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索马里
编辑：海陆
3月28日的BBC Four播客Books and Authors里面，三位嘉宾就声讨卡佛的编辑戈登·利什（Gordon Lish）对卡佛原文的编辑（有义愤填膺者称为“重写”）。但三位明显都是对利什心服口服——“如果这句话有15个单词，删到5个；如果一个句子有25个的单词，删到15个。”利什几乎没有还价余地的命令，才有了卡佛的叙述中那惊人到过分的简洁（economy）。但作者和出版人的尖锐矛盾几乎就浓缩在这句命令里了。
刚好手头在编辑苏尔坎普（Suhrkamp）老社长西格弗里德·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生前写的《作家和出版人》（Der Autor und sein Verleger）。为了对照阅读，索性重温了岩波书店的大冢信一写的《我与岩波书店》，赫然翻到大冢的同事U对他说的一段话：“所谓的编辑，都是失败者吧。因为，那是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无可奈何从事的工作。”
《作家与出版人》－西格弗里德·温塞德
虽然U后来编辑了阿部善雄的《最后的“日本人”》，并朦胧知道编辑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但做出版的人难免会为了这样的论断而脊背发凉。被乔治·斯坦纳盛赞开创了“苏尔坎普文化”的温塞德，在《作家和出版人》就直接引用了歌德那句家喻户晓的指控：“所有的书商都是魔鬼，必须给他们单独造一间地狱。”
《作家和出版人》一书里，还有更尖锐的职责，比如罗伯特·瓦尔泽就将书商的游说，视为“诱惑性的搬弄是非”——远不止于此，这个后来被出版界辜负、渐至走火入魔的瑞士作家，指责出版人们“几乎是传染性的不可靠”，是些“流氓式的小说编辑”，“懒鬼”，在对待一个维也纳的出版人时，更是扬言“要是出版人把作家当无赖看待，那我们对待他就要像对待一头生疥癣的猪一般。”
温塞德博士凭借其博学和德国头牌出版人的世故和冷静，将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和瓦尔泽等德语经典作家和出版人的恩恩怨怨娓娓道来，节制、中立又不乏个人化的判断。出版人的立场并没有让他高高在上或者妄自菲薄。在他看来，出版人“是为了活在一群富有天赋和创见的人周围而生的”，“想要生产却没有直接塑造自我意愿的器官”，他们必须“摈弃对极端与过度的偏爱”，“在想象和严肃的游戏中行事。”这种谦卑和准确的清醒，在他身后的出版界，也毫不过时。
温塞德还写过《歌德及其出版人》（编者注：国内译名《歌德与出版商》），从一个冷门却独特的路径考察歌德作品的“发生史”。但在《作家和出版人》一书中，歌德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两个冷峻、残酷的背影：一个是他建造“出版人专属地狱”的诅咒，还有一处是基彭贝格掌管岛屿出版社（后被苏尔坎普收购）时，到后期对里尔克的作品逐渐没有了耐心，温塞德不温不火地总结了一句：“基彭贝格想建造一个歌德帝国。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最好的领航员请上了船，他建议我们，该把什么东西扔下船。’”
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歌德与出版商》
出版人和作者交好或者交恶，难免是情理之中。不停地要有人被扔下船，一家出版社也要有自己的领航员和能终身服役的海员。温塞德对此是很清醒的——比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形容的出版人“一只眼睛盯着作者，一只眼睛盯着读者，还有另一只手要盯着钱包”要来得深刻许多。在此可以摘录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阐明的“出版人的任务是什么”——
一家文学出版社不靠单单一本书，更不靠畅销书；今日的畅销书单往往是明日的墓碑碑文。一家文学出版社的计划以及它的规模随着作家内心的日历生长。当然，出版计划的正确杂糅也很重要。这是出版人最古早的秘密，它在于把青年作家和老作家混搭在一起，把畅销的和笃定没有销路的书混搭在一起，把满足当下政治需求的作家和那些只跟随内心意志（“别跟我谈政治”）的作家混搭在一起；乐意成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作家要和毕生拒绝抛头露面的作家相配；事前就会提出最高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酬劳的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在他的剧作《惯性势力》中写道：“当事情跟钱发生关系时，连天才都会发疯”）要和克制物质需求的作家相配——这种杂糅不是开杂货铺，而是把不相连的各部分组合到一块，把几乎不相容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一种纲领，一个总和：这就是出版人的任务。
那个可以提出“最荒唐的酬劳”的伯恩哈德，既奠定了温塞德作为出版人的顶级声望，但同时也以其无法遏制的正义感让出版人焦虑不已（比如和同属苏尔坎普旗下的彼得·汉德克就一直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一直互相不对付），温塞德也奇迹般地将这“几乎不相容的部分组成了一个整体”。还是用斯坦纳的话，“它（苏尔坎普）决定了德国文化与知识最先进的层面，哪怕其中的知识来自纳粹企图毁灭的犹太人，它们都一视同仁地放在了书架上，象征了这个时代最进步的声音。”
后来，我在别处读到了伯恩哈德和温塞德的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几乎是同时地捧腹大笑和热泪盈眶——
伯恩哈德曾写信给他好脾气的出版人（抱怨）：“很多次，一个人突然悬空漂浮在一个致命的深渊上空，被数不清的人围观，那些人不停地鼓掌，他们（心怀二心的）的赞扬几乎能把人耳朵震聋，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人要坠落的时候——不夸张地说是最后的时刻——为他拉起一张网，而不至于让他无可挽回地变成人群中的一个喜剧的，同时也是可悲且必定荒谬的一具尸体。”
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被认为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代表作《伐木工》
而在数月前，即1965年12月，温塞德曾经向伯恩哈德提供了一张3000马克的支票，伯恩哈明确地表达过——“那3000马克为我支了一张网。”
但两人那种近乎高贵的合作，完全没法阻挡伯恩哈德的喜怒无常。尤其当苏尔坎普出版社旗下的作家名单日益庞大且权威之后，伯恩哈德一直心心念念要“独立”，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和别人放在一块，甚至借小说人物的话愤然表态，“要终身摆脱这些合同和书面的协约”。1971年9月的一天，伯恩哈德出现在温塞德的办公室里，直接从他的出版人手里夺回了他前一天签署好的一份合同（关于小说《改正错误》，1975）。温塞德对这场风波的记录也仅限于他在会议记录里的从草一笔，“这绝对是一个最糟糕的时刻。”虽然伯恩哈德经常要向温塞德（苏尔坎普）索要那张“安全网”，但作家本人却害怕身陷这张大网里，并不定期地想要逃离。
温塞德对出版社要传达的价值也同样清晰不过：“让公众接受其所不欲的价值”,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出版人，“想象（力）必须与作家相符，而他的理念必须拓宽作家的理念”，从出版人对黑塞的“礼让”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时而并肩时而超越的合作关系。
1925年，黑塞的《疗养者》（编者注：国内译名《温泉疗养客》）作为菲舍尔出版社（苏尔坎普的前身）的黑塞全集的的第一本出版，从那时候起，黑塞的每本新书都以他的朋友E.R.魏斯设计的统一装帧出版——“统一的纸张大小，浅蓝色的亚麻布封面，带金字的黑色书脊，封面上有E.R.魏斯设计的代表赫尔曼·黑塞的首字母绣，书中的字体统一为哥特式。这份合同签署于1924年10月25日，版税为零售价的18%，外加一年1500马克的津贴。此装帧设计的有效期为三十五年。”
黑塞全集中《温泉疗养客》的封面，封底及书脊，书脊字体即为哥特体
35年——这在任何国家的出版史上都是少见的。后来，当苏尔坎普和温塞德试图说服黑塞，说现在的德国中学生已经看不懂哥特字体了，他这样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读者群。但黑塞还是写到，他是多么难以接受把书中的字体调改为圆体。出版社只能以渐进的方式，逐渐将黑塞作品的字体变成圆体字。直到黑塞去世前不久，他才真的接受了这个改变。
同样也是黑塞，他终身对《作家和出版人》中最潦倒的罗伯特·瓦尔泽提携有加，在瓦尔泽的作品被德国和瑞士的大众冷淡对待时，黑塞几乎会为瓦尔泽所有的重要作品撰写积极的评论。当我们也在《作家和出版人》一书中，读到了作家之间所可能产生的终极的矛盾。在被送去精神病院之前，潦倒半生的瓦尔泽如突然转而攻击对自己有恩的黑塞：
“一位成功的作家算不算凶手，他们把失败者提前送进坟墓。”
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公认的德语文学大师，与卡夫卡，乔伊斯，穆泽尔齐名，后半生疑似精神分裂在精神病院度过近三十年时光
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对所有的出版人而言，也是一句棒喝。出版人是否有可能，和那些成功者一起，将失败者（未必是文学的失败者）提前送进了坟墓。出版人，是否有可能成为“进步”的反面，是否一起制造了数不清的罗伯特·瓦尔泽的死亡？
温塞德还提到列宁的哥哥在上绞架时会把海因里希·海涅的诗装进上衣口袋——这并非一笔闲笔。他还提到了苏尔坎普旗下另一位重量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句话，“谁丧失了对文学的感觉，谁就迷失了。”
出版人如何不能迷失，如何坚持自己的方向，让那艘大船平稳前行？如果文学的目的是通过让人们不安而让变得更强大（里尔克语），那出版人的基本任务也是，保护这些代替其他人类思考、担负变革任务的人。
也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布莱希特在1945年10月，刚刚结束流亡的布莱希特给苏尔坎普本人写的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一个出版人对作家最深的意义：
“您的信是我收到的来自德国的第一封信，您也是我在德国最后所见的那批人中的一位。帝国议会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是从您家出发去火车站的。流亡期间，我没有忘记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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