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通往陆军2028之路上缩小能力差距——约翰·默里上将访谈录

阿皮亚·戴南尼亚（Arpi Dilanian），马修·霍华德（Matthew Howard）

作者简介：

阿皮亚·戴南尼亚，陆军后勤部后勤倡议组的战略分析师。她拥有美国大学的学士学位和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

作为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的第一任指挥官，在美国陆军开展现代化工作的进程中，约翰·默里上将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关于未来的看法。 默里上将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曾担任第3步兵师师长和负责资源管理的陆军副参谋长G-8，在上述任职期间，他正式向国会提出了通过现代化的方式来战胜对手的论点。 陆军未来司令部是自1973年以来首个成立的陆军司令部，在掌舵人的位置上，我们和默里上将坐下来一起讨论，应如何将保障纳入到陆军的现代化工作中。

一、未来十年，尤其是在国防部预算尚不确定的情况下，陆军未来司令部将何去何从？

陆军高级领导人已经就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进行了大量努力，这就是多域战概念。 我们目前正在就未来的部队结构进行认真的讨论。 我们还不清楚这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结构，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陆军的编制方式，而我们的高级领导层也正是这样做的。

从现在到2028年，我认为预算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几乎是肯定的。 到目前为止，这的确取决于你从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以及所有陆军高级领导人那里看到的一切： 坚定不移地专注于现代化工作的有限事项。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具有良好的预算态势，足以调动相应资源来为上述现代化工作提供资金。 最终，这项工作将能够渗透到条令、组织、训练、器材、领导、教育、人员与设施等各个领域中。 在我们部署新装备和建立新的部队编制结构时，必然需要新的作战条令和领导人培养方法。

二、在面对官僚主义、需求虚高和失败耻辱等方面，我们应如何改变自身的文化？

当我第一次接受这份工作时，有人告诉我需要改变陆军的文化。 我越想越不同意，我认为陆军的文化非常丰富。

我更认为应该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桥梁，而不是改变它们。 如果将科技初创企业和创新中心与陆军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上述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如果陆军并不试图改变上述企业的文化，也并不期待改变自身的文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上述两者之间架起桥梁，以便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

这就是说，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改变一种文化——即不敢承担装备采办中的风险。 人们害怕失败。 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如意之事。 在失败之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表现出积极或消极的一面，因此你面对“失败”的态度才是关键因素。

如果我们能够足够早、足够便宜地失败，那么失败就是可以接受的。 过去失败所发生的问题是，我们花费了太长时间，投资了太多金钱，然后才发现自己是失败的。

谈到需求虚高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跨职能团队所涉及的31个项目而言，我认为高层领导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已经开始尝试构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果拟议解决方案能够解决80%的现有问题，我们认为就已经足够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方案的迭代，我们认为后续问题是能够得以解决的。 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永远不会结束的“改进”过程。

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已经批准了针对上述31个项目的总体需求，以确保其能够符合陆军的优先事项。 跨职能团队主管和项目主管每周都会与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进行联系，对涉及到的需求和现状进行讨论。 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并得到各方同意，即如果我们需要对需求进行变更，那么需求必须由陆军高级领导层来决定。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非常注重进度情况。 陆军部长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即最重要的要求就是陆军的能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如果回顾我们的历史，是的，我们在新装备开发中产生过惨痛的失败。 但实际上，我们在装备的增量升级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

以M1“艾布拉姆斯”坦克为例。 现在，我们正在开发第四个系统增强包，这将使该型坦克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坦克之一，就像过去40年一样。

但是，增量升级的方式并不能突破物理极限，或者正如现任陆军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James C. McConville）上将所言： “这种方式是有一定极限的”，因此，未来的增长空间才是真正的关键。

三、为了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技术掌握在我们的士兵手中，我们正在做什么？

如果回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那个年代，政府在研发或科学和技术上的投资是商业行业三倍。 今天，根据大多数估计，这个比例已经逆转到1比6左右例如，商业投资已经占据上风。 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商业创新，但实际做起来远比嘴上说说要难的多。

全国各地的大学，大概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我走访各地大学时，我发现几乎每一所我去过的大学都在建立某种技术转移机制，以促进创新能够从大学转移到工业和军事领域。

因此，每一次互动，以及将部分互动进行正式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正确理解的一点是，相对于以往任何时期，现在我们与传统国防供应商的互动和交流都更为重要。 这实际上是一种结合，既要保持这种联系，了解工业基地的情况，又要通过陆军应用实验室和陆军预备役部队第75创新司令部等机构（上述两个机构军负责为陆军未来司令部提供直接保障）接触一些非传统组织。

上述机构的真正职责是寻找非传统的创新场所，然后弄清楚我们应该如何将此类创新能力交付到作战部队的手中。 特别是对于第75创新司令部而言更是如此，其原因是全国各地都在创新，而全国各地也都有陆军的预备役士兵。 那么，我们如何将上述二者结合起来，并确定什么才是与陆军未来相关的技术呢？

我们工作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就是更早地把所需技术交付到作战部队手中。 但是，在装备研制的原型阶段，作战部队需要在提出需求和生产之前，就自身的需求提供反馈。

四、保障是否需要进行改进，以更好地满足机动指挥官在多域战场上作战任务？

我非常尊敬我们的后勤人员。 保障任务总是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但是他们总是能够想办法完成任务。 无论作战环境如何变化，保障人员所具有的这种“能干”态度，以及在不太理想的环境中并找到解决方案的能力，都必须保持不变。

与过去相比，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越来越小，其分布范围也越来越广。 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下，我们如何为前方部队提供保障，就需要一条不同的思路。

3D打印能够在部分挑战中发挥作用，同时，我还认为我们必须做一些工作来减少对油料的依赖。 电气化确实可以减轻后勤人员的负担。

后勤自动化也是一项很好的举措。 现在，我们正在对“长车-僚车”这一概念进行试验，即一辆有人驾驶的长车负责带领最多七辆无人驾驶的僚车。 此类系统在前线可能没有那么有用（至少在短期内没有），但对于从战区到前线的长途运输而言，这可能是一种能够改变战争规则的方法。 小型空中再补给飞行器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五、在陆军的现代化建设中，保障是预先考虑事项，还是事后考虑事项？

对于我们正在开发的所有新系统而言，可保障性和可靠性均被视为需求过程的一部分。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这样，但我认为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保障因素。

在每个跨职能团队中，都有一名来自陆军装备司令部的后勤人员，该名人员能够全程参与上述过程。 上述人员不仅负责确保保障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评估单个装备的可靠性和可保障性方面，能够确保评估的公正性。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们最近开始从系统体系（任务威胁，也可以称之为任务工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以下一代作战车辆为例： 我们不仅需要从车辆的角度出发，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任务威胁的角度出发，对后勤规模以及对该系统的保障方式加以研究。

六、我们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应如何融入陆军未来司令部的相关工作，我们应如何对现代化与互操作性进行平衡？

你不可能希望在每个领域都可以实现互操作，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数字化火力方面，你可以希望保持绝对的互操作性。 因此，我们的主要盟国和合作伙伴对陆军未来司令部已经取得成果表示了相当大的关注。

我最近在澳大利亚与其陆军进行交流。 他们的担忧在于自身部队编制要小得多，并且预算也少得多。 虽然这实际上使澳大利亚陆军具有了转型的灵活性优势，但当美军不断进行改革时，他们很难跟上。 因此，进行不断对话以及尽可能保持透明，是我们投资的第一个关键步骤。 我们全年都会定期召开会议，对互操作性进行讨论。 有如果双方互派络官，也会有所帮助； 我们很快就会在陆军未来司令部中驻扎两名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的联络官，他们就能够完全了解我们的前进方向。 由于互操作性的重点通常在装备上，因此联合演习在加强各方相互合作能力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七、在我们迈向陆军保障的未来时，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在2028陆军转型过程中，你对我们的年轻士兵有什么建议？

我的关注的重点甚至要超过2028年。 成立陆军未来司令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未来的士兵（其中部分人现在还只是蹒跚学步的孩子，甚至还没有出生）拥有他们在战场上作战和打赢所需的部队编制结构、作战条令和相应装备。 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做的更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出色，以至于我们未来的士兵永远不必使用此类装备，因为没有人会考虑在地面作战中与美国作战。 我们真正关注的重点是威慑力量。

我最近征募了一批年轻士兵，我真希望他们能够问我这个问题。 我本想告诉他们不要对他们现在入伍的陆军感到满意，因为在未来10到15年里，我们将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

从部队编制结构和多域战的角度出发，我们大致了解自身的发展方向。 但我们仍然需要学习、成长和尝试的空间，因为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敏捷的能力，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应现实情况，而不是期待自身的希望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