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9日下午，由正略集团、中伦律师事务所主办，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联合主办的“2019新年论坛暨第一届日月论坛”第二场圆满结束。著名改革开放观察者刘胜军博士针对改革各方面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政策作出了深刻独到的分析，特此分享，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挑战
我们如果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做对了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今天也需要非常严肃地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因为大家对标的体系不一样，我们讲改革开放做对了什么？应该跟什么对标？要跟1978年之前对标这才是有意义的，1978年之前和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才让中国经济不一样呢？我认为主要是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引入了市场的力量。
实际上80年代我们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民营经济，后来叫商品经济，到了90年代搞了市场经济，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地把市场的力量做大，包括国有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变成了市场的主体，包括外资企业进入。所以中国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变成了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条，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条，我们的改革会出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变化，政府的转型。
原来的政府是全能政府，什么都要管，但我们看到在90年代，政府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企业，我们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招商引资，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招商引资肯定有它的弊端，但我们要讲在那个阶段和计划经济相比，招商引资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不再规划价格而是招商引资了。
第三个变化，双向开放，中国加入WTO，最重要的改革开放。
今天特朗普很后悔，觉得美国人被中国人骗了，可是当时大家觉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巨大的赌博，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几乎没有跟美国企业PK的可能性——不在一个level上，没法儿PK。但最终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没有被打垮，因为开放本身就可以倒逼改革，就是鲶鱼效应。
第四个变化，法治化。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交易，比如说淘宝买卖东西，肯定不知道买家是谁，卖家也不知道买家是谁，大家都不认识，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交易，所以交易的机会才会被无限放大，经济才会繁荣。但是怎么样跟陌生人交易呢？当然离不开法治，如果没有法治，你怎么能相信陌生人呢？所以，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保障，如果没有法治，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
吴敬琏后来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当年吴敬琏说中国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会好起来，到了2001年他做过一次反思，说我们当年这么想是很天真的。因为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如果一个国家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这就叫好的市场经济，如果是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那就是权贵资本。所以我想法治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诺贝尔奖得主柯斯对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提出了一个解释叫“边缘革命”，什么叫“边缘革命”呢？他说中国经济能够变好不是因为政府的领导，而是因为政府没有管的东西都变好了，所以相反的，是因为政府没有管。比如说，当年的安徽的小岗村，是政府管出来的吗？不是。当年小岗村大家都快饿死了，要搞承包，中央说总不能让大家饿死吧，就试一试，结果一试就成功了。卖瓜子的，邓小平说不要抓，结果一试又成功了。当年搞特区，特意放在深圳，因为当时中央是这么想的，深圳就是一个小渔村，就算被资本主义占领了也不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大局——不能放在上海，如果上海被资本主义占领了那不乱套了，所以中央当时就选了一个最不重要的地方搞改革开放。然后今天整个中国都是特区。我们今天知道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互联网的优势了，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局面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互联网早期，特别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央对互联网基本上是不管的。
正是因为不管，才有了这些奇迹，这就叫边缘革命
，这就叫市场经济。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每个企业的力量，每个个人的力量，这个国家就能够变好。我想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解释。
要代表市场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民营企业。我们知道2018年出现了很多否定民营企业的声音，最著名的就是吴小平，在这之前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他成功地成名了。吴小平提出民营企业应该退场，这个理论当然后来我们的总书记明确地说了，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讲是完全错误的呢？因为这种说法很可怕，你看一下，民营企业的历史贡献，中国GDP增速在1978年到1990年比改革开放前快了4.1个百分点，其中1个百分点来自农业，0.6来自国企，2.5%来自民企。到了90年代，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5.3个百分点，其中0.4来自农业，1.4来自国企，3.5来自民企。到了21世纪，5.5个百分点，其中0.3来自农业，0来自国企，5.2来自民企。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抹不掉的，非常有说服力。中国过去4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就是民营企业，而且民营企业的贡献越来越大，越来越给力。我们知道习总书记和刘鹤副总理都用了一个词“56789”，民营企业创造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90%的新增企业就业。这都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否定民企的最主要的原因，否定了民企就否定了中国经济，就否定了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
当然，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40年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可以复制，2018年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有了切肤之痛。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环境变化了，所以我们把它称为“
40年来最大的变局
”。有人称之为百年一遇的大变局，我觉得都不过分，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局呢？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话叫“祸不单行”，多重因素交织重叠。
第一，增长模式的陷阱。
过去这个增长的模式，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是靠房地产政府基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在撑着，但是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要转型，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转型非常得艰难，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陷阱，增长模式的陷阱，要看我们能不能跨过去。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
刚才我们讲到了中等收入之前增长快那叫“低垂的果实”，到了中等收入之后还能发展才叫了不起，到目前为止，根据世界银行研究，
跨越中等收入的概率只有13%
，在亚洲跨越中等收入的国家屈指可数：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他地方都被中等收入陷阱套住了，
中国能不能跨过去？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
现在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显性化了，特别是抓捕孟晚舟事件让我们清醒了，美国就是要赤裸裸地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我觉得这一点已经是非常明晰了，即使特朗普下台也改变不了。
第四，塔西佗陷阱。
如果政府说话不能兑现的话，久而久之大家就不相信了。国务院开了多少次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说实话我看到新闻标题我都不打开了，因为知道解决不了。这对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中国总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美国有一个教授说过一句话，说“任何对中国问题说出肯定的话的人，脑袋都有问题”。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不确定，比如说，如果你1991年来到中国，就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当时所有的国家都不跟中国来往了；但1992年来中国，你又发现世界超过一半的起重机都在中国，整个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工地，我们一夜之间从过冷变成了过热，而且发生这个改变，仅仅是因为一个88岁的老人坐了一趟火车，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中国下一个40年靠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刘鹤副总理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他认为，
中国未来只要做好三件事，就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中国要从世界工厂变成真正的创新的工业，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国家的经济GDP会大增。
第二，消费。
事实证明，不以消费为主，是要发生金融危机的。为什么2008年前不觉得消费重要呢？因为美国人在帮我们消费，我们是借美国的消费拉动中国的GDP。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消费才是一个国家经济真正的瓶颈，投资太容易了，银行有贷款就有投资；但是消费没那么容易解决。所以美国为什么在经济上强大呢？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大国，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城镇化。
中央老发一号文件，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可是发了这么多年，农村也没解决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有6亿农民，美国是300万农民。我们把农民工去掉，中国还有3亿农民，美国还是只有300万农民，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农民低效率。怎么样才能不低效率呢？城镇化、农民进城然后农村发展大规模、现代化农业。我们为什么要买美国大豆呢？因为美国大豆更好更便宜，现代农业。小农经济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们要城镇化。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所以围绕创新消费和城镇化，在2013年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项改革，我们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应该讲这一次的改革方案，在国内外都得到了空前的好评，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了信心，觉得中国在朝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改革总是没那么容易的，从2013年到现在有5年了，这5年我们客观地讲改革进展不大。大家只要看一下民间顺口溜就行了，民间顺口溜说：中央在踩油门，部长在挂空档，处长在踩刹车。改革空转，我们发的文件不少落地得不多，老百姓没有获得感。
为什么？因为改革到了深水区，我们总是听到领导人讲深水区，什么叫深水区呢？我想
我们的深水区现在确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
第一，改革开放日益符号化，内涵日益模糊化。
所有人都在说改革开放，什么事情都把它列为改革开放。比如，我们把央企合并也能称为改革开放，我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会被称为改革开放。现在把很多加强政府权力的做法称为改革开放，这是令人非常费解的。有人说这叫“打灯向左转”，当年简政放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都已经消失得差不多。民企的危机不是偶然的事件，这一轮的国进民退2013年就开始了，2013年银行体系新增的对企业贷款大概有60%几是给了民企，我们讲民企占GDP60%多，所以这两者关系是比较正常的。但到了2016年，银行新增的对企业贷款给民企的变成了17%，78%给了国有企业，而且不仅是一年，而是6年，钱都去国有企业了。社会缺乏获得感，比如说我们有关部门一再强调我们已经减税了，可是老百姓都不知道减在哪儿，大家都晕了。
这就是深水区综合征，
为什么会发生深水区综合征呢？我认为是两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后发问题。
杨小凯当年和林毅夫的辩论，林毅夫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后发优势；杨小凯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后发，这是劣势。我觉得杨小凯真的是非常有历史远见和深度的，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后发国家，所以通过抄袭发达国家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所以在抄的过程中，抄着抄着就感觉很好了，你以为自己的体制很优越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恰恰相反，你能增长只是因为你一直在抄，等你抄的东西没有了，怎么增长呢？就不增长，而且因为你抄得很爽快，所以你就没有动力去改变你的体制和制度，这就叫
后发劣势
。
我们讲当年朱镕基搞改革因为有压力，但如果靠抄就能抄得很过瘾，你还改革吗？就不改革了。我觉得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杨小凯是对的。如果我们靠模仿就能成功，我们的改革恐怕是难以推动的。这就叫后发劣势。今天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功是因为我们有大政府，是因为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政策，我觉得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
第二，利益问题。
今天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了，政府的审批权和审批权背后的价值太高了。现在抓的不法官员，过去平均贪污的钱是半吨，其中有好几个人贪污的钱款多到把点钞机都烧毁了，要一卡车一卡车地去装。这个既得利益可能大家也无法想像。大家知道今年发生了一个秦岭事件，在陕西秦岭修别墅，按理来说这是一个小事情，拆除违建，中央想要把这个事情改过来不是很容易吗？据说总书记亲自批示了6次，总书记多忙啊？为了一个小区批示了6次，中纪委副书记两赴西安督阵才把这个事情搞定。这就叫既得利益。所以既得利益的强大可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它们无处不在，存在于各个层级。所以这就叫深水区。
我刚才讲到了后发劣势，中国要想把未来的改革开放深入下去，我觉得必须从观念上能认清楚目前的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们目前的模式我把它归纳成为三要素：市场经济、投资驱动、强势政府。
市场经济当然是对的，但是投资驱动是很有危险的，中国的投资率现在如果用国际数据比较是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一个例子，2009年到2012年4年时间，中国用掉的水泥的数量就超过了美国20世纪100年用掉的水泥数量，4年用掉了别人100年用的水泥。有一句谚语就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中国人把谚语改了，罗马是六个星期建成的，因为中国每六个星期建成的楼盘相当于罗马。可是靠投资驱动最终会带来金融危机，因为很多投资到了一定阶段，投资回报率下降这是规律，为什么我们的股市不好，因为现在的企业都不赚钱。为什么都不赚钱呢？因为投资过剩、产能过剩，怎么赚钱？
第三是强势政府。
不能说它一点好处没有，大家都知道这几天白宫关门了，白宫为什么关门？因为特朗普耍小孩子脾气，威胁民主党给他拨款50亿美元，干吗呢？要修墙，在墨西哥跟美国之间修一堵墙，民主党说我打死也不修这个墙，特朗普说，你不给我钱我就关白宫，民主党说你关就关吧，所以白宫就关了。这在中国是无法想像的，别说50亿美元，500亿、5000亿、5万亿在中国都不是钱。当时我们有了4万亿，可是真正比4万亿以后更可怕的是超过十几万亿的银行的贷款，加起来有20万亿左右。我们今天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那年的20万亿。
我们不能说强势政府什么优势都没有，比如高铁修成了。我当时确实反对修高铁，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可是事后来看，高铁修得是非常成功的，高铁为什么修得非常成功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低估了刘志军，刘志军是非常伟大的企业家，因为中国的高铁原来什么基础都没有，我们所有的底层技术都来自日本川崎、德国西门子。刘志军带来的高铁是我们有自主技术，当年是通过谈判谈出来的。不过功过不能相抵，贪污了就得坐牢。但我们得承认大批经济学家低估了刘志军的能力。
但是，强势政府做对一件事情的同时也有可能做错三件事情甚至是五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房地产泡沫，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银行不良资产飙升，开端就是四万亿。当时吴晓灵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一下子铺了这么大一个摊子将来怎么收回来？现在收回困难，这是强势政府的弊病。
所以中国未来要转型，就是必须把投资驱动改成创新驱动，把强势政府改成法治政府。实际上要走向创新之路，我觉得大政府和创新是不兼容的。一个什么都要审批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创新的国家的。当然我刚才讲到的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所以改革的执行和落地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反复讲国企改革是中心环节，我们看一下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在2008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加速一直在下降，这叫“国退民进”，同时国有企业的回报率在提高，这叫提质增效；但2016年之后国有企业的家数开始增长，同时国有企业的效益开始下降。大家都知道，这对经济和金融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因为变得越来越大又不赚钱。那么我
们过去几年做了几件事情导致了“国进民退”：
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央企开始限薪。
我们知道现代企业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管理层激励，能不能找对人，这个人有没有水平，能不能给他设立很好的激励方案，这是现代企业成败的最重要的环节。可是限薪之后，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他们都不再是为了效益而奋斗了，因为再怎么样创造利润跟你的工资不挂钩了，跟你的奖金不挂钩了，干多干少都是60万，所以大家就不作为了。另外，讲政治就取代了讲效益，现在党委会是国有企业的领导核心。最近几年，政企分开这个词也提得越来越少了。要知道在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曾规定了企业和企业领导人不得确立行政级别，所以这都是国有企业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国进民退”可能是无解的。因为从银行的角度来讲，给国有企业贷款就是讲政治；对国有企业来讲，响应政府的号召就是讲政治。既然是这样，国进民退恐怕就无法改变了。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变化。
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国家都遇到过，比如说刘鹤副总理写了一篇文章，他对发达国家犯的错误做了非常深刻的总结，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总是要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是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扩张的时候采取了紧缩；应当采取开放的时候，采取了保护主义；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出现了倒退，全都做反了。这些明显的错误事后看来很可笑，可是对当时来说实施政府的政策却困难重重，因为
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三座大山，结果就被民意所绑架。
我们在今天看到俄罗斯、土耳其、菲律宾、巴西、墨西哥和美国，都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了民粹主义化的趋势。比如特朗普的很多政策都是很可笑的，但是，特朗普为什么能这么做呢？因为他有民意基础。有很多美国的底层民众，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40%的选民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这些人特别喜欢特朗普，所以是有民意基础的，在民意的推动下这些国家采用了很多短时的、不负责任的政策，这种势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吴敬琏先生今年出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当中写到：“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改革的深水区，面对过去5年我们改革遇到的巨大的阻力，现在有很多人变得很悲观。我接触到了非常多的顶尖的学者，现在比我乐观的人基本上没有，我为什么比他们乐观一点，因为
我相信形势比人强。你
看一下我们过去40年的历史，凡是改革开放搞得好的时候经济就往上走，凡是改革开放搞得不好的时候，经济就往下走。
而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直接决定了社会安定，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所以，如果想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就必须改革开放。如果不改革开放，经济会死给你看。2008年我们已经死了一回，现在我们又在预期说2019年会有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改革。但假如没有呢？那股市可能又会再死给你看，所以我认为这是改革最大的动力。除非有人能决定，不要经济了。普京就是这样，普京的支持率很高，但俄罗斯已经基本上被普京成功地搞垮了。俄罗斯现在已经没有企业了，没有企业家了，俄罗斯唯一的企业就是石油公司，用其他任何的产品都见不到俄罗斯企业的产品。
对中国的改革我比较有信心另外一个理由是我们要看清楚中国这个体制的复杂性，任何改革都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毛主席说了不是温良恭俭让，改革是非常复杂、很危险的，像革命一样。
福山是《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的作者，他写完这本书柏林墙倒塌了，福山一夜成名，他就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学者了。可是福山最近又写了几本书，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反思，他认为现实并不是他想像的，因为对任何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良序，就是良好的社会秩序。比如说法国，如果巴黎一直发生黄马甲打砸抢这样的暴乱，你敢去法国吗？肯定就不敢去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秩序。但要实现良好的秩序并不容易，需要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第一大支柱是一定要有政府，没有政府天下大乱。第二大支柱，一定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政府就会变成猛兽管不住了。但是有政府和民主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还不行，
如果只是政府和民主两者结合起来很容易出现民粹主义。所以社会需要法治
，这是我们对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理解。
我们要建立民主、法制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改革操之过急。我们知道福山很牛，可是比福山更牛的人是亨廷顿，亨廷顿是福山的博士生导师。亨廷顿在60年代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在美国引起了剧烈的震荡，叫《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出版之前，美国人都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学习美国的民主，然后经济就腾飞了，先民主再腾飞这是美国的逻辑。但亨廷顿说，错了，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能谈得上限制权威，如果社会动员超过政治机构发展，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亨廷顿是很了不起的，有很多的案例都证明了亨廷顿的远见。比如说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那是美国的领地，所以美国在韩国推行美国式的选举，结果经济社会一塌糊涂。到了1960年，在美国将军的眼皮子底下，韩国将军朴正熙发动政变，朴正熙，也就是朴瑾惠的父亲，从1960年到1979年进行了长达19年的军人独裁。如果按照美国人的逻辑，韩国这19年废了，但事实相反，这19年被称为“汉江奇迹”，朴正熙被称为韩国的邓小平，彻底改变了韩国人的命运，韩国经济真正走向了腾飞就是这段时间。随后朴正熙被暗杀了，当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推动民主化进程就比较顺利了。
大家如果看看
当今世界，有一个规律，凡是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成功的
。巴西、俄罗斯、印度，三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三个最大的发展中民主国家，这三个国家经济、政治、腐败，一塌糊涂。中国人觉得中国腐败，其实到了巴西才知道什么叫腐败，那没法儿比的，到了印度和俄罗斯才知道什么叫腐败，到印度才知道什么叫瘫痪。
托克维尔有部作品叫《论美国民主》，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国家能不能搞民主，这个民主有没有质量，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国民素质和经济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穷的时候想收买选票是非常容易的，搞民主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
任何国家对于民主的进程都要保持足够的耐心，这是我们从理论和现实当中都应该得到印证的。
改革开放还面临着一些什么问题
11月1日，
民营企业座谈会，习总书记讲了两段话我觉得特别重要：
第一句话说，现在有的人否定民营经济，提出民营经济离场论，公私合营论，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句话说，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力量。
我觉得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在事实上，很多人确实就把国有企业当成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所以银行就盲目地给国有企业贷款，因为他认为这是爱党的表现，因为国企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但习总书记和刘鹤副总理把话说明了，民营企业是56789，谁要虐待民营企业就是虐待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基础，把56789搞垮了，这个社会怎么稳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