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寒竹：旅美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力》
还在竞选期间，中国学界就有人根据特朗普的一些竞选言论提出新自由主义可能会到此终结，这个判断过于武断和片面。这个误判如果不得到澄清，将会导致中国对美国未来四年或八年的政治走向做出错误判断。
断言新自由主义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会终结的人不少，西方有，中国也有。但所有预测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将死亡的论断，有一个共同的想象前提和推理逻辑。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美国社会从里根时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主要经济政策。这个推论的逻辑是，既然美国过去三十几年的国家政策都是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那么，放言要颠覆美国过去治国方略的特朗普当然要颠覆新自由主义。其实，这个推理是有问题的，是把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跟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混为一谈。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持有这种观点很正常。因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并不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他们只能把西方现有的资本主义弊端全都归咎于新自由主义，而不会责怪资本主义本身。所以，西方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暗含一个结论，这就是只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抛弃了荒谬的新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带来持久的繁荣。
对于把新自由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学者来说，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就更有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其实是用新自由主义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问题，而忽略了新自由主义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果我们把西方社会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新自由主义，那么在客观上很容易导致我们忽略其它形式的西方经济理论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断言特朗普上台后会终结新自由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反复重申进入白宫后就要立即退出TPP，并且扬言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在一些人看来，既然特朗普如此激烈地反对全球自由贸易，那么，特朗普当然是要终结新自由主义了，因为自由贸易是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一。
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在于把新自由主义简单等同于国家间的自由贸易，把进行贸易战等同于放弃新自由主义。这样既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符，也跟现实情况不符。
从理论上看，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并非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一般都主张全球自由贸易，因为全球自由贸易是自由市场理论的逻辑延伸。但是，全球自由贸易并非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观点。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林林种种，涉及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但这一社会思潮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国家间的自由贸易问题。坚持政府尽可能作为“守夜人”而不干预市场的自由运转是所有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观点。
由于近代以来的世界仍由主权国家组成，而主权国家之间因为利益冲突存在着激烈的战略博弈，所以，一个国家在内部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不等于要跟所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换言之，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主要是看其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否让自由市场来主导社会发展，而不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在国际贸易中对所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
放眼世界，一个国家在国内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时在国际上打贸易战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里根政府就是这样的典型。众所周知，“里根经济学”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根执政八年，对推行新自由主义可谓不遗余力。但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里根政府却是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大打贸易战的典型。
上世纪80年代，时任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建议里根用经济战特别是贸易战搞垮苏联，具体做法是限制西方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遏制并打击苏联可以换取外汇的经济领域，当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就是西方用来对苏联进行贸易战的主要机构。
1981年，美国政府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提出了对苏贸易战的三项严厉主张：第一，更严格地执行有关向苏联出售关键技术的禁令，包括先进计算机及其电子部件、光纤、半导体和各种冶金方法，限制西欧的公司把工厂迁入苏联境内；第二，所有与苏联签订的价值超过一亿美元的合同，都要自动交委员会审批，以确保敏感技术不会流到苏联；第三，美国要扩大巴黎统筹委员会从成立以来制订的禁运清单，把它扩大到最新的技术与产品。根据的当时的统计资料，里根执政3年后，美国出售给苏联的高技术产品所占比例从过去的32.7%下降到5.4%，金额从2.2亿美元下降到0.4亿美元。
里根在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表明，实行新自由主义与打贸易战并非冰炭不能相容。尽管里根在执政期间公开践踏自由贸易原则，并以贸易战来攻击当时的苏联，但没有人能否认里根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因为里根在美国社会内部一直奉行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那么，特朗普上台后会怎样对待新自由主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澄清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兴盛的时间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年或八年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那么，随着这一轮新的政党更替，特朗普上台确有可能会放弃新自由主义。但是，如果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年或八年相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处于弱势，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在政治钟摆的回摆中再度兴起。政治钟摆的来回摇摆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
回溯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尽管新自由主义自里根时代以来在美国风行一时，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并未在美国一统天下。无论是从经济学领域本身看，还是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看，新自由主义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是时起时伏，确实一度很强大，但从未在现实中完全取代新凯恩斯主义。
先来看看经济学领域，下面是1980—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立场倾向。
备注：1.本图表根据1980—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立场倾向制成，其中凯恩斯主义学术倾向包括了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剑桥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术倾向包括了芝加哥经济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中间学派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学术立场不太明显的学者。
从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最兴盛的时期是里根时代和2000年左右时期，而即使在这两个时间段，新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也仍然有相当影响。在2000年之后，特别是最近10年，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界远未像中国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强势，相反，新凯恩斯主义与中间学派在人数上大大多于新自由主义。
当然，仅从经济学的诺奖获得人数并不能说明整个美国知识界的基本立场。但如果我们超出经济学领域来看美国的知识界，会发现新自由主义其实一直遭到知识界多数人的批评。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包括教授和学生、媒体界、文学艺术界，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一直占主导地位，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声音一直都居于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力量远没有一些中国学者想象的那样大。
下面再来看看过去20年来历届美国政府任用的参与制定政策的经济学家。以下资料说明，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兴盛时期，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政府中也一直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远未一统天下。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993年至1997年，先后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及主席。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加尔布雷斯
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是民主党人，曾担任过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和克林顿等总统的经济顾问。
3.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财政部部长。因研究宏观经济的成就而获得克拉克奖。2009年，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负责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政策。最近，萨默斯对特朗普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
4.艾伦·布林德
艾伦·布林德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公共事务教授，克林顿政府时曾任经济顾问兼美联储副主席。
5.珍妮特·耶伦
耶伦曾于1994年至1997年任美联储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1999年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任美联储委员会副主席，2013年接替伯南克出任美联储主席。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即使是小布什这样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总统，在执政期间仍然任用了不少新凯恩斯主义者。
1.格伦·哈伯德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曾于2001-2003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般被归为新凯恩斯主义行列。
2.格里高利·曼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与劳伦斯·鲍尔、戴维·罗默共同提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于2003年-2005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3.本·伯南克
2002年任美联储理事。2005年，伯南克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2010年获得连任，任期至2014年。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1.本·伯南克
见上文。
2.克里斯蒂娜·罗默
于2009年-2010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她曾说过，“我不是凯恩斯学派，我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
但是由于罗默是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最高调的推销者之一，以及其老师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学派，所以其学术和政策倾向仍靠近新凯恩主义。
3.劳伦斯·萨默斯
见上文。
4.珍妮特·耶伦
见上文。
揭示出新自由主义并未在过去十几年间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客观事实，对于我们判断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错误地把新自由主义看成过去十几年间在美国的学术界和现实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很容易把特朗普上台后在政策上的改弦易辙理解为对新自由主义的颠覆，这样会对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做出根本性的误判。
要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立场是减少政府干预、坚持自由市场，全球自由贸易只是自由市场理论的逻辑延伸，而非其核心观点。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一个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同时在国际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对他国进行贸易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是有先例的。考虑到美国的政治钟摆在经历了奥巴马政府八年时间的中间偏左倾向后，未来四年或八年极有可能向新自由主义重新摆回，中国应当对美国的这种政治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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