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枪稿主编的一封公开信 | 杨殳

=编者弁言=

我是徐元，枪稿的主编。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不看电视不看综艺不看抖音，只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同时，我对可乐上瘾，不愿意运动，不喜欢旅游。

我的朋友大多数都跟我不一样，可是，我们彼此欣赏（或曰忍耐）这些不一样。

最近，在本人的主持下，枪稿连续刊发了几篇针对当下文娱业焦点的评论，也激起了不少读者的讨论热情。

为什么我和作者们对这些问题如此在意？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允许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便大家不得不娱乐至死，也强过在老大哥的注视下苟活。

不过，如今的现实却是，我们似乎已经身处在了一个《1984》和《美丽新世界》叠加的奇境里了。

今天的作者来信，其实是我们和大伙儿一起探讨。

另，二条又有福利，请注意查收。

给徐元兄的一封很长的公开信

文|杨殳

作者简介： 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穿马甲写作为生，兴奋的时候一日千里，丧逼的时候一泻千里，最擅长的写法是离题万里，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徐元兄：

见字如面。

年前，你在微信上问我：“1984”的世界和“美丽新世界”是否正在共生？

当时，我正坐在马桶上看综艺，你的问题让我菊花一紧。多坐了十分钟，我回顾了一下这问题的背景信息。

1985年，美国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宣告，奥威尔预言的极权世界并未在1984年出现，恐惧的老大哥并未毁掉我们，而真正将毁掉我们的将是赫胥黎预言的“美丽新世界”。

他在前言中说——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

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你突然怀疑赫胥黎太乐观了。

这个敏感又不合时宜的问题，真是令人如芒在背。

今天，诸如《黑镜》《V字仇杀队》等反极权反乌托邦主题的电影层出不穷，未来几乎就在当下发生。更有像《移动迷宫》《饥饿游戏》这样精心设计的娱乐片，赤裸地消费这种焦虑。

任何严肃的话题进入流行文化语境，必然自我消解，反思变成了谈资——所谓认真你就输了。

于是，往往尚未开口，我就心生空虚。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种感觉。

昨晚，走在阴霾密布的胡同里，遇见几个穿校服的小孩，在黑雾中奔跑跳跃。我忽然想起，上回见面你谈及对儿子教育的担忧——我想打个比方说明：

你带着孩子走进一家餐厅，眼看着他吃下一桌下了毒或是生了霉的食物，却无能为力。

仅此一家，别无选择。要么饿，要么吃。吃了再抠出来？你觉得无从下手。

这种担忧，我曾听到很多有孩子的朋友提到，有人为之冒火，有人为之叹息，更多则是自我安慰：不都这样嘛。

我尚未遇到孩子教育的问题，却更加焦虑。

现在，我想尝试从心理和文化角度回答你：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担忧，根源是一回事，两个世界不但可能并存，而且正在路上。

我在驾校学车时，教练讲了个窍门：开车走在路上，要看车不跟车。意思是说，让我直视道路尽头，但用余光注意前车，随着前调整车速，但切忌看得入迷，直直地跟了上去——可能追尾。

这招管用，我开得稳稳当当，但却有了新问题。开到空旷路段，前面没车了，我倒慌张起来。尤其过十字路口，常常忘记抬头看灯。

几年过去，我还经常想起那种突如其来的感觉：自由而孤独，迫切需要安全感。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了极权主义成因，提出了对“自由”、“独立”意志的根本性反思——

在我们内心深处，是否本就潜藏着渴望臣服权威的冲动？

弗洛姆认为，人和动物的差异在于“人格”，人格的形成不是自然赋予的天生特性，而是在社会进程中形成的。因此，不同地域和历史时期的人性是不同的。

人的爱恨冲动、焦虑恐惧、对权力的追求和对财富的追求，都是在对社会形态的适应中形成的。

你有养娃经验，我就拿娃的例子讲。

一个娃，从出生到成年，是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自己”的。

刚刚剪断脐带的婴儿，身体脱离了母亲，实质上仍是母亲的一部分。之后，从吃奶到吃饭，从抱在怀里到满地跑，娃逐渐长大，个体意识逐渐形成。

这一进程中，产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孩子的自我力量不断增强，能更多脱离母亲生存了；二是个体的孤独感出现，并日益加深。

在某个突如其来的瞬间，娃发现：我是我，母亲是母亲，别人是别人，各自的需求有所不同。甚至，他还猛然醒悟：这个我，有一天可能消失。

就此，娃开始在心理上摆脱母亲的束缚，自由开始了。同时，娃察觉到，这种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日益感觉孤独。

人对母亲的依赖是“始发纽带”，一旦切断，就没法再续。但人需要“纽带”，与世界和人产生关联，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必须。

精神孤独和饥饿一样无法忍受。

这就是我们在自由面前的两难窘境，摆脱了和母体间的“原始纽带”获得自由，却同时感到孤立无援。

怎么办？

弗洛姆给出了理想方案：人要积极地发展健全人格，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

但理想方案毕竟是理想，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

母亲和家庭若不撒手，孩子就无法在生理成年后发展独立完善的心理人格——“妈宝”、“巨婴”就是这样。我们见到过太多毫无主见动辄撒泼耍赖的成年人。

这个逻辑放在个体和族群国家之间，一样成立。

如果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没能为健全人格发展提供基础，我们就无法发展成独立健全的个体。

这就像一群手脚残废的的儿童，给丢进了深水区。

自由之于我们——两代人三代人或更多，简直是难以忍受的负担，对不安全感的恐惧死死掐住我们。

谁来救我？只要能揪住一根救命稻草，怎么都行。当然要“逃避自由”。

最常见的一种逃避方式，就是靠拢集体，跟他人一样，找到替代母亲的权威。

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权威主义人格”，要么让自己成为权威，要么渴望臣服权威，换来虚无的安全感。

如今的权威早已进化，隐匿在日常缝隙中。你感受到的井然有序衣食无忧背后，是巨兽无处不在的鬼影。

它们遁形于科学、伦理、常识、商业广告、法律道德、媒体舆论、民族主义、娱乐综艺、电影小说和各种缓解你焦虑的电子产品中。

老师对你说，你只有一条路，否则人生就是失败。课本对你说，这就是事实，是历史必然规律。地产商对你说，想叫丈母娘，就差一套房。卖保健品的对你说，送礼就送脑白金。微信好友对你说，你竟然不玩王者荣耀？

这就是弗洛姆定义的“匿名权威”。它不是降龙十八掌让你经脉尽断，而是十香软骨散，教你软绵绵。

匿名权威能让人心安理得，找到归属感。如果身边都是一样的残废，又有什么好不爽的呢。只要不渴求健全，就不会因残废而焦灼。甚至，随大流的安全感让人感觉很“自由”。

追根溯源，我们怎么就成残废了呢？

首先，是人文教育的缺失。

什么是人文教育？耶鲁大学在一篇报告里这样解释——

“（人文教育）所有课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设置都应围绕一个目的，就是怎样才能最好地传授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艺术、怎样有序思考、怎么分析事物、怎么明辨是非、怎么组织论据、怎么平衡各方面的意见、怎么唤醒、提升和控制想象力、怎么安排记忆、怎么激励和引导自己的天分。”

以写作为例。在健康的人文教育中，写作注重的是思维训练，将语言作为思考工具和表达工具。这种注重独立思辨能力的写作，指向的是完善人格与创造力。

而中国学生学习阅读写作，讲究的却是既定的中心思想和套词套句。孩子自我评价的标准，会跟着老师学校的标准，力求自己写出中心思想符合要求的文章，做出符合榜样的行为。

中国孩子只被灌输“应该如何”，而不知道何为真相和现实，自我的力量根本无从发展。

你看到这种捆绑孩子发展的绳索，还不敢干脆地解开它。鼓足勇气下手了，孩子又不信你。

有个传统公案故事，讲两个妇女抢孩子，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县官让俩人拽着孩子拔河，谁赢了孩子是谁的。

亲妈肯定输，舍不得孩子疼。你和教育之间，就是这样。更有很多做父母的，根本不会参与这场拔河比赛，彻底弃权，孩子安心，父母也安心。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自古就注重宗族、家庭伦理。个体是用来实现家族意志的，养儿是用来防老的，夫妻是用来传宗接代的。

讲究孝和顺的孝道，是这种削弱个体人格的观念的集大成。从心理学上讲，孝道就是刻意捆绑个体与父母家庭，直接阻断个体力量的发展。

这种“阻断”确实让人有安全感，但个体独立人格也必然融化在权威之中。如今，这套天地君亲师的“传统文化”已然借尸还魂，化作核心观。

十几年前，我刚工作那会儿，母亲打电话时总说，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不要迟到。十几年过去了，我和朋友单干做了点事，母亲打电话常常问我，你们是在干啥，没干违法的事儿吧？

父母的大半辈子，就是操心子女。子女的大半辈子，心里压着愧疚的巨石。由于个体力量不足，人人都在内心求“安稳”——于是便仰赖安稳。

这种社会心理模式，你我都无法跳脱，唯有在模板里折腾。想伸出脑袋透口气？一棍子抡过来，打到你闷声。

棍子，就是实名权威。

前天在香港看了部真实历史改编的韩国片，讲1987年一场运动。片子里有个秘密警察，被老板送进监狱顶罪。他在牢里琢磨了很久，意识到自己是个混蛋，就想做自己。

于是，他违抗老板的命令，硬朗朗地往枪口上撞，死也不怕。老板略加思索，没开枪，说我会把你老婆孩子扔进江，让你活着。

立马怂了，一个心狠手辣的硬汉瞬间崩盘。

这当然是极端例子，但天下所有权威的棍子都是一回事儿。要是你知道的太多想的太多，拒绝嗑药，鬼影就随时显形，让你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