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作为中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此前你曾出版过《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一书，当时中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一度持续十多年之久，在中央提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及系统阐述后，你认为“中国模式”是否还有提倡的时代价值？如果有，那应该赋予哪些新的内涵？
郑永年：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很多人都在讲“中国模式”，有提倡者，也有反对者。无论是提倡者还是反对者，双方都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得出简单的“好”“坏”的结论。我从前强调过，现在也再强调一下，我使用的“中国模式”与“倡导者”和“反对者”使用的概念不同，我是把中国发展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模式来探讨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或者道德判断。因此，我既总结了经验，也提出了挑战。这个立场今天依然没有变化。
今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模式”已经进入“残局”。我觉得，作为中国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中国模式》这本书出版后，我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也有了一些我自己认为比较成熟的看法。
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各国的改革经验已经证明，任何单一的或者单向面的改革都难以克服复合的问题和困难，“中国模式”的改革也必须是复合型的，需要一个复合的思想体系。结合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中国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五位一体”的复合型改革思想体系。
第一，政治上的“渐进主义”。尽管改革的动力既可以是内部自下而上地产生，甚至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但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否则就会演变成“革命”。这一特点表明，改革必须具有一个主体性政治力量。政治上保守一些没有问题。
第二，经济上的“市场主义”。正如邓小平先生早就强调过的，市场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资本主义可以诉诸于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诉诸于市场。“市场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在任何国家，经济的主导原则就是效率，没有效率就很难有效地创造财富。“市场主义”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社会上的“社会主义”。在社会领域，必须由政府起主导性作用。社会领域的“社会主义”在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保底”，即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对中产阶层来说，这是制度保障；对创新来说，这是社会动力的来源。不过，也需要强调的是，社会领域政府起主导作用并不是说市场完全退出社会领域，恰恰相反，这个领域也需要市场。
第四，文化上的“包容主义”。文化需要开放包容，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知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来源。知识的想象和创造力往往来自存在一个“思想市场”，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我们所说的“互鉴”“互学”就发生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一旦封闭起来，原先最强大的文化也必然趋于衰落。中国文化数千年能够生生不息，核心要素在于文化的“包容主义”。今天，在西方搞意识形态对立和“文明冲突”的时候，中国更需要践行文化“包容主义”。
第五，政策上的“实践主义”。“实践主义”的核心就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这里要把意识形态因素和具体的政策区分开来。意识形态很重要，可以说是“国家共识”，但意识形态因素并非是具体的政策举措。尽管近代以来，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但那些成功的经济体都是在坚持意识形态的条件下灵活地根据实践需要来制定政策的国家，而那些把政策基于比较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上的经济体要不表现不好，要不导致失败。
总之，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问：你怎么看待美国政府提出的中美“脱钩”？现实看，包括跨国公司、技术与资本等层面，美国政府均采用行政手段使特定要素与中国市场分割，经济“安全化”的趋势明显，你认为中美“脱钩”的走势会如何？其中的一些核心变量会是什么？
郑永年：现在美国在做的跟中国“脱钩”也好、卡脖子也好，这只是它的政治逻辑，它是白宫、是冷战派或者反华的力量。但这样做并不符合技术的逻辑，不符合资本的逻辑，也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很多的基本面还是在的，你看从特朗普开始搞贸易脱钩、经贸脱钩，当然这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在交往。以前美苏冷战一开始，双方就彻底“脱钩”了，就是“Nuclear deterrence”（核威慑）。但所谓的“新冷战”不同，从特朗普到拜登，这么长时间了，但中美之间的交往还在进行。中国是世界上单一的最大的市场，美国资本不会主动放弃这个市场。同样，政府可以影响两国间的科技交流，但很难割断这种交流。科技思想没有国界，科技界更是反对中美两国的割裂。
如果要有效地处理关系，就不要被对方的政治逻辑带着走，而是要把重点放在技术逻辑、市场逻辑、资本逻辑，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还是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美之间就“脱不了钩”。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帮着美国去“脱钩”，不能随逆全球化浪潮起舞，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新的开放，我称之为“第三次开放”。
当然下个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会是一个核心变量。以哈里斯为代表的民主党不会采取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那样非理性的方式强行和中国“脱钩”。民主党看到特朗普挑起的贸易争端非但没有解决美国的问题，反而在恶化美国的问题。即使民主党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也会采取比较理性的强硬政策，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搞非理性的强行“脱钩”。我个人判断，民主党会继续考虑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利益的领域和中国“脱钩”，除了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在民用和商用领域绝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一刀切”地与中国强硬“脱钩”。如果特朗普当选，特朗普的政策会比他第一任期更激进，也充满着更多不确定性，值得我们更注意和提高警惕。
问：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你见证过香港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同时你在新加坡有丰富的履职经历，有声音在唱衰香港并烘托新加坡的优势，同作为亚洲一流城市，你认为香港与新加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应该怎么阐述？
郑永年：其实香港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再创辉煌。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通过，香港政治上的问题改善之后，我认为香港已经可以把众多资源整合起来，彻底解决民生问题。拿香港对比新加坡，两者之前都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的优点在于有一个有行动力的“有效政府”。香港在某些方面条件比新加坡好，所以未来香港要做的事情是对内要发展，对外要更加开放。
如果香港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和实体的话，新加坡有可能会超过香港，但如果香港跟内地整合好，跟新加坡之间就不存在“对称性”竞争关系，更不用说取代香港了。我一直都在说《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一定会回到往昔的辉煌，回到以前的自由局面。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借助纽约和伦敦这些金融中心为它服务，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既需要上海、深圳这种主要对内服务的金融中心，也需要香港继续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吸引世界资源为我们服务。香港具有这方面的实力。尽管经历了这么变动，但最近情况在好转，一些国际评级机构还是对香港的“自由度”给与了肯定。例如，前不久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4年度报告》，中国香港在全球165个经济体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国家/地区”，夺得“世界第一”的宝座！
新加坡现在的定位是服务于整个东盟市场，以企业为主体，一些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也去新加坡发展了。未来香港主要服务于中国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这点从企业上市点的分布就可以看出来，去新加坡上市的主要是国内一些民营企业，他们有产业优势。去香港上市的则很多是国有企业，服务的对象可以更多，涵盖国内庞大的制造业，所以两者的定位和服务目标是可以错开发展的，不一定是竞争关系。
问：目前的大国竞争中，美国采取对中国的压制策略并联合盟友挤压弱化中国的产业空间，俄罗斯则采取发起战争的冒险政策，欧盟越发走向自主，印度则积极展开与中国的竞争。整体看，各国越发关注本国在全球的战略资源获取能力以及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塑造，如果从未来30年展望，你怎么看待未来的国际秩序的整体性走向？
郑永年：我是觉得，世界走向 “多极化”但远未定型。联合国安理会失去了管理超级大国关系的能力，表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动摇。环看世界，没有一个大国在闲着，都是企图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实现自身的崛起。世界依然处于急速的变动过程之中，人们可以确定的是旧秩序已经在快速解体，所不能确定的是新秩序是怎样的。多极化需要支撑多极化的地缘经济基础。没有经济作为基础，一个国家很难实现崛起，更不用说是成为大国。现在，世界早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和数据成为经济的核心，谁掌控了数据，谁就可以掌控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世界秩序也不可能排除“美国独霸世界”的情形，美国的精英也在作这样的企图。如果美国的战略得以实现，那么美国独霸世界是个大概率。未来美国独霸世界的模式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暂时独霸世界的模式不同。美国拥有了独自建构单极世界秩序的能力。这个能力便是美国的信息和数据能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的优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人工智能完全是“发展导向”的模式，最具有“进攻性”。今天，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只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而其他国家可以说是没有，即使有一点，也只是美国的延伸或者应用。
人们希望一个能够制约美国力量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出现，但多极世界秩序远非现实。现实的发展足以使人担心：如果美国继续拥有构建一极世界秩序的能力，那么这个世界秩序会是人类社会从未见到过的最糟糕的世界秩序。对此，人们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我特别想强调我的一个巨大担忧是，世界正在加速“两极化”。对中国最严峻挑战就是如何有效地回应美国在中国周边营造战争环境，把世界性战争引向亚太地区，最终实现其“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问：中国经济换档，不少省份财政入不敷出，需要中央支持得以维持，随着央地经济关系的转变，这一契机是否会成为央地新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塑造的机遇？如何确保维持中央权威的同时再次以财政杠杆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
郑永年：中央与地方之间、省与市之间的关系很关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里，不可能所有事务都由中央统筹。由于中国的地方差异性较大，中央统筹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是正常的。但我认为省级统筹的改革是比较容易先推进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应当让地方更多参与，在公共服务方面则需要更多中央统筹。每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一样，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去进行实地的调查和科学的研究，从而出台可行的措施和做法。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下一步的深化改革还是要赋权于地方政府，使他们活跃起来。此外，我认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应该相匹配，避免地方政府出现“钱少责任大”的情况。我认为在社会服务领域应当通过中央统筹尽可能追求地方之间的公平，在经济发展领域则应让地方政府更多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有效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产业发展具有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即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很多地方，政府过去高度依赖房地产的“土地财政”，但随着房地产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必须另寻收入来源。因此，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设立产投、创投等产业基金，试图以此来促进地方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地方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把改革措施落实下去，能不能给官员一些试错的机会？所以说，还是要为深化改革保驾护航，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让他们敢干敢试错，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