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说书人克劳利

文 | 苏琦

“您介意别人说您是个说书人（storyteller）吗？”必须承认，这个问题多少有些“不怀好意”，言下之意很明白，克劳利先生您虽然故事说得好，但未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

然而罗杰·克劳利，这个以《地中海三部曲》和《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而成为中国出版界“新宠”的英国历史作家，似乎并不以这个问题为忤，反而还颇欣赏“说书人”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人们渴望听故事，真实的故事最吸引人，而且他喜欢以人为本来写历史，因为他喜欢与历史人物的交流，“喜欢来自过去的人们的声音”。按他自己的定位，他的书讲述的是人的行为，而并不是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描述，也不是经济学的叙述，虽然两者都会有一些涉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历史的“真实”为代价。克劳利可以不介意说书人的称谓，但很介意“编故事”的说法。他强调自己并没有发明或者编造任何历史，比如在他的书中从来不会出现类似“穆罕默德用他的深褐色眼睛看着战场，这样或那样想”的场面，因为这显然是历史虚构。相反，他只用一手材料，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找第一手材料。由于不是语言学家，他无法阅读非英语档案，比如威尼斯人的手写文件，但好在有很多博士生做这项工作，也出版了很多关于档案史料的书，这些都成为他构建故事的原材料。

充斥大量的细节是克劳利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极大地支撑了历史描述的可信度，同时其电影画面般的效果也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以大量真实丰富的细节来推进故事并营造扑面而来的现场感，似乎是芭芭拉·塔奇曼、安德鲁·罗伯茨等所谓“流行历史（popular history）”作者的必杀技。当有读者问塔奇曼她有本书中关于“将军回头望了一眼港口上方的夕阳”是否为虚构时，塔奇曼回答说“当然不”，因为她在那位将军的一封信中看到他提及这个细节。

而除了一手的真实的细节外，踏勘现场也是必备的功课。为了写《八月炮火》，塔奇曼曾四处踏访一战欧洲战场，而安德鲁·罗伯茨的《滑铁卢战役》一上来就以对“四臂村”主战场的现场描述开篇。克劳利曾长期在伊斯坦布尔任教，非常享受可以真切地“重新经历一座城市的历史”的感觉：很多东西和500年前一样，很多东西比如城墙依然存在，人们可以经过穆罕穆德曾经走过的城门，可以看到曾经用过的大炮，“你可以看到穆罕穆德的船只进入金角湾有多么难，当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想他很可能先将船只解体然后重新组装，因为他们是突然出现在金角湾的。你可以在实地去考察这些，非常有趣。你可以触摸到历史，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动力。”

细节+现场之后，文学的手法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克劳利对这一点似乎颇为自得，“有些写作技巧是文学手法，比如我可能会用一章来讲述20年的历史，然后用4章的篇幅介绍两周内的事件，再用大段篇幅讲述一个故事。”除此之外，他还耽溺于技术的描述，因为他对早期的战争技术很感兴趣，比如“怎么造大炮，怎么让帆船起航？”

有上述种种努力打底，克劳利言谈之间不乏和“学术界”较劲的自信。虽然他有时会担心有学者觉得他“侵入”了他们的领域，而且他们也毫无疑问会指出他的书里有各种“错误”，但他认为自己的书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并且是为了面向一般读者，而不是专家，“我想我是无知者无畏，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克劳利认为自己的书是学术历史研究和一般大众之间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书人”是个合适而光荣的定位。平心而论，克劳利们创作的“流行历史”，无疑和那些主要以二手资料为主且口水多过茶的“细说”、“戏说”和“那些事”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为“流行历史”，二者之间唯一的可比性可能就是“文学性”了。

▲ [英] 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陆大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谈及为什么要选择地中海历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克劳利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地中海在欧洲人的文化记忆中拥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景仰千年不堕。克劳利在学校学过拉丁语，也学过一些古希腊语。而据他说150多年以前，伊顿学院或者其他顶级学校只教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此前欧洲还有“壮游”的传统，在踏入社会前去帕特农神庙等参观旅行，是三百年来欧洲统治阶层精英人士的必修课。

此外还有克劳利个人家庭的原因。他父亲是海军军官，二战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中海地区。曾经驻扎在希腊。克劳利八、九岁的时候，他父亲驻扎在马耳他，当时大英帝国殖民时期刚要结束。克劳利回忆说，那时他们经常去地中海度假，“蓝色的大海，温暖的气候，还有历史，一切都令人心怡。”对他而言，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寻根之旅”，他试图去追寻儿时的记忆，并复原父母生活过的世界，“我在马耳他找到父母当年住过的房子，50年后还在那里”。

不管是“流行历史”还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著史者必然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哲学，也都想传达一些所谓的“理念”。相较而言，克劳利的历史观略显悲观：自古至今，人和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基本需求都是一样，要安全，食物，要冒险，有时可能很贪婪。他觉得很难从历史中学到非常深刻的教训，“人们阅读历史，任何一段历史，然后总结出自己想要的结论。历史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是你自己而已”，因此人们总结的所谓教训总是变得很快。

刚刚结束“演讲+售书”巡回之旅的克劳利非常享受中国读者的热情，虽然或多或少有点讶异。在欧洲，去听他做讲座的人通常年纪比较大，而且通常男性比女性对历史更感兴趣。但中国的观众很年轻，很多看起来20岁到25岁左右，女性和男性一样多，而且一看就受过很多教育，因为他们问非常敏锐的问题，知道很多事情。“或许因为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更充满好奇，非常迫切希望看到外面的世界。”克劳利说。

▲ 罗杰·克劳利，摄影：赵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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