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星对话

大师之大，最重要的在于“大气”——胸怀宇宙，心系全人类。

沈致远

1930 年到 1931 年间，泰戈尔和爱因斯坦共会晤过四次。 1930 年 7 月在德国第一次会晤，当时两人都已荣获诺贝尔奖，泰戈尔获得 1913 年文学奖，爱因斯坦获得 1921 年物理学奖。在两人会晤期间，爱因斯坦的一位亲戚马利阿诺夫形容说： 泰戈尔是“具有思想家头脑的诗人”，爱因斯坦是“具有诗人头脑的思想家”，两人的会晤犹如“两颗行星在对话”。

会晤的地点在爱因斯坦位于柏林郊外小山顶上的住宅， 42 岁的爱因斯坦走到山下迎接这位 70 岁的贵宾。事后泰戈尔这样形容爱因斯坦：“他白发怒张，双目炯炯有神，这位在数学抽象定理间悠游者之人文气质令人如沐春风。”

泰戈尔还写道：爱因斯坦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平易简朴，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自大和难以相处……他很珍视人际关系，使我感到他真的对我感兴趣并了解我。

尽管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民族、职业、文化背景、所关心的事物等方面都很不相同，但他们在对对方成就的好奇、对真理的追求、对音乐的热爱方面是共同的。 泰爱会晤充满了对艺术、哲学和创造性的深入探索。

两位第一次对话的内容是关于真理和真实之本质。爱因新坦质疑真和美是否独立存在于人类之外。“如果人类不再存在，”他假设说，“梵蒂冈贝尔维迪富的阿波罗雕像就不再美了。

当泰戈尔反对这一说法时，爱因斯坦说：就美而言，同意这种说法；就真而言，则不同意。泰戈尔说：真理是经过人理解的，“如果有些真理对人类的心灵不具有感性或理性的关系，只要我们仍是人类，这类真理就永远毫无意义可言。”爱因斯坦回应道：“如此说来，我比你更信仰宗教。”

一个月以后两人在柏林再次会晤。 这次两人合影留念，爱因斯坦蓄短须，泰戈尔则长髯飘逸，都双手紧握，注视着镜头。

在这次谈话中，两人谈到家庭、德国的青年运动以及机遇与预见的相互影响。接着讨论了西方与印度古典音乐的不同。 泰戈尔认为：在人类事务中有一种“弹性因素，即在小范围内表达个性的自由”。 将这种自由与印度音乐相比较，印度音乐不像西方音乐那样固定。他接着说：印度以创造性的个性作为衡量一位歌唱家的自由度，只要符合事先确定的旋律，就能作出音符的排列和组合。但这必须由艺术家的良心来引导。

为了避免批评对方，两人都同意音乐美是超越分析的。 泰戈尔说：“东、西方音乐对我们心灵的作用是很难分析的。我深为西方音乐的雄伟结构和充实内涵所感动。我们自己的音乐更能感动我，是因为印度音乐具有抒情诗般的意境。欧洲音乐犹如史诗，具有宽广的背景和哥德式风格的建构。”

爱因斯坦回应：“我们想知道，音乐到底是传统的还是人类的基本感受。我们对音乐感到共鸣或感到不协调到底是天性所致还是遵循传统。”他接着说下去：“就我们对艺术的反应而言，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在我们的经验中万物均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面前桌上的红花，在你我眼中看来也许是不一样的。”

泰戈尔对此未置可否，想在东、西方之间寻求某种妥协。他说：“在两者之间总是有调和的过程在进行中，个别的品味汇合成为一致的标准。”

这两位大师在未见面以前，通过通信已建立起私人关系。 1929 年 12 月 22 日，泰戈尔在寄给爱因斯坦的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我向这位知道我并非完人而仍然爱我的人致敬。”这已成为人类所共享的经典名言。

以上摘译自古梭（ Mel Gussow ）在 2001 年 8 月 18 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真理真耶？美耶？两位思想家的深思》。

爱因斯坦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泰戈尔则被誉为“东方诗圣”。两位大师的对话充满睿智，发人深思。

什么是大师？作为大师固然少不了“大才”和“大作”，但我认为：大师之大，最重要的在于“大气”——胸怀宇宙，心系全人类。

爱因斯坦空前的科学成就，至今仍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创立的相对论揭示了质量与能量的内在联系，成为原子能应用的理论根据。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炽，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的一群科学家了解到希特勒正计划研制原子弹，共同敦促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信，促成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于 1945 年制成了原子弹，促成日本投降，结束了大战。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周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将世界推向核毁灭的边缘。又是这位爱因斯坦，挺身而出反对核军备竞赛，提倡世界和平。这两次行动，爱因斯坦的动机均出于“止战救世”之仁心，充分表现了他关心人类命运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