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最初见到该系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他负责指导我选择论文题目。我原来打算以“花蓝瑶社会组织”作为底子编写论文。随后我谈到曾在江村进行过调查，他看了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材料，主张编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不久该系教授B. Malinowski从美国讲学返英，我向他汇报了江村调查的经过和内容，他决定直接指导我编写这篇论文的工作。该论文中主要的几章都是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1938年春季，我申请论文答辩，通过后，由伦敦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论文通过的那天晚上，由导师Malinowski把这篇论文介绍给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局编辑阅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我看过该书清样后，离英返国，已是1938年的初秋。我记得，由于在轮船上得到广州沦陷的信息，所以临时决定在西贡登陆，直奔云南昆明。到了云南，不久就开始我的内地农村调查。
该书是1939年出版的，其时欧洲已发生战事。全球战乱连年，我已把这本书置之脑后。我仿佛记得直到战后我回到清华园，才收到书店寄给我的这本书。当时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时局紧张，我哪里有闲情翻译此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参加民族调查工作，此书的译事提不到日程上来。1956年英伦老同学格迪斯（W. R. Geddes）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参加该国文化代表团访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访问了江村。他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兴趣。翌年成行，在调查工作进行过程中，有事返京，适逢“反右”斗争。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连载报告尚未结束，我已遭殃及，被错划为“右派”。在被批判中，即使这本书并未译成中文发行，它还是被当成了一项“流毒深远”的“罪证”。
“文革”后期，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华访问，从他们的口中，我才知道，该书已重印了三次。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把它列入必读参考书。还有不少现已成名的人类学者告诉我，这本书启发了他们研究人类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我当时不免担心，深恐其“流毒”太广，增加我的“罪行”。这种历史条件排除了翻译该书的可能性。
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81年我收到老师弗思的来信，他告诉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将在1981年授予我赫胥黎奖章。这是这门学科中最高的荣誉。他还说《中国农民的生活》重印发行，建议我在接受奖章时要宣读的论文，最好是叙述江村在四十多年中的变化。我因此又到江村进行了短期的访问，写了《三访江村》这篇文章。
从伦敦回国，我又回江村继续我的农村调查。1982年就以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从吴江县各镇入手，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市。1984年又扩大到苏北及南京、镇江两市。小城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在这段工作中，我已感到有必要把《江村经济》翻译出来给一起调查的同人们做参考，而且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约定出版这个译本。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恢复了学术活动，任务较重，实在抽不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这项翻译工作，所以只能委托戴可景同志代劳。她在1984年就已经完成译稿，又请潘乃穆同志校阅过一遍。她把译稿交给了我，搁在我书架上，一搁搁了快一年。我应该对译者表示歉意。
屈指一算，离我最初在江村调查，到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这项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又在国内恢复了名誉。另外，经过这将近五十年的阅历，自己对这本早年的著作，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作为我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脚印，自当珍惜；作为国家社会历史的一些记录，固然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既然还活着，而且尚能工作，自觉有责任再把江村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写下来，作为这本书的续编，并当尽力以这段时期自身的长进来补足早年的不足。因而，我决定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为期两年的江村再调查，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在准备这项研究计划时，我才挤出时间，把译稿重读了一遍，做了些必要的修正后，交付出版。至于它的续编在两年之后是否能出世，目前还是难以预知之事，但是我有决心去完成这个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