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益》| 托克维尔：自由思想家还是白人殖民者？

图为该文刊载

来源：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8/04/03/non-to-tocqueville/

作者：Ben Judah

翻译：刘子琦

美国人最喜欢的法国人和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

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这个眼神忧郁、头发卷曲的法国贵族，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美国人对托克维尔及其作品的了解几乎比其他任何法语作家都要多，但是对他的一贯看法却是错误的。托克维尔本人离开美国已经超过185年了，但是至今还被美国的一流媒体不断引用，并视其为自由主义的偶像，实在是令人惊讶。

以纽约时报为例。1月13号，罗斯·多萨特（Ross Douthat）在专栏文章《自由主义之后还有什么》中提到了托克维尔。而在此之前两周，布莱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也在专栏文章《共和党的篝火》的开头提到了他。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去年在文章中两次提到了这个仿佛永远年轻的法国人，前一年则是三次。过去一年，纽约时报的“海外生活让我更爱美国”专栏，慈善家、律师的文章，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夏洛特维尔事件、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当中都能看到托克维尔的身影。不仅如此，报纸的书评和通信栏目中也常常提到托克维尔，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甚至包括美国与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乍看之下，这一切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美国人为什么不能在文章中频繁引用这个贵族出身、博学多才的法国作家的论述呢？为什么他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就不那么重要呢？

事实上， 托克维尔在法国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近八十年来，他的著作不再重印，不再出现在课程大纲中，逐渐变得不为人知。在美国内战之前，他的名字也很少被人提起。

托克维尔重新成为经典的过程是个谜。诚然，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优雅，雄辩，还是个探险家。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一度被人遗忘的19世纪政治思想家是如何被塑造成了自由主义偶像，与此同时，他为阿尔及利亚大屠杀声援辩护的史实却被逐渐遗忘了。

与他的表兄弗朗索瓦·热内·德·夏多布里昂不同，托克维尔于1859年去世后，法国人几乎立刻就遗忘了他。 托克维尔在法国的复兴并非起源于美国，其契机是20世纪中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

图：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来源：economicstudents.com

在英语世界的保守主义学派中，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得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地位大大提高。哈耶克的影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每年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大批售卖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以及许多参议员书柜里摆着的大部头。为保守主义辩护的英美思想家并未选择一条更艰难的道路（怀疑论，传统，进化等原则），而是对哈耶克的学说顶礼膜拜，对《资本论》进行反驳。他们鼓吹资本主义，坚信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济规律，对左派的教条主义大加批判。

与之相比，法国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更加富于技巧，在各个层面上也都更深刻。托克维尔成为了深受1968年五月运动冲击的第五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偶像。托克维尔的复兴背后藏着一个聪敏且富有才华的戴高乐主义运作者，雷蒙·阿隆。阿隆反对让·保罗·萨特，反对苏联，支持美国；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自由市场；他是一个亲美的自由主义者，而且经常访问华盛顿，这对于当时的巴黎人来说颇为少见。

事实上，阿隆重提托克维尔是从美国开始的。1963年，在伯克利的一系列会议上（后来整理为《论自由》）， 阿隆提出托克维尔不仅是马克思的竞争者，而且优于马克思。 1967年，阿隆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社会学主要思潮》），他提出托克维尔的地位可以与涂尔干、孟德斯鸠匹敌，当然也可以与马克思并举。很快，1968年，新一版的为法国一般读者编纂的《论美国的民主》面世了。

随着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夏尔·戴高乐感到不满，飞快地赶到德国，确保莱茵河上的法国坦克师和北约盟军都还忠于自己。但是阿隆对时局的了解更加透彻。 “我打着托克维尔的旗号”，阿隆写道，“就像其他人打着圣茹斯特（Saint-Jus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或者列宁的旗号一样。”阿隆很快意识到，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会打破戴高乐的个人魅力与权威，与此同时也挑战了整套现存社会秩序。 （后来戴高乐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于1969年辞职，此后的第一次出访便是到马德里拜访弗朗哥将军。）

阿隆深知自己需要反击，需要找到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学生们挂在嘴上的“自由、平等、革命”抗衡。在英美广受尊崇的哈耶克学派仅仅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由市场必将带来经济繁荣”），而阿隆找到的托克维尔思想源自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时的法国保守派思想家反对的是革命本身，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启发阿隆的是，《论美国的民主》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建立了一种二分。托克维尔指出，人们越是平等，他们能享受到的自由就越少，因为循规蹈矩的人会建立起一种“多数人的暴政”。此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历次革命的下场总是回到路易十四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换言之，革命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体制是根深蒂固的，并不是起义或暴动所能撼动的。 人们永远都无法摆脱旧制度。这些理念成为了阿隆反对资本论思想的来源：国家本身即会镇压所有的革命，自由平等也并不可取。因此，平等——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各种条件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

参加1968年政治运动的人都很不喜欢雷蒙·阿隆，但是他赢了。他与当局展开谨慎的合作（也许是因为他到访华盛顿时受到了休斯顿研究所智囊团的影响），他成功地开创了研究托克维尔的风潮，并让托克维尔回到了法国课程大纲中。他的自由保守主义对当时的巴黎学生来说只是一种边缘思想，却成为了下一代人高考的内容。

图：雷蒙·阿隆

来源：likesuccess.com

年轻的知识分子横跨大西洋去纽约研究民主，这件事本身很有趣，但成熟的政客横跨地中海去阿尔及利亚策划殖民就一点都不有趣了。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托克维尔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后一个托克维尔的形象并未持续太久，这个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当知识分子们共同将一部著作塑造成举国纪念的不朽名作时，他们选择性忽略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他们眼中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并揭示了这些人真正的价值观。 事实是，托克维尔对平等的敌意在他早期的著述中就已有所体现，并一直延续到了他晚期的著作和生活中。

真正影响法国历史的托克维尔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位作家，而是1839年至1851年的议会议员，1849年担任外交大使时指派朋友阿瑟·德·戈宾诺任他的内阁总理（戈宾诺是《论人种的不平等》一书的作者，其论点是雅利安种族理论思想的来源）。正是这个托克维尔起草了臭名昭著的1847年阿尔及利亚报告。

“有些我尊重的人认为，”托克维尔写道，“我们烧毁庄稼、搬空粮仓、逮捕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是任何支持与阿拉伯人开战的人必须遵守的法则。”这些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种必要的野蛮行为”。

法国的反马克思“新哲学”继承了雷蒙·阿隆的思想，进一步贬低了集权主义的概念。他们和哈耶克一样，发现即使是在追求合理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在社会民主的概念框架下，在女权主义文化中，集权主义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和阿隆一样， 他们忽略了托克维尔在阿尔及利亚的呼吁，“摧毁这个国家”。比否认更糟糕的是，他们对托克维尔的殖民主义行径不置一词，这种行为等于是法国自由主义对此的默认，而这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美国对托克维尔的崇拜有着不同的根源，尽管都一样“选择性失明”，原因却不尽相同。《论美国的民主》在1835年出版时马上受到赞扬，被认为是天才之作，但在美国内战爆发后，公众对这本书的兴趣完全消失了。托克维尔对民主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他开始疯狂阅读，作品也随之渐渐绝版。

1938年，历史学家乔治·威尔逊·皮尔森（George Wilson Pierson）让托克维尔重见天日。美国人经历了大萧条的痛苦，也同样经历着“美国例外论”信念的危机。皮尔森在《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in America）一书中重塑了托克维尔的思想，并对他大加赞赏。他在人们最需要“美国必胜”信念的时候出现，1945年对他而言是改变命运的一年。新版《论美国的民主》分别于1945年由科诺夫出版社、1947年由牛津出版社、1954年由复古出版社、1956年由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再版。这些版本很快出现在美国研究和西方文明研究等领域的书单上，成为了通识教育中美国政治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我们总是很容易忘记， 《论美国的民主》并不是写于林肯总统执政时期，而是杰克逊时期。那时的美国还是“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但著于这一时期的这本书却被频频用来列举美国的优点，着实令人惊奇。 诚然，托克维尔作为废奴主义者，既谴责美国的黑人奴隶制，也反对对原住民的压迫，而且他的论述也极富文采。但是，他的民主并没有真正涉及实际行动。他曾在文章中写，工作中的奴隶是幸福的，坚持认为“原住民永远不会真正开化，就算他们愿意，也为时已晚”。让奴隶幸福地承受苦难，让原住民悄然消失，这就是托克维尔的冷漠。

托克维尔似乎在阿尔及利亚和密西西比河畔找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也许我们会觉得奇怪，但从美国到阿尔及利亚的跨越对托克维尔来说并不冲突。托克维尔认为， 自己的作品是美国殖民主义的全景图：从刚刚解放的殖民地美国，到即将成为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美国是阿尔及利亚的灵感来源。他在1832年写道：“阿尔及利亚，就是非洲土地上的辛辛那提。”

托克维尔在阿尔及利亚再一次发现了低等人种。在写给阿瑟·德·戈宾诺（此时他的雅利安种族理论已经发展完善）的信中，托克维尔表示，一项对《古兰经》的研究让他相信“没有什么宗教比伊斯兰教更邪恶”，它比多神论更糟糕，“就算作为异教，它也是堕落的异教，而不是进步的异教。”落后、邪恶、只服从暴力，这就是他对阿拉伯的看法。

这才是真实的托克维尔：一个自视为殖民专家的议员，主张法国在北非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既想“毁掉这个国家”，同时也强烈反对毕若将军（General Bugeaud）在阿尔及尔实行的“独裁统治”。托克维尔愤怒的原因在于，法国在拖欧洲殖民主义的后腿。他反对在阿尔及利亚对欧洲人进行独裁统治，但却支持对阿拉伯人实行军事镇压。他所希望的是北非能建立起一种美国式的殖民者的民主。他哀叹道，瑞士宁可把殖民者派去“北美最荒凉的地方”也不去阿尔及利亚，因为这些殖民者更喜欢民主体制和和平的领土。

在实现征服之后，托克维尔重拾他内心的开明君主论，劝说法国议会不要重演“新大陆”的种族灭绝式殖民，因为它“使全人类蒙羞”。但这并非因为他放弃了殖民主义，只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就像英国在印度的伟大胜利”。 托克维尔对英属印度很是着迷，1857年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叛乱爆发时，他甚至担心英国的撤退“可能会成为人类文明和未来的灾难”。这场叛乱大大撼动了法国的伟大对手——大英帝国的地位，后来叛乱中遇结束时，托克维尔表示这是“基督教和文明的一次胜利”。研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托克维尔未完成的杰作，是他伟大的殖民全景图的顶点。

美国人还应该读托克维尔吗？ 当然。但人们应当意识到，《纽约时报》专栏里带着敬意甚至吹捧引用的、仿佛永恒真理的论述，其作者事实上是个一生致力于研究和构造帝国的政客。

直白地说，美国要了解的托克维尔，是个为白人殖民社会大唱赞歌的作家。对托克维尔的这种解读，意味着承认美国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不仅象征着民主，也象征着殖民；意味着托克维尔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一样，认为在密西西比河沿岸扩张的这个白人帝国，是伟大和值得崇拜的。

《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我并不认为它应该再次被遗忘，而是说它不应该被当作一曲有远见的美国赞歌而被人们盲目引用。这本书背后的事实远比人们想象得复杂和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