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顶级交响乐团做了15年首席大提琴演奏家的朱亦兵，现在最想做的是一场“音乐庙会”——邀请14个国家的21位大提琴名家在国家图书馆不吃不喝连续演奏，观众可持一张游乐园式通票，尽兴嬉闹
大提琴拉响巴赫名作《G弦上的咏叹调》的那一刻，纸壳子般的厂房车间显得尤为空旷。工人从流水线上停下，还有不少人透过窗户玻璃向里打量。这是大提琴艺术家朱亦兵和他的大提琴乐团五百场公益演出中的某一帧。
回国十三年，朱亦兵和他的乐团把音乐带到那些“声音没有去过”的地方：工厂、田野、机场甚至监狱。在西北田埂间演奏的时候，路过的农民忍不住向他们打听：这么大的“葫芦”是哪里种的。
在欧洲顶级交响乐团任首席大提琴演奏家15年后，朱亦兵选择回国，在剧院外“玩音乐”。今年4月28日到5月1日，他打算做一台“音乐庙会”：邀请14个国家的21位大提琴名家在国家图书馆不吃不喝连续演奏，观众们持一张游乐园式通票，不正襟危坐，不鸦雀无声，尽兴嬉闹。
“我最讨厌‘普及高雅音乐’。神圣化音乐完全没必要，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朱亦兵说，他将这个庙会式的古典音乐演出称为——“超级大提琴”。
1986年，朱亦兵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毕业。最让他自豪的，不是成为继马思聪、冼星海后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而是当了四年巴黎“街机之王”。
在巴黎，朱亦兵打游戏的时间比练琴多。“我的游戏纪录是哪儿来的，要很多个小时堆出来的”。一块钱、两块钱、第一轮、第二轮，玩到第三轮的时候已经过去两三个钟头，他经常是游戏厅最晚离开的，“一直玩到拔插销”。除了打游戏，他对其他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也愿意卯着劲去做，唯独对音乐“心不在焉”。
“我没选大提琴，这是我爸选的。”在他还没来得及选择爱好时，他的父亲、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朱永宁就把大提琴塞进他手里了。十三四岁，朱亦兵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了父亲的学生，常常“被压着坐下来练琴”。学生时代，他灌制了第一张独奏唱片，这也是中国唱片社出版的第一张演奏西方音乐的唱片。大提琴家弗尼艾听到他的演奏，震惊到“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通过外交渠道跟朱亦兵联系，告诉他一定要出国学音乐。
17岁时灌制唱片《中国之诗》的朱亦兵
17岁，朱亦兵考入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跟法国著名大提琴家莫里斯·让德隆学琴。入学考试，学校发给学生一张毕业考试卷摸底，已经会的可跳过不学。新生朱亦兵把毕业考试的内容都答出了，许多课程都不必再修，于是他第一次有了大把可支配的空闲时间。
那时，一封家信要寄十天半个月，“没人管，离家远”，又没有学业压力，朱亦兵发现自己“成了断线的风筝”。音乐理论、大提琴乐谱都被通通抛开，练琴时间都用来刷新街机游戏纪录，“老师不知道，因为我太聪明了，我的课总是第一”。
尽管有天分，朱亦兵的兴趣却始终游离在音乐以外。中学，他在全北京数学比赛中得了第49名，他却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失落”，当年得第二名的是他的同班同学，而在此之前，朱亦兵始终压他一头。那时，他“离音乐远远的”，尽管学着提琴，然而“谈论音乐根本不是我的专长，我是汽车大拿、是个数字迷”。即便是在梦中，朱亦兵似乎也并没有艺术家的浪漫。他从小的梦境是一个数字的宇宙，天空是两块大钢板撞来撞去，没有虚无缥缈的空气。
毕业后，他成为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挣最多的钱，干西欧人眼里最美好、最体面的工作”，那一年他不过23岁，年薪折合人民币150万，是海外顶级交响乐团中担此重任的唯一中国人。
他像操作一台精密仪器一样控制着乐器和音符，对音符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交响乐团的生活像一只拧紧发条的瑞士钟表，高强度的演出下，勤奋练兵都是“胡扯”，演出一场接着一场，而他是最为精准的“音乐执行者”。
在瑞士生活了21年后，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变老，“头发都开始变灰白了”。此时他38岁，离退休还有三十年，他觉得自己没法再过瑞士乐团“无限精准得像万年历”的生活了。
他曾给德国大学生乐团指挥过五年课。他听学生们聊到乐谱以外的故事，“曲调后面的歌德诗词，代表了怎样的寓意和语境”，而他们的老师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就服了”。这让他震惊，他忽然发觉音符和音乐并不是同一件东西，自己只是一个“手指强大的执行者”，“轮不到我来给这些懂音乐的学生发文凭、讲真理”。
执行音乐是一种重复性劳动，而“没有创意我觉得我会死”，朱亦兵决定辞职，举家回国，“只是我人生第一次冲动，这个念头像着魔一样，不顾一切”。
34年前，朱亦兵自恃天赋高，忙着打街机无暇顾及音乐，导师莫里斯·让德隆对他说：“你要是来跟我来拉琴，那就算了。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探讨音乐。”当时朱亦兵不懂什么意思，“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拉琴和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
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是一个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却一直把音乐等同于音符。德国学生知道音乐背后的迷人妙处，而“中国孩子其实学的是音符”。在这时，朱亦兵发现“我还会拉琴，而且是一个拉得很棒的演奏员”，他觉得自己可以给中国的孩子带去点什么。
回国后，朱亦兵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他常常把学生拖出课堂，让他们听猫叫鸟叫。练琴时间长短并不重要，学生爱动脑不练琴，他“毫不在乎”，甚至支持默许；而只动手不动脑则会气得“六亲不认”。
他还组了自己的大提琴乐团，只有六个人六把琴，“很多人以为我们是骗子”。
他们在田间地头演奏，对牛拉琴，还被“不知道我们拿着什么怪物”的农民从田里轰出来。在国内的13年，一半时间乐队“分文没有”，“搞慈善还得挂个条幅”。
朱亦兵和乐团在胡杨林演奏（北京朱亦兵艺术中心 图）
49岁生日，朱亦兵被一块巴掌大的蛋糕打发了，他“怀恨在心”。于是，去年的50岁生日，他为自己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音乐会。参照英国、德国和荷兰的大提琴狂欢节，他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安排了一场“超级大提琴”。
所谓的“高雅艺术”在“超级大提琴”音乐会里，用最“平民”的方式售卖。朱亦兵为每张门票都设置了一样的价格，没有一等座二等座，只有先来先得，“就像排队买麦当劳一样”。
在这里，观众不用穿着正装，也不用被固定在座椅上，一张300元门票通行全场，13场独奏、重奏和室内乐间穿插12场大师讲座，可以从这里逛到那里，朱亦兵管这叫“庙会”。“就是一个游乐园，只认票不认人。拿着票出去了还能再进来，听一场不感兴趣还可以出门卖给黄牛。”朱亦兵形容。
从早9点到晚10点，5场音乐会、3个讲座和一堂形体课中间不吃不喝，只有5分钟换场时间，“我办这个音乐会就是要把大家弄疯，让严肃的人不严肃，光明正大地鼓励大家不休息，不按点吃饭，不到点睡觉。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除了吃饭睡觉以外还有更好玩的事情。”第一次“超级大提琴”结束后大半个钟头，观众们迟迟不走，提着外套还在前厅流连，“眼里有光”。
“教育就是让我们眼睛里放光的，让眼睛里有光的人保持有光，让眼睛里没光的人发出光芒。”于是，今年朱亦兵打算再办一场“超级大提琴”。为了这个活动，他发动了自己的朋友圈，筹划的7、8个月里，他没日没夜地跨越时差给相识的老朋友们发邮件和视频。
“我不需要说什么话打动他们，他们就是靠感动生活的”，最后，他从全世界招来了21匹音乐界的“毒狼”：有“新世纪天才演奏家”之称的克劳迪·奥波霍盖兹，还有“以色列鬼才大师”加弗利尔·利普金德等。他选了一首叫《遗忘》的曲子，献给一位今年去世的老朋友，作为2017年“超级大提琴”的开幕曲。
在中国，琴童拉大提琴大多源于被逼，是一种驯化。而朱亦兵想为那些跟他一样被逼学琴的孩子创造一个嘈杂的游乐场，热热闹闹疯几天，因为这才合乎人性，“人本来就是不乖的”。他是个悲观主义者，相信只有纯粹的悲观者才能乐观生存，“既然大家都是大提琴的受难者，为什么不一起享受享受？”最后，他给“超级大提琴”设计了一幅宣传画：不平静的海面波涛起伏，一只大提琴做的船正在缓缓下沉，船上的人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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