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明：父亲对我的影响

1982年，我19岁生日的那天，在父亲的书房拍下了这张照片。

文|刘明

作者按： 这篇写于2015年初的回忆录是为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作。其中“父亲把我带上了一条与质量结缘的路”一节曾刊登于2022年第06期《上海质量》，也于2022年7月以《父亲、我、质量》为题发表于《燕园1981》公众号。感谢《燕园1981》公众号编辑同学的支持， 在父亲去世十周年之际，特将《父亲对我的影响》 全文在此刊出，首次与读者见面。文中近30张照片，除了两张报社、杂志社摄影师为父母拍摄的，均选自家庭影集和父亲收藏的信件。感谢一位我不知姓名的摄影师和《品质》杂志社吕家佐摄影师先后在1980年和2005年为父母在父亲的书房留下的温馨影像。

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儿，因为父亲给予我的呵护、教诲和影响塑造了现在的我。

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一场灾难，曾在1980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载文有所记述。1966年6月，由谢富治和陈伯达一伙制造的一起所谓“国际间谍”案株连了父亲刘源张及刘家许多亲友，被捕的共10人，被审查、搜查的近100人。1966年8月的一个夜晚，父亲突然被抓走时，我才3岁，所以记忆中丝毫不存在父亲这个人。在没有父亲的八年零八个月的岁月里，唯一能证明父亲曾经存在过的是两张他的照片。父亲被抓走时，公安局将家里所有的照片和相册都没收了。大概是因为相册太多的缘故，两本姐姐刚出生时的相册被落下了，这两张照片就是收藏在这两本相册中的。两张照片都是父亲抱着幼小的姐姐照的，其中的一张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我眼前仍能浮现出那张照片的样子。照片上的父亲，一头黑发，整整齐齐的分头，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身着一件尖领套头毛衣，翻着白色的衬衫领子，怀里抱着姐姐，微笑着、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好英俊的父亲，这就是我幼小心灵里唯一的一个遥远的父亲的形象。

1960年父亲怀抱姐姐的样子是我儿时对父亲的印象。

在我刚满12岁的1975年4月的一天，我下午放学回家，妈妈对我说：“爸爸明天要回来了。” 爸爸要回来了，可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当时却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第二天是4月11日，正好是我们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去颐和园春游的日子，我早晨高高兴兴地和老师还有同学们一起去了颐和园。一天游玩下来，早已淡忘了父亲要回家了这件事。下午回家时，我像往常一样推开了屋门，迎面看到正对着屋门的沙发上坐着一个陌生人。短而稀疏的头发立在头顶上，臃肿的脸庞上没有丝毫的表情。我不禁愣在屋门口，眼前的陌生人应该是父亲，可却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年轻、英俊的父亲完全不一样。他看到我，也好像有些不知所措，愣愣地说出一句：“她穿得很好嘛”，像是对着妈妈说的。我从来没听过一个男人的话音会这么细，细得像蚊子的叫声，听起来很是怪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父亲长年在狱中很少有机会和人说话，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的时间太长了，声音都变了。

自我记事以来，家里只有妈妈、姐姐、姥姥和我，早已习惯了没有异性的家庭环境，一个陌生男人的突然出现，让一个12岁女孩儿的我感到十分别扭。特别是我从小一直是妈妈心目中的宠儿和妈妈关爱的中心，而父亲的突然出现，一时之间使我不再占有妈妈的全部，这让我又困惑又沮丧。就这样，父亲在 我眼中 成了家里的一个“多余”的人，让我闷闷不乐了好久。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还小吧，一两个月后就不自觉地慢慢开始和父亲说话了。本来是觉得面容臃肿、行动迟缓、话音怪异的父亲，让我在同学面前都会不好意思，可我不久就发现父亲做了几件事情，突然让我对父亲“刮目相看”了。

1975年“六一”儿童节，妈妈带着回家后不到两个月的父亲、我和姐姐一起去颐和园。

父亲为我打开了一扇 新知识、

新视野的大门

我小的时候喜欢邮票，在家里常常把自己收集的邮票抖搂出来，摆弄来摆弄去。在父亲刚回家后不久的一天，他看到我又在整理邮票，就对我说：“妹妹（我在家里的小名），我去给你买个集邮本，你好把邮票收好。” 集邮本？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更甭提见过这东西。我张口就问：“什么是集邮本？” 父亲给我形容了集邮本的样子，我没好气儿地说：“商店里根本没有卖的！” 父亲听了像是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无可奈何地应道：“是吗？” 他当时的表情和语气我至今还记得。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开始，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我从父亲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通过“集邮本”这个词，像是父亲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一扇新知识、新视野的大门。因为这个词，我才知道，啊，还有那么多的事物我不知道，说不定别人也不知道，连商店都没有的东西，父亲会知道。果然，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我真的是不断地从父亲那里汲取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我长大以后，也和父亲一样，兴趣广泛，而且热衷于阅读和旅行。每读一本书、每到一个地方，所见所闻，让我常常免不了会有许多感触，也会有许多疑问。一有机会，我便会和父亲聊起我的感受和心得。而每次和父亲聊天，都会让我吃惊地发现，无论我的话题根源于哪个国家、涉及到哪个领域，任它是历史、建筑、艺术、宗教还是风土人情，父亲不但没有一样是他不知道的，而且还一定会和我讲起他对那个话题早已深思熟虑了的见解。

父亲临去世的前一年，我因工作调动，第一次在制造业从事卓越运营管理方面的工作，身临其境地面对多年来我只是在白皮书上读到的当今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各种难题，让我不由地感到强烈冲击的同时，苦恼于不知从哪里着手展开工作，可谓一筹莫展。有一次父亲在电话里问起我新工作的情况，我想着他上了年纪，又远离生产第一线那么多年，所以虽然我对新的工作环境很是困惑，但也没抱多大希望能从父亲那里取到什么“经”，于是我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几句所处工厂的情况。父亲在电话的另一头，默默地听我讲完后，平静地说：“老厂都有这些问题。” 父亲淡然而简短的一句点评，让我在电话的这一头像是被猛击了一下，我震惊于父亲从他多年的辛勤实践中所沉淀出的智慧，也惭愧于自身的经验浅薄。父亲的话让我顿悟：与其是抱怨自己不可能改变的现状，不如客观地接受和正视“老厂”这个事实。之后，我开始将注意力和切入点放在如何开导员工客观地正视现状，把工作重心放在怎样在现有的条件下迎接新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

2015年我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明尼苏达生产中心带领生产线技工们解决生产流程效率问题。

记得父亲出狱后的第二天，一定是出于想赶快找回荒废了近十年的时间和对自己所属单位的强烈的责任感，顾不上休整，急于回到原来工作的中科院数学所报到。虽然身体臃肿迟缓，父亲仍精神抖擞地一早儿就走出了家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天下午放学后，我正在和楼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在楼下跳皮筋儿，远远地看到父亲低着头、从数学所的方向缓缓地向家里走来，与早晨离家时判若两人。即便我那时还小，才只有12岁，我也能察觉出父亲当时郁闷的心情，让我看着心里都不禁难过。很久过后我才知道，其实那天回数学所对父亲来讲，是一段痛楚的经历，整个所里没有人理他，大家都躲着他。在数学所的大门处，父亲看见了一位同事，伸出手来想去握手，却见那位同事冷漠地瞥了父亲一眼，急忙转身躲开了。当时父亲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虽然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可是因为还是处于“四人帮”的时代，中央专案组给父亲的审查结论上还留着“特务嫌疑”的又黑又粗的“尾巴”（作者注：“四人帮”强加于父亲的所谓“特务嫌疑”的罪名于1979年1月得以彻底平反。）现在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眼前仍能浮现出父亲那天走回家时的沮丧的身影。

父亲出狱后的头一两年，数学所没有给父亲安排工作，父亲便自己找工作干。比如给所里研究室的年轻人教授英语，为政府宣传部门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以便推介给日本读者，等等。

多年后我整理父亲的书房时，发现了当年父亲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日文手稿，翻译工作的日期“75、11、20-24译”几个字依稀可见。

父亲还积极地参与姐姐在北大附中所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应该是姐姐在初中二年级物理课上学习“杠杆原理”的时候，父亲给姐姐做了一杆十分精致的小秤。木质的秤杆，一头粗一点儿，另一头细一点儿，打磨得十分光滑；秤杆上的计量标记，有长的，也有短的，清清晰晰、整整齐齐地刻在秤杆上；还有铜质的秤盘和秤砣，尺度与秤杆比例协调，浑然一体。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有好多书，父亲蒙冤入狱后，家里原有的三居室的单元只被留下了一间，妈妈只好把爸爸的书装入纸箱放在阳台上。当我知道我和姐姐用来当“梯子”的那几个大纸箱里放的都是父亲的书时，我自然而然地想着父亲一定是个“书呆子”。没想到父亲不仅会看书，而且手还这么巧，东西做得如此精致而完美，让我大吃一惊。

从那以后，当我每每回忆起父亲做的那杆小秤，都会在心里想：“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父亲是怎样找到了做小秤的材料和工具的呢？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父亲做的这杆小秤，对我今后的个人生活和我所从事的质量管理工作都是有直接影响的。能够做好质量工作的人，首先对自己要有一个高标准。我从小父亲就用他自身的言行培养和训练了我一种眼光，一种能够甄别是否达到了高质量标准的眼光。在当时中国百业凋敝的大环境下，这杆秤让我开了眼界，使我看到和懂得了匠心独运的“精致”意味着什么。

2011年秋天，我读了刚刚出版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又惊又喜地发现书中提到了我最崇拜的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享有“最伟大的美国建筑师”称号的赖特，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那注重设计艺术和设计品质的理念仍然是当今建筑学的重要典范。乔布斯小时候的家就是由深受赖特影响的建筑师所设计的，乔布斯声称这个家所具有的“精致的优雅”就是苹果公司的最初的愿景，也是 Mac 和 iPod 的设计灵感所在。我不禁联想，父亲在我12岁的时候做的这杆小秤，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完美与精致的化身，成为了我今后鉴赏和品味物品的标准。

父亲把我带上了一条

与质量结缘的路

父亲曾经说过他的质量生涯是大大小小的偶然当中的必然；而我在先后涉足了化学、生化、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后，最终却从事了质量管理工作，也是偶然当中的必然吧。偶然的是我不经意间看到的一张招聘六西格玛绿带培训生的海报，让我开始了质量方面的工作；必然的是父亲对我从小到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已在我身上植入了作为一个质量工作者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

虽然从小母亲对我和姐姐在各方面管教得可以说是很严格，可是父亲出狱回家后，我从他的目光和口吻中察觉到他对我和姐姐的言行举止很不满意，说我们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说话态度也不好。随后的几年我渐渐地知道了父亲的做人标准是很高的，但当时我搞不清自己怎么做得不对了。正在这时，父亲收到了他自高中时代以来的好友唐之曦从青岛的来信，邀请我们全家暑假去青岛渡假。这封信像似“火上浇油”，父亲愈发加紧了对我和姐姐进行家教，理由是我们两人的样子“摆不出去”，怎么能去青岛见父亲的老朋友？

家教首先是从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写信开始，也就是要向远在外地的叔叔和姨夫汇报一学期来的成绩。信写好后我请父亲过目，父亲指着一处十分冷酷地问我：“跳高97米，你能跳那么高吗？”我赶紧查对了一下“体育锻炼标准”的达标证，原来我把“厘米”写成“米”了。当时才只有12岁的我，没想到这点儿小错会被父亲如此严厉地呵斥和挖苦，让我又恼又恨，简直觉得无地自容。可是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若是没有父亲如此严厉的训斥，我大概不会那样深刻地认识到对计量单位的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和“差之毫厘”的严重性。计量是应用在质量管理乃至于企业整体运营管理的六西格玛管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消除“差之毫厘”似的准确度和精确度是确保质量的关键。可以说在我12岁时，父亲的“无情”指责为我今后从事质量工作开启了积累基本素养之门。

1975年夏，我在中关村44楼家中，接受刚刚出狱两个月的父亲的家教。

提到父亲对我的基本素养的培训，还有一件难忘的事，虽然将近40年已经过去了，可那天的情景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是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到处人心惶惶。年底入冬时，又传来要地震的消息。我家当时住在科学院宿舍44号楼，左邻右舍们不是去各自的所里避难，就是在楼后的中科院幼儿园的操场上搭建抗震棚。因为父亲刚出狱一年多，所里还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人理他，所以父亲当然不会带我们去所里自讨没趣，只有自己搭建抗震棚了。

那时天已经很冷了，所以必须修建那种半地下式的抗震棚，以抵御冬天的寒风。我和姐姐都很小，家里也没有个男孩，只能全靠父亲一个人干，而手头的工具也没有像样得手的。 有一天晚上，我随父亲去挖抗震棚。 我自然是不会挖了，只能站在旁边看着父亲一个人干。 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我也能够感觉到父亲真可怜、真艰难、真能吃苦。 一个人在挖，又没有合适的工具，那个大坑是怎么挖出来的，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仍记得的是幼儿园院子里没有电灯，操场上一片漆黑，父亲在努力地把支撑棚顶的柱子固定在刚挖好的坑里，让我提着煤油灯在一旁照亮。 我很认真地做着，却忽然听到父亲大声训斥： “灯光是要从高处照下来的，你拿得这么低，你看，我能看得见吗？ ”我急忙低头一看，真的呀，坑里漆黑一团。 我小时候很老实、听话，让我拿灯照坑，我就把灯放在了坑口旁边。 我还以为把灯放在离坑越近越好呢。 经父亲的训斥，我把灯举高，灯光果然立即就照亮坑里了，让我恍然大悟。 人要养成注意观察的习惯，要懂得别人需要的是什么，不能是自己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 每做一件事情，要注意其效果是什么。 把灯放在坑口，坑被照亮了没有？ 如果没被照亮，自己就应该主动地进行调整。

多年过后我才意识到父亲那天对我的训斥，实际上是教给了我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让我终生受益。 特别是当我涉入了质量领域，运用六西格玛管理模式为企业增值时，我时时注意到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根据企业的流程及产品的特征和企业文化的特点，灵活地应用六西格玛，随时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1970年代后期父亲在天津照相机厂。

常常有人问我是如何跟随父亲走上了质量管理之路的。我上大学也好、读研究生也好，专业都是我自己定的，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应该学什么专业，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今后会从事和质量有关的工作。2001年我重返学校读书前的夏天，有一天随意翻看一份美国3M公司的报纸，头版头条醒目的大标题“SIX SIGMA”（六西格玛）让我一愣：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词。3M是一家有名的化学公司，我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化学，此刻却吃惊地发现我居然连化学公司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标题都看不懂，颇感自尊心受伤，不能原谅自己。我立即仔仔细细地通读了那篇报道，模模糊糊地感到六西格玛是和质量管理有关的，可这和我以前对质量管理的认识不大一样啊。

从我上中学起，父亲便常常出差。为了传播全面质量管理，父亲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企业、亲临一线，指导和培训各级员工。那些年父亲几乎不在家，偶尔在家几天，每天都会有人来家里和父亲谈工作。父亲对我的家教很严，家里有客人时，我必须出面端茶倒水，有时还必须坐在旁边静听。虽然当时他们具体谈些什么，我听不太懂，可是父亲和那些质量同行们谈全面质量管理时的那种激情和执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父亲正在运用全面质量管理为处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中国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时耳 濡 目染，给我形成的概念是质量管理的方法论就是全面质量管理（TQM）。可是从3M公司报纸来看，怎么又出来个六西格玛了呢？这让我很迷惑，也有些不服气。

不久以后，我按原计划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开始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硕士课程，由于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对六西格玛的疑惑和不平，我刻意地选修了工商管理（MBA）课程中有关运作管理的课，从中接触到了有关TQM、精益和六西格玛的基本理念和基础方法。基于我在中、日、美三个国家的经历和我对这三个国家的三种文化的理解，我体会到任何一种管理理论的形成都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而且是衍生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产生于美国的六西格玛管理模式恰恰符合了美国人的逻辑思维和全球性产业竞争的大环境，更符合于美国的国民性。搞明白了这些，我便把有关六西格玛的事放下了，接着专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学习，直到有一天一张招聘六西格玛绿带培训生的海报又引起了我的注意。

1979年父亲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

那是两年后的2003年的春天，当时我的硕士课程已接近尾声。有一天我在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就业办公室浏览招聘海报，突然眼前出现了“SIX SIGMA”（六西格玛）两个字。我好奇地读了下去，原来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朱兰质量领导力中心的招聘海报（作者注：朱兰博士于1912年从罗马尼亚移民美国明尼苏达州，192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职务是短期六西格玛绿带兼数据分析员，工作内容是为明尼苏达的企业或政府的第一个六西格玛项目进行统计数据分析，入职资格是MBA学历并且完成该中心免费提供的六西格玛绿带课程。

不像现在，各种和质量有关的协会乃至大学都开办了六西格玛培训或课程，在2003年的当时，美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企业才有为企业内部员工提供的六西格玛培训，并且只有优秀的骨干员工才有可能被领导推荐参加六西格玛培训，所以朱兰中心海报上的免费六西格玛绿带培训实属难得的机会，立刻就吸引了我。我虽然知道自己不是MBA学生，不完全符合招聘条件，但是想着试试也无碍，便把应聘资料提交上去了。没想到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面试通知，而且是朱兰中心的主任亲自面试，当场就被录用，从此我便开始了我的六西格玛的历程。

1980年代中期父亲在太原钢铁厂。

十几年来我一直对那位朱兰中心主任怀有感激之情。朱兰中心的招聘海报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机遇，而朱兰中心主任对我这个没有丝毫质量管理经验的求职者的认可却是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为我开启了追随父亲涉足质量领域的大门。也许机遇成为机会，自有它的必然性吧。从事质量工作的人大概最终都会意识到搞质量一定要有热情和执着，一种追求完美的热情和执着；而且质量工作其实归根结底是一场“群众运动”。因为是群众运动，就需要亲临一线，就需要和各级员工打成一片，就需要具有积极向上的热情和激情，而这些恰恰是我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

如今我的工作主要是运用六西格玛内含的纪律性、客观性以及其环环相扣的严谨的逻辑性，帮助企业提高整体的效率和效益。虽然工作性质已从质量管理延伸到企业价值链的运营管理，可每当我和团队一起工作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仍然是我从父亲的各种工作照中看到的他在工厂车间里进行指导和培训的场景，还有那些在家里经常看到、听到的他与质量同行们共同探讨质量问题时的语调、表情和动作。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从小父亲就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质量人的风范，父亲的表率作用无意间让我和质量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代初期父亲在湖北二汽东风汽车制造厂 。

1983年夏，上大学二年级的我和父亲在中关村的一家餐馆。

父亲让我懂得了“礼”的真切、

“爱”的真意

“礼”的厚重是我随着岁月的流逝，才一点一滴地体会到的。小时候只知道家里家外有好多父亲立的规矩我必须服从，后来回过头来看，才明白这些规矩实际上是做人的礼仪。

前面提到父亲出狱后没几个月，也就是1975年的夏天，父亲自高中时代以来的好友唐之曦来信，让我们全家暑假去青岛度假。第一次全家远行，又是我和姐姐第一次见父亲的好友，父亲早早就开始对我们“训话”：“住在别人家，要仔细观察这家人的习惯，并且自己立即要遵守人家的习惯。” 多年后我渐渐地理解了父亲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之心，这些处世之道让我一生受益。我后来先后移居日本和美国，之所以能够迅速顺利地融入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父亲早期的教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年青岛之行前父亲的这番话应该是我第一次从父亲那里接受到的对“礼”的教育。

父亲蒙冤入狱近九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母亲独自一人拉扯着幼小的我和姐姐。父亲回家后立即承担起教育我和姐姐的责任，他一定是想让母亲松口气吧。学校若有家长会，母亲就不用去了，全部改由父亲出面。以前母亲去参加家长会，回来后也不怎么跟我们说，好像家长会就是走个形式。而父亲每次从家长会回来，都会把我叫到身边，和我个别谈话。父亲还总是拿出他的笔记本，一条一条地告诉我老师在家长会上讲了哪些话，给我讲解这些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应该怎样自省自戒，努力改进。我那时虽然还小，但也能够察觉到这个区别，以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家长会让父亲一参加就变得如此严肃和重要了。父亲的年纪比我的小学老师大得多，再者作为中科院的教授，按说资历也应该比小学老师高得多，可是父亲那认真的样子和他那密密麻麻的笔记，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老师的尊重。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对老师尊重有加。我后来去日本留学也好，将近40岁在美国重返学校也好，老师们都很喜欢我，这应该是得益于从小父亲对我的礼仪培养，使我能够从言行举止中自然地流露出对老师们的无比敬重。

1975年8月刚刚出狱后不久的父亲带我们去他的故乡青岛。

等到我1985年秋天离家东渡去日本求学时，身处礼仪之邦的日本，我很快地入境随俗，并觉得自己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没有什么唐突失礼之举。对此我深感庆幸，同时也由衷地感激父亲十年来给予我的言传身教，可是后来有一件事却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那是1986年元旦，我在日本的第一个新年，父亲在广岛的老朋友请我和姐姐去和他们夫妇共度新年。期间有一天他们夫妇带着我和姐姐去他的上司、MAZDA汽车公司的社长家拜年，因为是新年，社长一家特地在他家宽敞、明亮的茶室为我们奉茶。他家的两位上大学的女儿非常友善可亲、平易近人，身着低调的、家居式和服，和她们的母亲交替着为我们烧水、沏茶、敬茶，她们端庄典雅的举止似水无痕般融入了茶室静谧的空间。因为我当时刚到日本才四个月，日语还说不好，她俩居然能用英语和我交谈，让我一惊。之后，不记得是为什么了，一个女儿拿出纸笔为我写了几行字，她的字迹之漂亮，又让我一惊。我一上小学，母亲就让我每天照着字帖练字，所以上学期间我的字从来都是受到老师们的夸奖，始终属于在班里写得最好的前几名。可是眼前社长家的两位女儿，让我自愧不如。新年过后我回到东京，没过几天就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说是高兴地看到了我们在广岛的照片，但是信的最后却严厉地批评我，因为从一张在MAZDA社长家茶室的照片看，我被社长夫人敬茶时，躬鞠得居然比社长夫人的浅，太失礼了！

小时候因为父亲蒙冤入狱不在家，为了能让父亲日后“看到”我和姐姐的成长过程，母亲每年都会给我们照许多相。每当照片冲洗出来后，母亲就会指指点点地大加评论，不是我照相的表情不好，就是哪点儿姿势不对了。回回如此，以至于我对母亲的批评早已习以为常。可是这回是第一次听到父亲指责我的照片，并且是看出了我的礼仪不到位，所以父亲的话立即引起了我的重视。我知道父亲不是唠唠叨叨的那种人，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很有份量的。之后我开始注意日本人在各种场合的鞠躬，琢磨着鞠躬的讲究，揣摩着人们在鞠躬时的内心。我还尽当时经济条件所能，报名参加了一些有关日本文化的基础课程，比如钢笔字、和服的穿着、花道，通过这些课程和日常观察，让我不仅学到了一些技能和做法，而且让我粗略领会了各种文化产生的根源。我像是在试图“窥视”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似的，感到趣味无穷。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最后一次在礼仪方面纠正我应该是几年后的1989年。那年秋天父母来东京参加我的婚礼，有一天我和父母前去拜访我的证婚人，他是我刚到日本留学时的教授，也是父亲留美时代的好友的表哥。教授家坐落在离东京不远的、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城镰仓，庭院深深、古朴幽静。身着淡雅和服的教授夫人，端上茶水和点心招待我们。室内父亲和教授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和窗外和煦阳光下的自然景观情景交融，犹如清静寂定的禅心似的，宁静而温婉。拜访完毕后我们辞别了教授一家，一出门我刚想松口气，却听见父亲低声严肃地对我说：“刚才教授说今天的点心是特地从风月堂买来的，你却一声都没吭，真不懂礼貌！” 我当时确实听见教授在他夫人上茶点时说了一句什么，但因为以往从来没有关注过日本点心的“品牌”，所以并未在意教授提到的“风月堂”几个字。经父亲提醒，之后我开始留意各种点心名店，才知道“风月堂”是一家具有近250年历史的百年老店。多年过后，我懂得了父亲批评的不只是我没有礼貌，还包括我没有用心去领会他人的心意。在购物环境十分便捷舒适的日本，即便是教授特地去风月堂买来点心，大概也算不上一件多大的事，父亲想让我懂得的是对他人为自己做的任何事情，不管它有多么细小，都要心怀感激之情。

对“礼”的真切，还有一件往事让我难忘。小时候父亲经常会讲起他在美国的一段经历，我早已耳熟能详。那是1953年夏天，父亲、我的姑父还有姑父的弟弟三人应邀和三位美国白人姑娘一起用餐，这让父亲很是发愁，因为三位男士个头都不高，和身材高挑、脚踏高跟鞋的白人姑娘并肩步入高档餐厅，那景象想象起来都会让人难堪。可是到用餐的那天，却看到三位姑娘全都穿着没有丝毫鞋跟的平底鞋，可谓用心良苦。2008年冬天我回家时，发现这段往事被父亲写进了他为姑父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收录于中科院力学所为姑父林同骥诞辰90周年而出版的纪念文集。我高兴地对父亲说：“爸爸，你终于有机会写下了这个故事！” 父亲笑了笑，没说话，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他给我讲过无数遍这个故事。我读到父亲那篇文章的最后，发现在这段故事后，父亲加了一句“点评”：“什么是礼仪？是体贴，是不让人为难。” 我茅塞顿开，在心里说：是啊，爸爸，礼仪正是那温馨的体恤之心和真切的待人之情。

1954-1955年，父亲和妹妹张斌、妹夫林同骥在美国。

说到“情”自然会想到“爱”。虽然我从小就能觉察到父亲对我的言谈举止有着严格的要求，但是无论我长到多大，我都能够感受到父亲对我的百般宠爱。我从小有很多爱好，虽然上大学时学业很忙，但我却不肯舍弃任何一种爱好，以至于每到考试，我便会担心因为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而考不好。有一天我从北大考试完回家，推开家门，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的母亲像往常一样地问我：“考得怎么样啊？”我也照例地回答：“唉，又考砸了！” 我的话音刚落，就见父亲从他的书房“冲”出来，说：“谁比你考得好？爸爸去把他们揍一顿！” 当时20岁的我听了父亲的这句话，可想而知心里一定是觉得好可笑好荒唐。可是之后的30多年，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我的心中总感觉像是有一块坚强的基石在支撑着我，即便是摔倒了，还能再站起来。我想一定是因为从那时起，父亲的那句话让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拥有着像父亲那样的“不顾一切”地爱我的人吧！

上大学时一口气读完了美国小说《飘》，书中所描绘的场景和感觉多年过后还会让我反思。女主人公郝思佳在亚特兰大的战火硝烟中，不顾一切地拼命往被称作“陶乐”的家赶，她当时的心情是我30年前离家以后才渐渐地体会到的。当郝思佳从小受其熏陶而崇尚的“完美的南方文化”不复存在之时，她带着支离破碎的梦想重回“陶乐”寻求力量，最终在一片废墟中重新奋起。像“陶乐”一样，我在北京有着父母在的家，充满着爱和被爱的记忆，虽然我已经离开它多年，但它永远是我心中的根。

1985年初秋我离家东渡留学的前夜，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对我即将开始独自一人在海外生活做了最后的嘱咐。父亲那晚嘱咐了我些什么，30年过后的今天，我居然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可是那天晚上在家中淡黄色灯光下、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的父亲的模样，现在却近在咫尺。灯光下，父亲为我画了一张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的地图。30年前的中国还十分不发达，加上我又是第一次出国，父亲担心我会在错综复杂、运转繁忙的成田机场迷路。父亲边画边给我解释下飞机后往哪儿走、入境管理在哪儿、取行李的地方在哪儿、来机场接我的姐姐会在哪里等我，以及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需要多少时间，等等。父亲还特意给我制作了一个行李牌，在他的名片的背面写上了我的名字，然后把它贴在一张印有中国国旗图案的纸上，最后用一个透明的塑料夹封起来，亲手把这个自制的行李牌系在我的箱子上。现在国际旅行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可在30年前的中国，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彼此心里一定都知道我此次远行，不是随时很容易地就能回家了。父亲给我画的那张地图和给我制作的行李牌，之后的30年，我虽然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几度来回，横跨太平洋多次迁徙搬家，也从未遗失，它们已经成为父亲对我的宠爱的一个印记了。

父亲给我手画的东京成田机场的地图。

父亲给我做的行李牌。

1985年秋，北京首都机场，父亲送我赴日本留学。从来和我照相都是满面带笑的父亲，这天却没有了笑容。

父亲去世后，我仔仔细细地观察着他的书房，发现一个小书架的最上面一层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排文件夹。我随手拿起一册，打开一看，里面夹着很多书信，有一叠是姐姐的字迹，有一叠是我的，分类整理得井然有序。我知道这些信一定是我自1985年离家以后给父母的来信，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还保留着它们。在这排文件夹的端头，放着一个文件盒，我小心地把它打开，只见一叠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是我这些年来给父亲写的邮件。是不是父亲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才把我们的信件都整理好了呢？我轻轻地合上文件盒和文件夹，没敢去读我写给父母的字字句句，害怕自己会泪流不止。

2015年4月父亲去世一周年之际，我回到了父母的家，情不自禁地又站在父亲书房的那个小书架前。我慢慢地打开了那个文件夹，那些我写给父母的信还是父亲整理好的那样，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我没有去触动它们，又慢慢地合上了文件夹。我抬起头来，正看见父亲的遗像，父亲在微笑地看着我。我忽然醒悟：30年前，父亲在我离家的前夜，细心地给我画了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的地图、精心地给我制作了行李牌，将离别作为一个爱我的机会；30年后，父亲在他去世之前，把我和姐姐给他的信一一整理、收藏好，甚至将最后的永别也作为一个爱我们的机会。醒悟之间，我站在父亲遗像前，失声痛哭。

1959年10月，父母在王府井的“上海迁京、中国照相”的订婚照。

从小父母让我感到温暖、让我感到自豪；活泼、开朗、漂亮、可依靠的母亲，大度、沉稳、知性、可依赖的父亲，一直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为人父母的形象。从小守望着父母的我，记忆里母亲总是操劳着父亲的一日三餐、每日衣着，父亲总是给予了母亲优越的生活、坚实的保障。母亲在父亲每次出差之前，会把那些早已烫好了的衬衫重新烫一遍，再装进父亲的旅行箱；而父亲每次去日本出差时，都会给母亲买回最好的、最有用的厨房用具。这些对我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父亲对母亲的这种细致的爱顾，不是每一个男性都会留心而做得到的。

1975年6月1日，刚刚出狱不到两个月的父亲和母亲在颐和园。

近十年来，由于 母 亲患了阿兹海默症，比母亲年长九岁的父亲进入晚年之后，不仅得不到母亲对他的照顾，反而还得呵护母亲。 父亲去世后，有中科院和中质协的人告诉我，父亲在世时，每次遇到会议提供工作午餐都不肯留下来用餐，而是匆匆离去，说是要回家给老伴儿做饭。 有上海大学的老师给我讲，父亲去世前四个月最后一次去上海大学，已经搞不清父亲是自己丈夫的母亲却始终微笑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坐在主席台上演讲的父亲。 也有父母家的老邻居告诉我，她常常看见父亲拉着母亲的手，一起去楼后的超市买东西。 想象着年迈的父母相依为命的身影，我难忍眼中的泪水。

1980年，记者来家采访父亲后给父母在父亲的书房留影。

父母相濡以沫55年，让我不禁感慨。大概像所有的夫妻一样，我想父母之间或许也有几分苦涩，或许也有几分不如意；但父亲对母亲的那份深情应该早已化解了所有的无奈和遗憾，他俩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也应该早已点点滴滴地汇聚成一种深沉而温馨的爱。

2005年5月，《品质》杂志社的记者来家采访父亲时给父母在父亲的书房留影。

爱，是情不自禁的感觉，是难以言喻的情感，还是心灵上的理解和共鸣？年轻时觉得答案简单清晰，可是当我到了应该是“不惑之年”时却反而觉得有些模糊不清。直到近年，晚年的父亲让我懂得了，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决意的选择。爱是责任，也是承诺，更是担当责任的奉献和恪守承诺的牺牲。

2006年11月，父母游太原。

父母是我心中理想的夫妻形象，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

1985年8月27日，离家留学十天前我和父母在北京饭店。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到：还有十天就要离开家了；若父母能陪我一辈子的话，我肯定就不会离开北京了。

2010年盛夏，母亲给我和父亲在哈根达斯中关村店留影。

珍藏在心中的父亲

1975年春父亲出狱时，冤名并没有完全洗雪，仍然戴着“特嫌”帽子，所以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大概是到了1976年年底，开始有人来家里找父亲。首先来的是清河毛纺厂的人，说是“文革”前参加过父亲的质量控制讲习班，请父亲再回去为他们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父亲去清河下厂正值冬天，每次天还没亮母亲就起床给父亲准备早饭，父亲要走到中关村公交车站赶头班车去清河。清河到底有多远、怎么去，我当时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到了1983年秋天，当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上学时，学校组织去北大的郊区校舍200号植树，一周的植树劳动结束后，学校允许我们不必等第二天搭乘校车回北大，可以当天自己乘公交车回家。我和两位同样急于回家的同学便上路了，没想到在交通极其不便的当时，回家的路途变得如此遥远。途中在清河换车时，我们左等右等，不见一辆汽车的影子，也不知道车什么时候会来。我站在清河的公交车站，想起了六、七年前父亲来这里下厂的事情，想象着父亲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站在这里，望着那遥远的路的尽头，盼望着车快点儿到来。当时已是大学生的我深感父亲那时真是不容易， 也知道正是从清河毛纺厂开始，父亲逐步地将质量控制原理扩展到质量管理理念，并最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体系。

今天我又翻开了父亲在2011年5月出版的《感恩录： 我的质量生涯》，找到了有关他在清河毛纺厂的那段经历的记述。 小时候我只知道父亲去清河下厂，今天读了父亲的《感恩录》后，我才知道父亲为了解决该厂的质量问题，从进厂一开始就跟班劳动，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和工人们一起干起了毛纺织活儿，走了一条十分艰苦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路。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第一次在清河毛纺厂得以实践，父亲将此成功经验很快地推广到北京内燃机总厂、东风电视机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等企业，并经国务院采纳，在全国企业推广，从此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质量革命的浪潮。 全面质量管理成为一个在理论上经得起推敲、应用上令人信服的中国式管理模式，为今后的质量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回国两年后在国棉一厂实习纺纱。

父亲在他的《感恩录》中将他的质量生涯划分为六个十年，他是这样描绘第五个十年的：“第五个十年是我质量生涯中最从容的时期。人们称我‘老’，我不讨厌；人们称我‘泰斗’，我不反对；人们称我‘之父’，我不在意。” 为了中国的质量事业奋斗一生的父亲，到了晚年被人们授予这样的尊称，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女儿，我虽然看到了父亲在事业上的成功，但我更记得的是父亲在事业上的坎坷。

从小想当工程师的父亲，因为钱学森先生的一封信，十几年的海外学习后便来到了中科院。 父亲的研究专长为质量管理科学，这一学科始于运筹学，讲究实践、以人为本并且涉及到哲学、人文、法律、经济、资源和环保等多种学科，而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是自然科学的殿堂，各学科分别单独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所。 置身这样的环境，对于横跨多个学科从事管理科学研究的父亲来说，受到的局限和挫折是可想而知的。 我从小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生活和工作了60年的中科院的感情和责任，也目睹了父亲的苦恼和纠结。 当我自己也走上了质量管理之路以后，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了父亲当时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