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也担心 AI，但他不担心 AI 太聪明丨晚点周末️

10 月 14 日，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希腊雅典一家酒店的阳台上，接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人们很早就说过你会获奖，你一定想到了这一刻的到来。” 工作人员说。

阿西莫格鲁近年来一直是诺奖热门人选。对熟悉经济学的人来说，他得奖并不让人意外。他和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因对 “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 的研究共享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西莫格鲁回答，“你可以做梦，但永远不会想到它会发生。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获奖前的一两年里，阿西莫格鲁的名字频繁与 “AI” 一同出现在新闻标题里。阿西莫格鲁认为现在整个行业陷入 “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竞赛，希望利用这项技术实现自动化、创造数字广告收入的发展方向错了，疯狂买入英伟达显卡只是在浪费钱。他的观点影响了高盛在今年 6 月的报告《通用 AI：花得太多；收益太小？》（GEN AI: Too Much Spend Too Little Benefit?）。

阿西莫格鲁估算，未来 10 年，AI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限不超过 0.66%、对美国 GDP 的总促进作用最高也只有 1.56%、只能影响不到 5% 的人类工作岗位。他质疑现在商界流行的科技乐观主义，觉得这种叙事在误导公众。萨姆·奥尔特曼、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人承诺的美好未必能实现。他还认为，即使 AI 能带来进步的利益，它也往往不会被所有人共享。

所谓科技乐观主义或者当下流行的有效加速主义（e/acc），指科技进步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中间出现的问题不过是美好世界诞生前的阵痛。谁也挡不住科技进步，人最好改变自己去适应它。比如把时间投资在学习未来会受重视的技能上。至于那些存在的问题，总会有聪明人找到解决办法。

今年的诺奖是 AI 的丰收年，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的得主都与 AI 有关。但诺奖得主们对 AI 的态度并非一致：化学奖的三位科学家更多是为 AI 在蛋白质的广阔应用前景感到兴奋；物理学奖的两位得主约翰·霍普菲尔德（John J. Hopfield）与杰弗里·辛顿（Geoffrey E. Hinton）则对 AI 感到担忧和恐惧。

辛顿被称为 “AI 教父”，但去年他开始表达后悔研发 AI。在接受诺奖委员会的访谈时，辛顿说政府可以强迫大公司投入更多资源用于 AI 安全研究，他说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分岔点上。未来几年，我们需要找出应对 AI 威胁的方法。”

阿西莫格鲁则对诺奖委员会说自己也担心 AI，但不是辛顿那样的担心。“我一点也不担心超级 AI，我担心的是愚蠢 AI。”

他担心的是人类使用不当，愚蠢的 AI 也可能被用于搜集数据、扭曲信息进一步削弱民主、加剧不平等，真正导致两极社会的出现。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受此负面影响，而现在工业化国家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降至低水平，与此同时，“民主国家和民主党派并不总能兑现民主的承诺，特别是在包容性、廉洁政府和共同繁荣方面。”

阿西莫格鲁对 AI 的态度由他的经济学研究所塑造。从研究国富国穷的成名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到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命运的《自由的窄廊》，再到探讨技术进步与共同繁荣的《权力与进步》，他对 “权力” 问题的关注贯穿始终。

他警惕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强调社会和公民共享权力的重要。民众参与塑造了包容型制度，包容型制度反过来也保障了民众参与，形成良性发展的正反馈。 这正是 “繁荣” 的关键。

阿西莫格鲁的研究选择与其出身、成长经历有关。他于 1967 年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亚美尼亚人。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和律师，母亲是小学校长。读到初中，他已经目睹两次军事政变，整个中学阶段土耳其有一半时间由军事委员治理。

他认为经济学可以帮助他理解民主、经济增长等大问题，所以去了英国约克大学经济系。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学习的经济学不如自己的期望。后来，他用新的方法和视角重塑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续了少年时的关怀。

阿西莫格鲁早露天赋， 25 岁就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LSE）的博士学位。他的考官说，即使是论文 7 章中最弱的 3 章，也足以让阿西莫格鲁获得博士学位。在 LSE 工作一年后，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度过了 31 年。现在他是 MIT 的校聘教授，MIT 教师的最高荣誉。他的妻子奥兹达格拉尔（Asu Ozdaglar）也来自土耳其，同样在 MIT 任教，担任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主任，曾和他合作过研究。

阿西莫格鲁的学术产量和横跨领域众多。哈佛大学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曾开玩笑：“他一定有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有这么高的产量！”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这个经典的大问题在 2000 年前后涌现出新的讨论。传统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给出了一个偏向 “文化” 的解释。韦伯称，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企业家提供了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到了 1997 年，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出版《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强调 “地理” 在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不久，阿西莫格鲁等人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做研究写论文，并在 2012 年出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这本书系统反驳了戴蒙德的地理因素解释，强调 “制度” 因素的重要。

他们认为，国富国穷的关键在于这个社会采取何种政治与经济制度。若采取 “包容型制度”，将经济机会与经济利益分享给更多人、致力于保护个人权益，并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国家就会迈向富裕；若采取 “榨取型制度”，将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交由少数特权精英把持，国家即使短期出现经济成长也无法持续，因为特权阶级会利用政治权力阻碍竞争，不但牺牲多数人利益，也不利于创新，阻碍整体社会进步。数千年的全球史表明，国家的制度可以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移动，也可能倒退回榨取性状态。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相比新制度经济学前辈从历史角度论证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贡献是采用实证数据的方法，更科学和细致地揭示出其中的因果关联和互动机制。他们建立和采用的数据库、工具变量，比较视角下的历史自然实验的方法论，惠及了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

比如他们其中的一个论证是，四五百年前，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地引入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导致了殖民地的不同命运。比如那些在殖民时最富裕的地方现在却成了最贫穷的地方。因为殖民者采取了榨取型制度，没有保护私有产权、不限制政府的权力。而那些在殖民时期最贫穷的地方因为采取了包容型制度，现在成了繁荣之地。

如何在数据上区分殖民地的类型呢？他们运用了 “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 这一数据标准。死亡率越低，表明该地更安全，殖民者更愿意定居，建立更长期和包容型制度。与之相反，死亡率越高，殖民者更不愿长期定居，建立更短期和榨取型制度。最后，他们发现，殖民地时期死亡率越低地区，今天 GDP 越高。这就排除了其他因素干扰，巧妙地证明两种类型的制度是国富国穷的根源。

“历史的自然实验” 是社会科学学习自然科学的控制变量法，努力寻找那些具有比较价值的案例，探寻人类社会的演变之道。除了殖民地的发展，阿西莫格鲁等人举的例子还包括朝鲜半岛、诺加雷斯市（美国和墨西哥各分一半）。它们初始条件相差不大，但最后走上皆然不同的道路。

韦伯、戴蒙德和阿西莫格鲁的观点常被人简化为某种决定论。但正如戴蒙德曾回应的，地理、制度、文化、偶然等对人类社会演变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想要研究和解释的对象的性质。“如果你坚持认为国富国穷这个重要问题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你得离开地球去其他星球生活，因为这里的现实生活实在很复杂。”

戴蒙德在 2023 年的访谈中对《晚点 LatePost》说 ，自己经常和阿西莫格鲁、罗宾逊讨论和争论地理、制度、文化和偶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两人的分歧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因为他们研究对象的时间尺度很不同。戴蒙德讨论的是 1.3 万年这个人类社会分流的时间节点，阿西莫格鲁等人主要处理的是四五百年来不同国家的社会变化。

他们的共同点是激发了公众对国富国穷问题的关注和讨论。阿西莫格鲁的研究还有更直接的政策含义。比如他曾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提供过建议；2013 年，他被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接见时提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源于逐步朝包容型制度改革，建议中国未来要从赶超式增长升级为创新驱动型增长。这需要更进一步朝包容型制度改革。

诺奖委员会解释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成就时，提到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 20% 的国家，比最贫穷的 20% 国家富裕约 30 倍。

“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说。

去年 5 月，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出版了新书《权力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辩证》（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这本书汇集了他们 20 多年来对于科技、制度和不平等的研究，罗宾逊也为该书理论的政治部分提供了资料和建议。

回顾过去千年许许多多的新发明，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认为，现今所有人得以共享繁荣的生活，不是只靠技术进步就保证会自然出现的结果。

比如，中世纪的农业有一系列技术创新，包括犁变得更好用、轮耕制度变得更高效、马匹的使用更广泛、加工厂大有改进，但这几乎没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纺织工厂为少数人创造巨大财富，但近 100 年里，纺织工的工时延长、工作条件恶劣、收入没有增加；过去几十年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一小部分人暴富，但许多未受大学教育的美国人被抛在后面，实际收入下滑。

“时至今日，全球大多数人都过得比我们的祖先更好。这是因为早期工业社会的公民与劳工被组织起来，勇敢挑战由精英主导的技术与工作条件，并迫使他们以更公平的方式共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如今，我们需要再次采取相同的行动。” 他们在《权力与进步》中写道。

不然，所谓的 “进步”，不过是再次让极少数创业者与投资人累积巨额财富，绝大多数人的受益则微乎其微。他们呼吁，只有改变社会权力基础，才可能出现更具包容性的科技愿景。

至于如何改变，阿西莫格鲁等人先揭示出 “生产力提升”（劳工平均产能增加）和 “劳工薪资上涨” 为什么不一定关联的经济学道理。因为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 “边际生产力”（每增加一名劳工，能带来多少额外贡献）。在生产力提升时，边际生产力可能维持不变，甚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