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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机关报《北大青年》

对话｜美国总统令与华为的“极限时刻”

北大青年 · 公众号 · 人物 · 2019-05-23 23:17

正文

全文共4648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本报记者

钱玉婕　经济学院2017级本科生

张君曼　元培学院2017级本科生

刘一君　元培学院2018级本科生

日前，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

5月17日凌晨，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发布致员工的一封信，信中称，面对美国的这一举措，华为海思将会把所有曾经打造的“备胎”转正，今后还将保持开放创新，并实现科技自立。

5月21日，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先生，在中国深圳的华为总部接受了多家媒体的圆桌采访，对一系列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其全球视野和开放包容的格局振奋了中国企业家们的精神。

《北大青年》（以下简称“北青”）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陈江副教授，分别从贸易和技术角度为我们解读华为的“极限时刻”。

北青：从历史上看，华为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如何？

陈江：在中国的企业中，华为一直被美国另眼相看。虽然任正非确实是退伍军人，但华为其实并没有军方的背景。有个传说，说是因为以前有个叫华威的军工企业，被美国人弄混了（反正都叫HUAWEI嘛），后来美国人就将错就错了。

在我看来，根本原因还是华为发展太快，而且企业文化相当惊人——所有员工都自觉自愿拼命的话，企业外部的人也是比较容易被吓到的。

从一开始作为“巨大中华”里唯一的民营企业而崭露头角，到后来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基站上超越诺基亚和爱立信，路由器和交换机上超越思科，手机出货量也逐渐逼近全球第一，按平均购买力计算的话，华为的年均研发经费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再加上一直不上市，所以美国对华为有着深深的顾虑、戒备甚至恐惧，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除了不批准华为在美国的任何并购计划之外，著名的鹰派、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这两天还在叫嚣，比起贸易战，杀死华为要重要得多。

王勇：从过去看，华为和美国的关系有两条线。一个是华为和美国公司的关系：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追赶的过程，从程控电话交换机到网络服务器，再到移动通讯的基站、终端。在这个过程中，华为实际上和一些美国的企业有竞争关系，比如思科公司；也有一些有关专利的官司。

另一个就是华为和美国政府的关系。相对来说，美国市场比其他国家的要开放一些，但是在所谓的国家安全——你的技术、业务可能会对它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问题上，它就会控制得比较紧。华为前几年曾经并购过两个美国的小公司，3com和3leaf，大概都是和通信软件、计算机软件相关的企业。但由于是华为并购，一次被拒绝，一次被劝退。

总的来说，华为在美国的业务是比较少的。在关键的领域，比如互联网移动通讯，它基本上没有进去，现在就是在美国一些偏远农村提供局部的网络服务，同时可能还有一些手机。美国方面对华为也是长期监控，怀疑它可能和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一度通过黑客手段入侵华为的路由器来阅读大量的电子邮件，包括任正非本人的邮件，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北青：那么为什么这次禁令会格外针对华为？

王勇：主要是因为华为的科技实力太强大。我国过去，尤其在4G时代，很多移动网络移动通讯的技术都是美国占有的。即使是欧洲的厂商，因为依赖于美国庞大的市场，加上美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手段的影响，它也比较容易听从美国的号令。

但是华为公司出现之后，美国觉得很难办。因为华为企业的研发实力很强，而且这个公司是中国企业，一家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这样的成功，对于美国维持在全世界的技术霸权，以及信息网络上的霸权，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曾经说过，正是在华为出现之后，美国构筑全球的电子信息监控体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华为的加密系统美国无法破解。

北青：华为的5G技术已经到达了一个怎样的水平？

陈江：“5G”即我们平常说的第五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不只是一个技术而已，而是一个大的技术和标准的集合。以前中国在2G的时候一无所有，3G起步也很晚，勉强赶上个末班车，半拼半凑弄了个3G中国版——TD-SCDMA。尽管市场表现上一无是处，但终于开始觉醒了。

第四代的时候，华为作为中国的领头羊，和国内另外几个公司一起挤进了“圈子”。虽然还没有在标准争夺上占到领先位置，但是借助中国集中而巨大的市场、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明确而坚定的国家意志，华为在产业上一举翻身，成为最激进的竞争者之一。而等到国际上讨论5G标准的时候，从努力上来看，华为已经在专利池中排名第二，领先于中兴，仅次于三星；而从贡献和参与度来说，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这是在标准争夺中的情况。

在4G产业里已经成熟的中国通信产业，不论是技术研发还是市场渠道，都已经是全球最有利的产业环境。现在甚至有一个新的现象——二三十年前，中国制造中的优秀产品才能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而如今，手机领域已经变成了“国内竞争失利的品牌，只能败退到国外去”。这是2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精彩局面。

而作为激烈竞争中的常胜将军，华为在5G上的极致投入也结出了硕果：在整个技术生态上，它几乎是全面的领先。除了GPU还不算顶尖外，麒麟芯片的其他部分都已经首屈一指，甚至遥遥领先。华为从来给人以“比较实诚的闷头奔跑者”的印象，所以我认为任正非自评的“5G方面领先行业两三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北青：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

王勇：这和当前中美贸易谈判的僵局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已经是全球的供应链，没有哪个公司能够自己制造所有的零配件。华为从美国采购的电子元器件数量还是不小的，这就给了美国政府向华为施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特朗普知道华为对中国非常重要，就要在这个时候利用华为对美国的依赖，迫使中国按照特朗普的条件来签署中美贸易协议。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对美国政治有一个简单但深刻的了解：中西部的农业州和过去是工业化中心的铁锈州一直是民主党的票仓，但这些人的利益在民主党时代没有得到很好的代表。他提出了保护主义的口号，迎合了这些人的诉求，那么这一块成了他的。但民主党是有基础的，所以特朗普要在他任内花更大的气力来做这些摇摆州的工作。

为了明年的选举，特朗普现在要谈出一个所谓“世纪性的大协议”。通过中国大量的采购，他就可以跟支持他的农民和工人说：“我是保护你们的利益的，我给你们带来了订单和就业的机会。”也能换取华尔街资本集团、能源集团的支持。

北青：无法进口芯片，会对华为产生多大的冲击？

陈江：华为去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七千亿，其中大多数产品需要硬件支持。除了手机、基站、路由器这类实实在在的硬件之外，云计算、数据中心、AI、IOT、智慧城市等都建立在电路和芯片的基石上。以手机来说，就有上百个芯片和元器件模块，如果有一个断档，产品线就只能卡在那儿；如果有一个质量或性能不够，那么这个产品也就告别高端旗舰了。所以，芯片断供这件事情，只要是稍稍懂行的，想想都会觉得一头冷汗。

还好的是，“生于忧患”这句话在华为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在前面的和平年代，他们的企业文化中就有居安思危这一条；更何况美国人处处掣肘，已经让他们做事加倍地谨慎；而去年中兴被断供后，立刻服软，采取缴纳罚款、开除员工、接受全面监督等方式举手投降，这也给华为敲响了最后的警钟。

目前华为对外的“涨信心”有这样一些消息：华为已经多备了一年的货，海思总裁的公开信称“全部备胎一夜转正”和任正非的系列采访与对话。

而“备胎”的存在，我倒是不怀疑的——因为华为本身就希望能够在所做的领域处处有竞争力。这听起来很悲壮，也很鼓舞人心；但学电子专业的人心里总是很忐忑的，因为这里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电子产品的成熟需要大规模的市场来进行长时间的考验。“备胎”如果没有大规模试用过，市场会不会给这个机会是个很大的问题。毕竟，华为在芯片方面的成功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十多年前的K3V1之类做了多年，但并不算成功。

第二方面是性价比。如果华为以前有备胎，而且性价比足够高，那么华为应该是会向市场供应芯片的，就像电视主控、监控系统芯片一样；如果华为还有隐藏备胎的话，那么性价比应该是不足的。

第三方面在于，一些极致的东西华为目前肯定做不了，譬如英特尔的CPU、最高集成度的半导体存储器等。所以一旦断供，华为的一些产品线肯定会断，譬如笔记本之类。还好这些并不是华为的主线。

北青：用整个国家的行政命令来打压一个他国企业，这种行为是符合国际通用法则的吗？

王勇：从国际贸易的规则来说，不能够单独地排斥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公司。

WTO是美国所领导创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美国在过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也标榜自己是自由贸易的领导者，长期承诺不用单边的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无论是对中国采取的301条款调查，还是针对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的232条款，都是根据美国国内法所发起的行动，违反了国际贸易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

301条款指责中国采用了不公正的贸易行为，232条款是关于钢铝贸易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些可以通过WTO的一系列规则来解决。但美国要通过单边的方式，现在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抵制上诉机构贸易法官的任命，使得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够正常地工作。美国的这些做法严重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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