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从山村到清华，从县委书记到草根 - 我这三十年

一 「进城走了十七年」

今年初到北京出差，一诺邀请我到她家做客，我六点钟到了，华章还没回来，一诺在厨房里忙。她的三个娃老大快七岁，老二快五岁，老三二三岁，哆来咪似的在客厅玩着，于是一诺安排她上一年级的老大陪客。孩子一点不怵地充当起了主人的角色，看得出来他在找话题陪我，一会儿向我展示他的玩具，一会儿向我展示他在学校的美术作品。这让我极其感慨，这种感觉似曾相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跟随妈妈在山区农村度过，那时爸爸在遥远的地方做税收员，一年回来一次。从懵懂记事的四五岁起，每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妈妈忙着做饭，大我一岁半的姐姐给妈妈打下手在灶膛检火，我就充当陪客人的角色。三四十年过去了，一诺家的老大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和我一样担当这个角色的孩子。小家伙在一诺去年办的一土学校上学，她说一土的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种社会沟通能力。别的我不知道，但从我看到的这一点，一土就挺了不起。

我和正琛在一诺家做客

我小学是在一个村办小学读的，一二年级是复式班，条件不好，老师多数是民办老师，母亲只读过两年书，也不可能辅导我的功课，但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统考的成绩是全乡第一名，这在我老家那个乡里是空前绝后的。在我的求学经历中，这个成绩是比我后来考到省城念大学、考到清华读硕士、考到美国留学都更让我自豪的成绩。前几年我的一个已经苍老的启蒙老师跟我讲，他说我是他教学生涯中遇见过的一个很特别的学生，他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四年级期末全县统考，全班数学只有我一个人及格，而我考了94分。

1988年7月7日，我走进考场。那天，天气很热。老师在考场走道里摆了几盆水，水里放着冰块，给我们降温。

但还是有人顶不住，第一场考语文，考到一半的时候，有个考生被老师搀扶出去，我看到那个考生流着鼻血，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闷热的天气。

那时候，高考制度没有改革，比现在难多了。以我就读的兴山县高中为例，我们上一届考生理科一百多人，录取不到十人，文科几十个人，录取不过两三人。

考大学，是名副其实的独木桥。 用老百姓的眼光看，过了桥，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国家包分配，成了吃公粮的人，一辈子衣食无忧。

考试前，老师鼓励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命运就改变了。我不太明白改变人生到底意味着有哪些改变。因为我认识的世界，只是我的县城，我认识的最厉害的人，就是老师。还记得我的化学老师万保知，不用拿教科书，总是精神矍铄，上课铃响了，开始在黑板左上角板书授课，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刚好在黑板右下角写完最后一个字，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认为，以后能在县城当个老师，就很厉害。

为了改变命运，我学了理科。我个人喜欢文科，因为我喜欢读历史，写作文。但文科升学率低，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建议我们理科成绩好的学理科。

那时候考大学的欲望比现在还强烈，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我的家乡是山区，上大学，是唯一的上升通道。

我的成绩比较稳定，始终保持在全县前十名内。那时候，学习比现在的学生还要拼。

我们寝室住十个人，晚自习结束十点多了，回到寝室，大家都还加点学习，为了保证清醒，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是打一盆冷水，放在床头，觉得困了，就把整个脸埋到盆里，憋气一分钟，再出来，觉得好清爽。

有一次期中考试，数学120满分，我考了99分，客观上成绩也不错了。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其中有一个大题，我错过两次，这一次又错了。为了逼着自己长记性，我惩罚自己，一天不吃饭。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很愚蠢，后来只是记住当时的饿。

高考结果公布一个月后，我接到湖北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我们那届学生是兴山县历史上高考成绩最好的一届。理科147个人，上省线19个。那年高考，全国考生272万人，录取67万人，录取率为百分之二十五。

我知道，我的命运改变了，成了公家人。

去武汉上学的路上，时间足够我联想和激动。

从兴山县出发，坐班车到宜昌，7个小时。再坐绿皮火车从宜昌到武汉，12个小时。

一路上，我一刻也没有睡，心里像有只小鹿撞来撞去，我设想自己改变的人生，但想来想去，能想到的就是衣食无忧了，已经是国家分配工作了。未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甚至火车的目的地是什么样子，我都想象不到。这之前，我还没出过兴山县。 想到最后，就是发誓好好学习。

陈行甲（左一）初中时与家人的合影

二 「说唱就唱的青春 」

武汉到了，这是个无边无际的城市。

记得从初中考上高中第一次去县城的时候，站在县城附近的山坡，妈妈指给我看，那是县城。虽然那是只有千把米的一条街，我当时觉得是个好大的城市了。武汉大到让我敬畏。

在火车站，有接站的老师和同学，旁边插了一个写着湖北大学的旗帜。我坐着学校的接送车去学校，心里想，一定要好好学习。

但后来，我不满足于只是好好学习了。

那时候的大学文化，是青春文化。改革开放十年，国家正直青春，这种气息深深影响着大学。

原来在大学，不但可以当学霸，还可以当诗人，当歌手。学校里的英雄不但是会学习的，还可以是会写诗的，会弹吉他的。

那时候大学流行朦胧诗，朦胧诗人就像现在的小鲜肉一样令人疯狂。

我入学刚半年，学校文学社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投了稿，拿了二等奖，他们就邀请我参加文学社，我好像是那一届所有理科系学生中唯一一个加入文学社的。

我们学校在沙湖旁边。当时，沙湖还有没被填掉一半开发房地产，我们经常在沙湖边开诗会，还请过诗人丁当参加。

那时候流行罗大佑、崔健、李宗盛、童安格的音乐。我还和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乐队。第一次拿奖学金是95元钱，我在中南路买了一把红色的吉他，现在还在用。当时我们四个同学穿着统一的夹克，在台上唱庾澄庆的《站台》，高潮处，把吉他壳敲两下，叭叭，很酷!

当时罗大佑的一首歌很流行，叫《闪亮的日子》，只要有一个人唱，就会有一群人和。那时候，每个大学生好像都是诗人、歌手，大家的交流方式也都很浪漫。大家以此为荣，因为当时文艺青年这个词还没有滥掉。那是一段感性的、大胆的、没有框架的岁月，是说唱就唱、说走就走的岁月，个性张扬被完全尊重。

我很感谢这段岁月对我的性格塑造，以至于影响我以后的处事风格。在巴东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在纪委全会上讲话，敢点名一些干部的贪腐现象，其中一些官员还在台上，有些甚至是我的领导。我当时提到一些贪腐现象，尺度很大，比如一个项目投资300万元，承包商送都送出去了120万。这段话后来被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易学习几乎整段引用。

我崇尚内心自由，做事趋于感性，有点理想主义，也许就因为我来自那个诗歌和音乐的时代，我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 有人说我个性太张扬，不适合当官，我也知道。但我更珍惜大学给我的这种个性。

三 「低在尘埃里，

但梦想着为社会和国家做些什么」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湖北省兴山县燃化局工作。从无边无际的大城市又回到了山里小县城。

但内心没有一丝的失望或绝望。 虽然低在尘埃，但是总梦想着能够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些什么。 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学同寝室的最好的朋友肖立写信，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晚上躺在床上，能听到自己的骨骼咯咯作响。”

这种进步的欲望和心态源自于我的大学。

那时大学里流行一本书，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很多同学能大段背诵其中的段落，我们开卧谈会谈读后感。孙少安出身贫农，平凡却不平庸、不甘受命运摆布，即使失败了也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这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不比出身，不比财富，我们觉得精神世界的一丝不苟，是最可爱的。

很多人的偶像就是书中的孙少安。那时候，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概念，当然也没有屌丝这个词，那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叫做草根， 草根不像屌丝，他不绝望，内心有成长的渴望。 那个时代，社会急剧变化，躁动，但不浮躁，大家机会平等，每个人都能积极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北京大学提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以及清华大学提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001年，我在湖北省兴山县水月寺镇担任党委副书记、镇长。我又参加了一次比高考还要艰辛的考试，报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我白天工作忙完，晚上看书，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我当时自己住一个单间，房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除此之外，几乎啥都没有。我经常在窗前看书看到天空泛白，窗外隐隐绰绰的山的轮廓至今还印在我的心里。

考场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到第二天，不知吃了什么，拉肚子，头天晚上上了四次厕所。我怕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出意外，不敢吃早餐。走进考场的时候感觉脚底在发飘，当时那种挑战命运的悲壮感甚至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按照一般的思维，我年纪轻轻已经是镇长，已有本科学历，不读研照样会晋升，但是我就是内心里想做这件事。

2005年，我又经过层层考试，以当时湖北省的最好成绩，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

四 「仿佛若有光」

从头到尾，我没有想过要当官， 我只是听从内心，坚持磨炼自己，想做更好的自己。

我想给晚辈们分享一些人生体验：

第一 ，我觉得在大学里，除了学好知识，还要锻炼自己的心境，还是要有一点理想。

第二 ，目标不要太具体。太具体，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你得到了，就容易懈怠；你不得到，就容易气馁，得到和得不到都不好。 目标就是要像一束远远的光，你朝着光的方向走就好了。 就像陶渊明笔下的“仿佛若有光”，模糊一点好。这样就不会失落了。

第三 ， 你自己简单了，社会就简单了。 有些人为什么觉得社会复杂，因为他们有太强烈的上升愿望，这个时候就有矛盾了，就复杂了。

我的心态没有变过，和大学时的想法一样，我从来没想要惊天动地，我只是想做自己，做普通人。当官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当大官。当时有人不相信，连我的直接领导都不相信， “当了官的人怎么会不想当更大的官呢?”

我最后辞职了（在奴隶社会发过辞去公职时的文章： 再见，我的巴东 ）现在做公益，我和同仁发起成立的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主要做儿童大病救助，希望为这些极端弱势的人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大学的时候，我熟背过罗素的话，“ 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弱势者的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生，因为他与我青春时的理想呼应。这很纯粹，没有掣肘和牵绊，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

为了这样的人生，我辗转了许多年。

行甲在大鹏海边穿越

五 「过去已去，未来已来」

99 公益日来临之前，腾讯邀请我来京做一个公益市集的演讲。九个月之前，我无法想象这会是我的舞台。

初入公益领域，带着满腔的热情，带着转场的流量，沿途都是伸过来的手和张开的怀抱。大家对我的支持，有道义的因素，有对我的过去表示认可的因素，说不准也有一些同情的因素。太多让我感动感佩的人和事，让我觉得选对了场域，来对了地方，走这条路天意满满。这是一段我与公益的蜜月期。

事业的蜜月期，经历的故事却并不都是甜蜜。

由于做的是大病救助领域的公益，近期我访问过不少的医院。清晨跟随查房的医生一起，换上防菌服装，戴上口罩，走进儿童血液科病房，那些光着头，戴着口罩，蜷缩在病床上的孩子；那些守护在病床旁边，一样戴着口罩，面容枯槁疲惫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他们眼神中满是面对灰暗现实的恐慌，交织着走出困境的祈求，总是让我难过心痛。治疗这些孩子的病痛只能交给白衣天使们，作为公益人，我们能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做点什么？那段时间，转场公益的兴奋逐渐被现实的沉重和焦灼所取代。

中国每年新发病肿瘤患儿就有约30,000人。幸运的是，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其中大部分患儿最终会治愈，回到社会中。然而，儿童肿瘤的一般治疗年限为 2-3年，甚至有一部分长达五年。因为治疗期间需要服用大量化疗药物，使得这部分患儿免疫力低下需要被隔离治疗，无法到学校接受与同龄人一样的教育。长期的隔离与远离正常学校生活，也使得很多患儿治愈后难以重新融入社会。

病房学校的起因：一个得了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孩子左延画的画。

新阳光首创了病房学校项目，希望填补中国儿童权益保障的一块空白：长期住院儿童的教育缺失和发展性服务缺失。北京病房学校的杨老师告诉我，她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早上在孩子们推开学校大门的瞬间，听见孩子脆生生的声音：“老师，我来啦！” 对长期住院的重病患儿来说，生病期间也能上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甚至有家长说，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孩子来到病房学校的一天就代表了充满生机的一天，代表着他们与病魔抗争又胜利了一天。目前，我们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深圳儿童医院等地的试点很成功，我们在筹划把它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不久前，我们在北京主办了一个重病长期住院儿童社会服务工作国际研讨会，联合公益界的同仁一起探讨我们能为这一极端弱势的群体做些什么。在开幕致辞的最后，我说到：“ 身体的伤口需要愈合，心灵的孤独也需要被照亮。我们不停探索，是希望当这些孩子们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就像从没离开过一样…… ”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办公室宋文珍副主任就坐在听众席上，那一刻，我看到她的眼眶湿润了。

研讨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