与政策实践中都是治理的核心。在国家权力来源与归宿这一基础层面上，中国独特的人民与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关系决定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共产党利益的一致性，人民既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又是国家权力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归宿。不同于党政和周期轮换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中国国家权力的建设链条是率先建立党民关系，以此来建立政民关系。“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在政治制度和治国理政思想的层面，人民性贯穿国家治理体系的始终。在政策体系中，人民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人民至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简言之，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但与人民实质上成为治理实践核心概念不相匹配的是，现实中的人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不饱满，既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来凝练抽象作为总体的人民特征，也缺少深度的田野观察来描绘现实世界中鲜活而复杂的个体境遇。与此类似，诸多具有发展潜力的概念都面临类似境遇，若能对此进行深入挖掘，将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基础。

更进一步，关注人民，既源于研究立场上对“公共”的关注，又契合社会科学近年来的个体转向。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对公共特质与公共问题的关注应是社会科学的共有特质与精神，回应公共之问应是研究者的责任与情怀。关注人民，是作为研究者的自我提醒，即关注具体的人的境遇，关注时代波动下个体的喜怒哀乐，在理解个人性境遇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抽象与提炼。

其次，这一关注也契合近年来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反思。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社会科学内部认知——工具性的导向长期占据主流。尽管强调个体的各种解释学思想传统仍在延续，各学科内部也始终存在规范/价值与实证之争，但这一争辩仍是宏观的，其关注点在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是否应当影响研究，而非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体的价值。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对结构、制度和功能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下掩盖了结构下一个个普通个体的生活境遇与悲欢喜乐，是“站在个人主义的对立面上为建立一个联合的、稳固的、有序的社会作知识上的准备”。这种根深蒂固的结构——行动二元对立与对宏观结构的强调，致使社会科学研究既无法正确看待结构的特性来解释工业革命后快速发展变化的整体社会图景，也缺乏对行动者的认识以刻画情境中个体细微且生动的选择。然而，社会科学作为根植于“人”的学科，应当研究人民，最终服务人民，这是研究的情怀导向，是出发点也理应是归途。正如米尔斯所言，要“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也是基于此，20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开始了行动者转向，即，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关注个体的能动性，承认文化与价值的作用。

重申研究人民，重点是指向关注田野中人民的鲜活性与复杂性。在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的背景下理解人民，需要同时具备对比与普遍两种思维。对比意味着强调中国情境下的“人民”概念所具有的独特特质，即特有的人民性。从这一嵌入特定文化中的情景性出发，更有可能提出鲜活的概念与理论。普遍则意味着避免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探寻跨越特定场景而共享与相同的底层逻辑，从情境性研究开始走向普遍性理论。具体到在“人民理论”的研究中，这意味着：

其一，关注人民的主体性。与古代的“民”相比，现代治理体系中人民的一大特点即是主体性和能动性，人民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公共事务的合作者、建设者和决策者。而在互联网加持下，人民的自我赋权能力大大增强，其主体性和自觉性也在更大程度上被深化，这要求必须更深刻地理解人民的鲜活性。

其二，重视人民的复杂性。人民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当代人作为个体的复杂性上，也体现在人民的分层和分类上。就个体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标准化与集聚化为特征，处于工业化大机器中，人的个体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磨，认知、态度和价值多呈现出系统有序，遵循职业、收入、教育的经典阶梯状态。然而，近年来全球都在经历价值观的危机，个体的价值观与行为极化明显且差距极大，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关系也变得飘忽不定，互联网上的个体呈现远超此前的态度极化。加之快速原子化带来的家庭、地缘等传统纽带的消解，人们处于前所未有的疏离与低社会信任的状态。

与此同时，群体与阶层概念在当下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新业态、新界别和新阶层纷纷涌现，新型贫富分化成为难题。以数字经济为例，仅平台企业这一新企业形态，就产生了掌握数字化技术的“算法精英”和数字控制下的骑手等新职业阶层。网络等技术要素已经越来越加剧线上与线下的双重聚集，空间的稀缺性使得多元且异质的人们汇集于一处，群体互动更为复杂。尽管工业化以来人口的异质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学界也一直在警惕人口的异质性可能会导致人的行为失范，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目前仍然不够。

其三，从去中心化视角关注人民。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和西方城市政治中的“市民”，直至现代政权合法性意味下的“公民”与“人民”，都是非个体化的整体性概念。在作为集合体的人民概念的遮蔽下，加之作为话语的西方社会科学所内涵的知识霸权，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对人民的观察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精英主义的导向。这既体现在国家层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忽视和对西方式发展路径的追求，也呈现于更中观层面上对精英群体的关注和对本土知识的忽视。“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即使是国家高速经济发展的时期，也往往会由于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等多种原因而带来新的弱者，但陷于西方发展霸权主义的研究却对此视而不见。面对此种情形，20世纪中后期部分研究者开始呼吁，“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许多人的苦难，应该认识到现代世界，包括现代化的第三世界，是建立在数以百万人的不幸与凄苦之上的”，并出于方法论反思和对边缘者群体的关注双重因素，探索构建出“以末为先”“弱者的武器”等系列去中心化的概念。应该说，尽管关怀弱势、回应时代始终是研究应有的情怀，我们还是需要意识到从去中心化视角对人民的关注仍然并不充分。

围绕当下中国治理的人民议题，仍有一系列看似不言自明但实际仍未被理解的基础性理论问题需要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的核心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即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先、以人民为主。而在治理实践的过程中，人民这一群体概念进一步呈现出其多元性和异质性特征，成为不同的群体且呈现出不同的需求。由此，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需要回答关于人民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谁是人民？人民在哪里？不同人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当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以谁为先？人民如何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作为少数者、参与弱势者的人民如何？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将构成阐释中国治理的基石。

基于上述转向，我们认为，“在田野”是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的重要路径。聚焦于田野中对人民的研究，可以在更操作化的层面为此提供指引。要观察、刻画和理解人民的鲜活性和复杂性，回归田野，在田野的特定情景中研究人民。

从19世纪末人类学者对异文化的关注起，在某一特定田野进行深入调查即逐渐成为质性研究最主流的研究方法之一。随后，田野的范围也日益拓展，从描述异文化发展到解释本土场景下的行为，研究者开始尝试重新概念化空间与时间，开发探索多地点的研究设计与多时间线的研究策略。近年来，田野的概念进一步扩展，从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变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地域”，在某种程度上被概念化为某个“政治位置”或多个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场所，并进一步拓展到技术空间。“在田野”的优势在于，通过较长时间的在场，研究者能够真正观察到各主体的日常行为与互动，以还原场景的特殊性与内在逻辑，读懂背后的隐意，从而得以摒弃脑海中基于现有理论的预设或想象，构建具有自觉自主性的理论。目前，以田野政治学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已为如何将田野调查作为路径开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在寻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独特的特色、风格、气派上做出了有益探索。延续其对田野的重视，我们认为，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即要走出书斋，回归真实的田野，在田野中共情并理解鲜活复杂的人民。

具体来说，田野指向回归真实的中国场景，人民则指向以人为本的价值，更代表超越制度、文化或国别差异的人的普适。倘若认为中国不符合普遍性的理论预设，将其当作“异常值”，使用特殊性的命题来解释其情况，这会削弱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力度，更会错失从丰富鲜活的实践中建构“基于后发国家场景”的理论契机。从田野出发并落脚，才能避免隐含的争执价值倾向的影响，逃脱“中国悖论”的视角，用事实修正理论而不是用理论裁剪事实，构建更“中国”的概念与理论，如弹性、韧性、柔性，并去“理论霸权”。正如此前所指出的，情景与在场对于缓解研究和时代的鸿沟尤为重要。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与分析框架，本质上是特定的文化情景、经济过程与社会结构共同推动下的一种观念建构，所谓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也就是对美国情景深入透彻的研究。因而，理论是具有时空限度的；当情景发生改变时，理论可能不再具有适用性：“既定的理论，并非答案，并非假设，而恰巧可能是问题。”理解中国，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置身于鲜活的田野是必然。通过长期不断的田野作业，我们能够保持对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密切关怀，更细致地观察到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微观现象及其具体情境和条件，进而还原自然真切的发生机理。同时，“在田野”也让我们能够关注诸如传统、习俗、观念等极具特色且有深远影响的中国情景，寻找更长时段的因果结构，在时空尺度上提升观察与分析的精细化，唤醒“情景”并操作化，从而发现情景的、细微的、真切的问题，进而将普遍知识情景化，将情景化知识普遍化，提供负责任的且富有想象力的恰当解释。

落脚于人民，置身于人们所在的第一场景，关注特定场景中的事件与人的心理、行动与情感，能够还原更纵深和立体的中国现实，进而抽象出一般性理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民的复杂性，从田野中研究人民也会遇到新的挑战，尤其是如何从复杂的情景和多样的个体生活中进行理论抽象，诸如：生活与制度的逻辑关联，生活细节之间的逻辑关联，生活弥散性与理论普遍性的逻辑关联，生活丰富性与理论简约性的逻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当前的新型技术和田野方法为改善这一情境性困境提供了可能：线上田野的出现使得数据能够充分获得，不再是选择代表性样本，通过对样本的观察分析来得到某种代表性结论以勾勒总体，而是使用足够多的数据纳入个体，从而达成对总体的认知。由此，不仅能够具有个体的鲜活性、丰富性、立体性，同时也具有了总体的结构性、普遍性、确定性，使得从田野中研究人民更为可能。

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三化共时态”的高度时空压缩是研究中国不可忽略的特质之一。这对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带来的挑战在于，互联网已深度嵌入并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冲击了经典社会科学理论。互联网实际上“是一个由网络和节点组成的地理，处理从地方产生和管理的信息流”，形成了新的流动空间，由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共同组成了混杂的网络化的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凌驾于地方空间之上，前者依照各个地方的市场价值、基础建设的优越程度，连接这些地方。在传统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之外，“数字空间”或“网络空间”已成为架构于传统空间之上的孪生的新型空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在这一数字时代研究中国，互联网是不可躲避的重要变量。由于人民是最直接被互联网影响的主体，网络节点及这些节点间的连接和流动（金钱、物体思想等）都建立在互联网对人的基础之上，理解互联网对人民及关系的影响，以及线上田野这一新场景中的人民，或者说如何理解网民以及网民性，对于人民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回顾已有研究，已有诸多将目光聚集于“线上”的新现象、新行为，如匿名化的社区关系或政民的直接互动，这为我们理解线上的人民提供了诸多鲜活的案例和解释。在方法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即意识到互联网所带来的挑战，尝试在修正和改进传统的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虚拟民族志，将互联网作为研究的田野和工具。但需指出的是，由于互联网嵌入所带来的高度复杂性，以互联网为场景的研究可能存在过度简化的倾向：或忽视技术带来的独特场景性质，或忽视并割裂线上与线下的关系，将线上的人民简单化为网民，将政府在线上的行动简单化为舆情应对与管理。

因此，要通过田野方法，还原线上与线下的联系，从而更全面地观察理解人民与治理。“线上”是线下空间的延伸，线上空间中的行为既是线下在线上空间的投射，又在被技术和传播逻辑影响后反过来影响线下。线上田野是理解人民与治理的重要田野场景，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厘清尚被忽视的线上空间的特性，为研究人民与治理提供基础。具体而言，线上空间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线下实在于网络空间的投影，又因技术特质而形成了新的属性。结合现有研究我们认为，需要在人民研究过程中特别关注的特质如下：

一是关注线上田野与线下空间的联系。首先，地理在网络上不仅没有消失，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得到加强；同时，网络空间也有其自己的地理，它塑造了我们如何能够找到和了解世界不同地区，网络空间的地理属性也塑造着物理的地理而不是简单地反映它。在田野中研究人民时，要观察其所在的物理空间与情景，也要定位其所处的线上空间的相对位置，以及线上与线下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人们时刻都在线上互动，与线上“界面”发生交汇，需探究这一交汇界面对人民的影响。这些界面包括计算机的社会技术系统、键盘鼠标等硬件、软件与用户间的共享边界，在其中，行为者交换符号意义并进行互动。可结合技术观察与参与观察来理解界面，即既在线上收集包含截图、短视频和文本在内的数据集，也在线下的同一群体中开展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要通过更加精细科学的线上田野，明确线上的技术逻辑与影响，观察、抽象并呈现更多个体的独特的生活境遇与喜怒哀乐，进而探究大数据下人民与治理的“变”与“不变”。

二是重视技术的隐蔽复杂性与技术黑箱。在数字时代，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内的各个主体时刻受到隐于后台的技术的影响，在进行田野研究时，要重视所处的技术场景。其中，算法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应用的过程中切入数字社会的技术核心，出现于社交平台在内的各种线上场景中，通过捕捉和预测用户的偏好进行个性化内容推荐，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行为与态度，并持续且隐蔽地重塑了社会的权力关系与权力结构，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破坏社会的“数学毁灭性武器”。算法本身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和大规模的特征，加之企业与国家的有意保密需求，在多种层面都是不透明的，但其背后又隐含着人工的设计与价值判断，并在实质上成为线上田野的背景，这要求研究者通过多种方法探索田野中的技术逻辑。首先，在线上田野研究人民与治理时，要时刻关注隐于后台的技术对于信息呈现和人的情感、行为、互动的影响，理解重现算法可能导致的对人隐含偏见的分类化与排序化，这始终是线上田野的一大变量。其次，大规模持续观察与可控的实验成为可能，可通过提升研究方法技术来实现对鲜活丰富个体的纳入。比如，已有研究持续追踪数百万的社交媒体帖子来探究平台的内容管理，或者使用实验和逆向工程方法，揭示算法内部的运作逻辑等。

如上所说，中国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参照西方理论基准来寻找偏差和悖论，近年来则又掀起反“悖论”的自主化思潮，强调其治理实践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从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的角度出发，好的理论需要“能够穿透历史与现实，连接理论与经验，超越左与右，融合东西方”，要提出一个能揭示国家治理的运行机制和驱动因素，化解存在矛盾的悖论式解释，并是价值中立的统一的分析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