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按：这篇是《新周刊》“硬核读书会”约稿，命题作文，编辑希望借这次疫情中的京沪差异，来谈谈为什么上海做得好，如何形成现代治理观念，及背后的“市民性”。急就章，24日约稿，25日交稿。刊发时有删节，现稍作修订增补，标题就用编辑拟定的，第1-2段标灰色底色的原为编辑按语，也保留】
后疫情时代，生活在什么城市最舒适？
传染病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同时也是观察一个地区治理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窗口。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不可避免地放大了各地在方方面面化差异。对疫情的不同处理方式，往往凸显出当地由历史塑造的不同性格。
新年方始，中国的南北两大都市就都出现了零星疫情：1月17日北京大兴出现2例，三天后，上海也发现本土病例。作为国内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它们可说都有着最好的防疫响应和精准防控机制，然而不难发现，落实到细节上，京沪的防疫做法又有所不同。
北京是全城核酸检测，上海则只顺着传播链条检测了4万人份，不到北京的0.3%；北京是爆发疫情的融汇小区居民全部集中隔离，上海也做，但那是因为病发的黄浦区昭通路社区是老公房，厨卫公用，有条件的疫区则不用；北京在集中隔离时，起初禁止居民携带宠物，在僵持一天后，官方才做出让步，但上海则一开始就允许。
1月25日，北京大兴官方正式同意，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在上海出现本轮疫情的前一天，恰好有北京朋友来沪，他说跟北京感觉是“两重天”，上海内紧外松，即便出现本地确诊病例后，除点状的疫区街市外，也平静如常，宾馆也不需要他这样的北京来客出示核酸证明。
效果又如何呢？上海这次确诊病例大致是北京的一半，在发现第一例7天后的1月27日，市长龚正就正式宣布疫情已得到控制，实现了张文宏此前所说的，上海防疫是“陶瓷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打碎瓷器。
在这些事上，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两座城市在防疫做法上的细节差异，还因此牵涉到城市管理落实在细节上的技术治理水平，甚至更进一步说，是两种不同的城市精神。
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坐动车来沪，见面后她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趟车开出北京不到一个小时，不知何故，她所在的这节车厢空调就坏了。列车员忙了一头汗，但还是没能修好。
当时盛夏7月，空调坏了，车厢里的确不好受。渐渐地，几个上海乘客开始发牢骚，用方言相互应和，最后他们决定集体找列车长过来索赔，理由是：这是空调车，车票里含有空调费的，既然你坏了又修不好，那这部分费用应该退还给乘客。
列车长起初不肯，说没有过这样的规矩，但他们不依不饶，列车长理屈词穷之下，终于被迫同意，在他们每张车票上签名，每人下车后可以去窗口退赔近100元。
当他们在那闹的时候，旁边的北京乘客大抵都默不作声，有几个还偷笑：这些上海小市民，为这点钱还闹，列车长都说了没有过这种先例，看你们能闹出什么结果来。没想到他们竟然争取到了索赔，这下子，北京人也开始骚动起来，“哎，这不对啊，我们也是这节车厢的，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最后，每个人都得到了赔偿。
这虽是一件小事，却颇可见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基底。上海人对自己应得的权益十分在意，甚至锱铢必较，他们不会说“那只是几十块钱，就算了吧”，相反，“几十块钱也是钱，是我的你就应该给我”。
在一些北京人看来，这确实相当“小市民”，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渴望》中的王沪生，就是北京人眼中典型的上海人（尤其上海男性）的形象：精明、小家子气，甚至“不像个男人”。
上海人“精明”和“实惠”的价值取向，很自然地更重实利，涉及利益都摊在台面上
。下馆子吃不完打包带走，便是在上海最先流行；近些年在年轻人中盛行的“AA制”，在上海几十年前就有了，本地话形象地称之为“劈硬柴”——也就是一人一半。这有时难免给人一种斤斤计较的“小气”印象，但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各不相欠，也没必要为了“面子”而折了“里子”。
许多北京人都曾向我表达过对这种“上海小男人”的轻蔑，而最能代表北京人精神的据说是“浑不吝”：一种皇城根下见过世面，什么都不在乎的气质，既不拘小节，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
可想而知，这指向的是一种“大气”的审美取向，往往与更宏大的事物联系起来，而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恰恰是看起来最显得“小气”的
。
像这样的城市精神，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产生影响。出生于上海、在北京多年的杨东平在1994年曾出版《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一书，轰动一时。他发现，
北京人什么都喜欢“大”，而上海人却喜欢“小”；上海人常会问“北京和上海哪个好”，但对北京人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北京当然是中国最好的城市
。
虽然上海一直号称“海纳百川”的“海派”精神，但事实上，这些年来倒是在北京有着更丰富活跃的文化生活，而
上海的精致如今既难催生多元异质的文化，也没能容下野蛮生长的创新企业
——BAT、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几家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巨头，竟无一家诞生于中国的经济中心，这恐怕绝不是偶然的。
上海人可能是全国最好的职业经理人，但却缺乏生猛的冒险精神
。这是上海人自己也很清楚且并不避讳的，以至于本地大媒体《新民晚报》早在1990年代就曾发起过大讨论，要做“大市民”，不做“小市民”。
的确，相比起北京人那种对“家国天下”的宏大关怀，上海人看起来更注重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式的自己一个小家的精致生活，讲求精打细算的“实惠”。上海作家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曾写道：“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
然而，
上海人这种抠细节、重权利边界、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等的“思想基础设施”，却非常有助于城市治理
。
二十多年前曾有这样一条新闻：一个七八十岁的上海老太太，为避雨躲到一座写字楼门口的屋檐下，结果被保安呵斥驱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一纸诉讼将物业告上法庭，质疑：我作为一个市民，为什么没有权利在这里临时避雨？
这个案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件极细微的小事，但这样一个高龄的上海老人，竟能以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这种不屈不挠“较真”的精神，正说明这样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
张文宏说上海防疫是“陶瓷店里捉老鼠”，那反过来不妨试想，如果他们捉老鼠的时候打破了瓷器，那这样“计较”的上海市民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
正是因为上海人众所周知地“挑剔”，对自己应得的权利寸步不让，十分难缠，这才迫使城市治理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一座城市的良好秩序，往往正是在这样不断挑剔的优化改进下一点点累积形成的。
近代西方学者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无城市”。这一度引起很多人的误解，以为西方人简直睁眼说瞎话，中国历史上怎么会没有“城市”？
这句话应该理解为
中国在传统上没有西方那种“城市”的对应物：即在自治、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市民共同体。
事实上，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城市”，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体验，意味着要在法律基础上重塑市民之间的关系。
按中国古代的划分，
像北京这样的都市是“城”（政治官僚、军事精英和文化礼仪的中心），而像上海这样依靠商业流通集聚起来的则是“市”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早就说过：“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多近官，没海者近商。”
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 : 1896-1937》，沙丹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9年第二版
可以说，在城市的基因上，“上海市”与“北京城”就不一样——上海更偏向“市”。研究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张真认为，
“‘市’是‘小市民’重要的一方面，‘市’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都市（urban）’和‘优雅（urbane）’，而‘城’则缺乏这些含义。”
相比起来，正如董玥在《民国北京城》中指出的，我们现在所知的“老北京”是近代北京人在朝向未来又回收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
“老北京”和“老上海”有着很不一样的现代体验
。
一些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将这座城市看作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唯一一座“现代城市”。1911年，中国全部工厂的1/4落户上海，1933年占一半，到1949年已集中全国60%的工厂；1865-1936年间，上海所承办的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5%-65%，因而有人说，
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
。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其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说，上海的经济生活“绝大部分按照欧美方式组成”，“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近代上海号称“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城市自治机构工部局由租界居民选举产生，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
官方机构被弱化了，因而上海人也缺乏官本位思想，相比起“升官”，对“发财”更感兴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