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一下吧，五湖～

五湖最早出自《周礼·夏官·职方氏》，文中写到“其浸五湖”，《论语·颜渊》中也提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五湖对应到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五大淡水湖：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江苏太湖、江苏洪泽湖、安徽巢湖。它们如同散落在华夏大地的碧玉，熠熠生辉，每一片水域都诉说着独特的地理往事。

这些湖泊如何滋养万物生灵，它们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今天和地理君一起，揭开这些淡水明珠的神秘面纱吧～

鄱阳湖

重要的候鸟栖息地

鄱阳湖既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整个“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中最重要的候鸟栖息地，没有之一。每年在这里越冬的各种候鸟最多可达70多万只。

鄱阳湖“丰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自然水文节律和枯水期星罗棋布的碟形湖是吸引这些鸟类前来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是在冬季初次造访鄱阳湖，恐怕很难会相信它就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目之所及，这里不见宽阔浩渺的湖面，只有大片裸露的洲滩，与人们印象中的“湖”相去甚远。

这是由于鄱阳湖的水位有着显著的季节性变化规律。鄱阳湖北通长江，是一个典型的吞吐型湖泊——它既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水这“五河”，以及博阳河等支流的来水，湖中水又会经由北岸的湖口注入长江，而当长江干流涨水时，江水还会顶托并倒灌进鄱阳湖中。因此，夏季高水时，鄱阳湖浩瀚如海，秋冬枯水时涓涓似河。

与此同时，渐次排列的多样生境是这里群鸟翔集的秘密。

由于泥沙沉积不均匀，鄱阳湖的湖盆中自然形成了一些洼地。在夏季的丰水期，它们隐没在广阔的湖面以下。到了秋冬季节，当湖水逐渐向北退入长江之后，这些洼地便如一个个浅碟，为鄱阳湖“盛”下了有限的存水，类似大海退潮后，礁岩潮间带的凹陷中蓄积着海水的潮汐池。

鄱阳湖中这些枯水期“碟形湖”（也被称为“子湖”）的位置是大体固定的，尽管大部分面积不大，水也不算深，但它们却是一种复合型的湿地生态系统，能为候鸟提供多样化的生境和食物来源。

各种候鸟的食性与取食习惯虽然千差万别，且彼此都有各自偏好的生境和生态位，但无论哪一类，都能在小小的碟形湖及其周边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和栖息环境。

洞庭湖

掌控湖南连通外界命脉的总开关

在163公里的距离内，太平、调弦、藕池、松滋四口为长江分流进入洞庭的湖口，城陵矶为四口长江来水再加上湘、资、沅、澧四江之水再次返回主干道的出口。这是洞庭湖和长江的江湖关系，也是整个湖南与外界的水路连通。

洞庭湖通过湘、资、沅、澧四条大江，将整个湖南和洞庭湖连接在一起，又通过长江和中国东西经济命脉通道相连。洞庭湖内外相通、江湖联结，在这个纵横交织的复杂水路中，人才、物资、文化，都是这条水路的流动因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洞庭湖就是湖南通江达海的门户。而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茂松则形象地说：“由于特殊的江湖关系，洞庭湖就是湖南连通外界的总开关。”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湖南都被称为“江湖之远”、“蛮荒卑湿之地”，在中原视野中属于南蛮之地、流放之所。

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李跃龙看来，宋代才是洞庭湖经济和文化发展历史的分水岭。自宋代开始，洞庭湖与长江之间的江湖关系正式得以彻底转变，由原来的“湖高江低、湖水入江”逐渐演变为“江高湖低、江水入湖”，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洞庭湖水面的极速扩张，以及湖区内冲积平原的形成。

宋朝恰逢洞庭湖水面的极盛时期，每个地理单元都产出丰富的物产，这里也便很快发展成为文人墨客称颂的鱼米之乡。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变化，到南宋已大体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历次“衣冠南渡”，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界文化界人物到湖南为官、讲学，为湖南在文化教育和人文思想领域建设打下了基础。

自此以后，洞庭湖和湖南再也不是简单地接纳谴谪之人的蛮荒之地，而是成为开始慢慢向外贡献丰富物产和人才的重要地区。

明清时期，湖南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产区，开始供应全国各地用粮需求，大量的粮食经由洞庭湖转往长江，再运往长江下游各地，乃至全国范围。洞庭湖区的水路四通八达，把湖南推上了彼时农业物资输出大省的位置。

如今，有一些老辈的湖南人依然会说“出湖”这个词，除了走出洞庭湖的表面意思之外，还表明了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为湖的地理环境。洞庭湖是湖南交通的开关，走出湖便意味着走出湖南，走向外面的广阔天地。

太湖

江南水网的“心脏”

全国河道分布密度最大的太湖流域，其水系循环是以太湖为中心来运转的。在水系“两进三出”的汇水与分水格局中，太湖就是掌控全局的那个“总开关”。

太湖水系属于长江下游的一个重要支流水系。这个水系的水陆空间总称为太湖流域，范围包括江苏省苏、锡、常、镇四市的大部分与南京的小部分，浙江省的湖州、嘉兴、杭州的部分，安徽省的小部分，以及上海的大部分。

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看，“江南”有不同的范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总编单之蔷，曾将不同学科所指的江南范围进行叠加，发现太湖流域最接近我们通常所说的“江南”的范围。

在文学家眼中，太湖如江南明珠，如果没有太湖，江南就会暗淡许多。如果把太湖水系比喻为人体，各条河道就是人体里的血管，它们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而太湖就像是“心脏”，承担输出与回流血液的重任一样，担当着为整个水系集纳与输送水量的重任。

大运河的开凿，让太湖水系这部精密的水网机器运转得更加完美无缺，演绎了一段太湖与运河互为成就的千古佳话。

京杭大运河流经太湖流域的这一段，被称为江南运河，是大运河各段中航运最繁忙的一段。虽然太湖流域早就通了高速公路和高铁，但直到今天这里货运量最大的交通方式还是运河的水运，运送的煤炭、水泥、粮食、棉花等货物川流不息。

江南运河的航运千年不衰，正是得益于太湖充沛水源的支撑。反过来，江南运河也为太湖增加了一条与长江、杭州湾沟通，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太湖与江南运河，是一对理想的黄金搭档，它们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一同谋划了江南的繁荣。

洪泽湖

“最大的人工湖”？

洪泽湖风光秀美、物产丰富，素有“日出斗金”之誉，就像镶嵌在苏北平原上的明珠。其湖底比东侧大堤外的平原高出数米，故又被称为“悬湖”。

悬湖不是天生的，而是长年累月中，大量沉积物堆高了湖底造成的。

从南宋到清末，曾有700年时间，黄河劫夺了淮河的入海河道，使那段河道堆积了大量泥沙，河床被填平。无路可走的淮河改道流进洪泽湖，再由洪泽湖南面决口汇入长江。这大大增加了洪泽湖的水量，拓宽了湖泊面积。

但由于淮河本身流域面积宽广，水量、含沙量都大，河水一进洪泽湖，平缓的地势就让水流放慢了速度，泥沙大量沉积，不断“垫高”着湖底。

现在，这些泥沙已经把洪泽湖底的平均海拔抬高到10米左右，而湖东的苏北平原，平均海拔却只有4、5米。洪泽湖高悬在苏北人头顶，一旦决口，下游众多城镇、万亩良田，都将顷刻变为泽国。

因此，筑起坚堤约束洪泽湖水，便成了攸关性命的大事。明清时，洪泽湖东面已经修成了完整宏伟的大堤坝，“洪泽古堰”是我国古代治水工程的典范，几乎与都江堰齐名。乾隆皇帝六巡江南都亲临此处，还曾三次题字，除了“山川佳秀，民物丰美”这类赞誉以外，更重要的批示还是“督察湖堤，治理水患”。

到现在，洪泽湖一半湖岸都由人工堤坝“兜住”，宛如一道水上长城，保护着苏北的鱼米之乡，也为航运、发电、灌溉提供着便利。有赖于这些堤坝，洪泽湖才能以“悬空”状态保存至今，因此也有人戏称它为“最大的人工湖”。

但是，由于堤坝的阻拦，入湖河流携带的泥沙全部沉积在湖区内，又加速了湖底的抬高，上游的水位也相应上升，使湖泊上游的泄洪压力增大，洪涝灾害加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又修建了从洪泽湖延伸出去的“苏北灌溉总渠”，给淮河增加一个入海口，既起到分洪作用，又滋养湖东沃野。

巢湖

“生态名片”华光初现

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青山环绕，岛屹湖中，烟波浩渺，似一面宝镜镶嵌在江淮大地上。作为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在过去是较为“低调”而“内向”的。在新的岁月里，这座大湖正在渐渐醒来，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巢湖的湖形像是一个“巢”，在远古时就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距今约5800—5300年，这一带就出现了新石器时期聚落，凌家滩遗址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农耕稻作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

巢湖湖岸平缓，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围湖造田的重要区域。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因为持续的围垦、污染和忽视，巢湖的创伤和病痛日益沉重，每年夏天都会爆发蓝藻，并终于给人们带来了警醒。

大约从十年前起，巢湖治理全面启动——巢湖禁渔，给湖泊生态以休养生息的时间；退耕还湖、还湿地，将一些严重影响环境、给湖泊带来重负的圩田还给自然；污染治理，巢湖成为我国大江大湖中实现全要素信息集成共享的首个流域。

经过数年的生态治理，巢湖的污染与伤痛逐渐疗愈，并日益焕发出光彩，“天与水相通，舟行去不穷”“天与人间作画图，南谯曾说小姑苏”的胜景正在新的时代中重现。

今天的巢湖，已从传统的围湖造田、天然捕捞向“新鱼米之乡”蜕变，不仅正在恢复往日的魅力，还闪耀出新的华光。

观光采摘、现代养殖业和旅游业已成为环湖经济的重要部分，肥美的虾蟹、鲜美多汁的番茄、葡萄和巧思满满的湖畔民宿为巢湖增添了新的风情，传统蚕丝渔网等产品则远销海外多个国家。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将这座大湖作为迁徙补给地和越冬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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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将“五大淡水湖”介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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