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问题，然而，比“中收陷阱”更可怕的是中产阶级消退。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或将进一步加剧矛盾。
作 者 | 王德培
来 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中国经济进入高位横盘期，“陷阱”显得额外多起来，“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官方语境中最为关注的三大陷阱，其中尤以“中等收入陷阱”为甚。
“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由世行提出，主要用以解释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国家难以超越人均GDP3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始终在此区间内徘徊，无法取得突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泰国、菲律宾等即为典型案例。历史数据证明，1960年被世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陷阱”之概率不到13%。
十八大以来，一方面中国正好处于向人均1万美元爬坡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整体经济面临调速换挡，增长率较之前的高歌猛进明显下滑，一时间内，有关方面与学界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充满疑虑、忧虑，争论颇多。
所谓“中收陷阱”，用学术化语言来说，即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通俗地说，就是“武大郎抬杠子，两头够不着”，在制造成本上无法与更低层次国家竞争，在高精尖科技领域上没能力从发达经济体分一杯羹，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由于“中收陷阱”一词学术性太强，讨论的又是宏观大事，尽管顶层设计对其忧心忡忡，普罗大众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广大老百姓只关心在此过程中，自己的收入会受何影响，而处于“夹心层”的中产阶级，更担忧的是“中产阶级收入陷阱”，即中产阶级普遍“下流化”，难以锁定上一轮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最终不得不坠入社会底层。
▌ “中收陷阱”与中产陷阱密切相关
表面上看，“中收陷阱”与中产陷阱两者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实际上却密切相关。
一则，之所以陷入“中收陷阱”，往往是因为中产阶级比重提升不够。如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韩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40%至50%，而巴西和阿根廷仅为15%至20%，结果不言而喻，前者顺利晋级为发达国家，后者沦为陷阱中的“猎物”。
二则，根据经验，深陷“中收陷阱”的国家，要么倾向于将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收入再分配（自然形成对中产的挤压），要么过于倚重自身要素禀赋和市场经济模式，企图通过国际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但由于蛋糕不能无限“做大”，同时政府无法兑现承诺，致使普通民众难以分享发展红利，收入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持续扩大，导致社会冲突加剧。
可见，两者间存在因果联系，上述无论哪种前景，均非中国的选项，中国既不想落入中收陷阱，更不愿出现中产![]()
陷阱，毕竟，庞大的中产数量及其所代表的不断膨胀的消费实力，不仅意味着社会稳定，更是未来中国“笑傲江湖”的无敌法宝与概念炒作源泉。
▌ 中国能否规避这两个陷阱？
先看“中收陷阱”。从数据分析，中国跨越陷阱是大概率事件。按世行标准，4126—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5.2万元(按13亿人口计)，约合8016美元（2014年为7575美元）。
目前学界与官方观点一般认为，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0万亿人民币规模，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未来四年，人均只需再增加2000美元左右，便可达此目标，显然不是难事。
事实上，早在2014年国内已有津、京、江、浙、沪、粤等9个省市人均GDP超过了一万美元，占比达三分之一。相对国内，海外机构预测则更为乐观，如IMF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为1.1万美元，稳居中等收入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能越过“中收陷阱”。
鉴于中国经济体量规模，若仅以GDP统计，只要加大基建投资，很容易拉高数据，但GDP并非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达国家的唯一标准，文化、教育、环保、医疗、福利等均为非常核心的衡量指标。因此，即便人均GDP满足了世行标准，但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还很低，环境变得日益恶劣，中国仍难称得上发达国家。换言之，仍以牺牲自然资源、压缩社会福利、文明进步程度难以跟上经济增加步伐的方式获取所谓高收入，中国最终还是会坠入陷阱。
不仅如此，作为后发型国家，一方面不断攀升且短期难以逆转的用工成本基本吞噬了中国制造的绝对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一定的产业链及产业生态条件下，先发国家占据了上端，把“陷阱”留给后发国家亦是必然，更何况追赶道路上难免遭遇围追堵截，尤其中国总量现在又是世界老二，树大招风，各种使绊子、下药层出不穷。因此，如没有真正可行、有效的改革与调整，中国其实很难跳出“中收陷阱”的魔咒。
再看“中产陷阱”。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中国规避“中收陷阱”尚有胜算，那么中国将几乎无法回避“中产陷阱”。麦肯锡测算，中国家庭年收入在8万至30万之间的为中产，今天其规模已达2.25亿人， 2020年将达到2.75亿人，为欧洲人口总和。撇开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深不见底的教育、养老费用，8万至30万年收入家庭算不算中产不说，这些所谓的“中产”正面临几个方面的“绞杀”，收入增长可持续性堪忧。
金融市场（股市认购证、股权投资）、房地产市场化（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大跃进）、加入WTO（制造业大进大出、外企抢滩中国）、高科技风起云涌（IT、互联网技术领域）等是缔造当今中产的几大推手，在此大背景下，拥有知识与胆识的精英分子，有机会凭借劳动上升为中产，而随着这些中产赖以创富的制度红利、时代红利逐渐消失殆尽，未来中国制造中产阶级的能力将迅速下降。
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中产都在消退。全球化更是绞杀中产的“大杀器”，当各种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企业家不断追寻最小成本、最大利润，势必会放弃本国中产阶级。近2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一直下降。其中，2013年中产阶级家庭人数首次不足50%（60年代为61%）。皮尤调查中心的结果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收入较低和较高人数大于中产阶级人数。某种意义上，过去30年来美国中产在消退、亚洲中产在崛起，与日、韩、中国等承接全球化大转移不无关系。
此外，新经济登上历史舞台，劳动逐渐不再是创造财富的有力手段，连资本也开始让位于创新，更为稀缺的后者令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已成大势所趋，1：99取代二八定律，成为财富划分的边界。因此，在市场经济意义上，中产消退已是难以回避的悖论，若有第三条道路则另当别论。
中国当下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总人口比重不到20%，明显低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形势显得格外严峻。一面要拼命跨越中收陷阱，一面又不得不直面世界经济内在发展逻辑下中产消退的现实趋势，这也是中国经济大变局必须要破解的重要矛盾之一。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