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作“匹夫之勇” 大丈夫当养浩然正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和“大丈夫”都是人们所追慕的理想人格。相对而言，“君子”侧重指日常人伦中的文质彬彬、谦和有道，“大丈夫”则侧重指特殊状态下的人格超拔和德性彰显。如果说，君子如早春的细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么，大丈夫就如炎炎烈日，辉光无限，热力超凡，感人至深，撼人心魄。

大丈夫是怎样一种人格？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对大丈夫如是下定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与正义力量，堪称大义凛然！

真正的“大丈夫”，必须从培养“浩然之气”开始。

有人问孟子：“先生您擅长什么？”孟子回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么，什么是浩然正气呢？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意思是，这浩然之气，最为正大，最为刚强，用正直去培养而不加以破坏，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是与道义相匹配的。如果失去道义，这气也会随之消失。浩然之气必须依赖长期的循义而行才能培育而成，绝非一时的偶尔行义就可成功。养成它不容易，但是破坏它却很简单，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这气就会疲软了。

学者李泽厚对孟子关于浩然之气的论述有如下评论：“这是两千年来始终激励人心、传颂不绝的伟辞名句。它似乎是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很明显，这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并不是宗教性的精神，而是具有审美性灼灼光华的感性现实品格；它不是上帝的忠诚的仆人，而毋宁是道德意志的独立自足的主体。”可见，浩然正气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人格、节操和情怀。

儒家有仁、智、勇“三达德”之说。这个“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种道义之勇。浩然之气，正是这“勇”的内在根据。所谓“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勇”的种种表现，无不以内在的浩然之气为基础。

南宋末年，丞相文天祥一心救国，率众抗元，却不幸兵败被俘。面对蒙元统治者的威逼利诱，文天祥宁死不屈，甚至在多年牢狱之灾后，他也矢志不移，并作《正气歌》以明心迹：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

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正来自于道义的培育、心志的融贯，表达的正是他严守道义与气节，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怀。

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中，记载着一个鲁义姑姊的故事：

齐军攻打鲁国，逼近城郊，远远看到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牵着一个孩子，在前面急走。当齐军快要赶上的时候，她立即放下抱着的孩子，抱起牵着的孩子，往山里奔逃。被丢下的小孩直哭，女人也不顾。齐将追上前去，喝令那女人停下，并问她抱着的孩子是谁，丢下的孩子是谁。女人说：“我抱着的是哥哥的孩子，丢下的是自己的孩子。”齐将很诧异，说：“母子连心，痛切之至，你为什么丢下他，却去抱哥哥的孩子？”女人说：“自己的孩子对我而言是私爱，哥哥的孩子对我而言却是公义。我之所以舍弃私爱而履行公义，就是因为人不能无义地活在这世上。”

齐将听后，大为吃惊，就下令撤军，并派人回复齐君说：“鲁国是不能讨伐的！连边境的乡野女人都懂得行义履正，不因私情而妨害公义，何况朝廷的大臣、士大夫呢！”

这种正气节操，是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至深的强大力量。这种正气节操，正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心怀正义，同时敢于坚守道义的外在呈现。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坚守住正气节操，就会生发无穷的力量，为他人所敬而不敢欺。

相反，当一个人、一个国家正气萎缩，操守不存之时，就是消极萎靡、生机涣散，乃至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就像一个人体弱之时，身体内部正气不足，抵抗力薄弱，就特容易为外邪所侵，陷入膏肓之境。当此之时，必须紧急培元固本，培育正气，坚守禁忌，才能逐渐扶正祛邪，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