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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恪守这些完全义务，还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的人。

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个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他不强迫别人也这么做，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也这么做），那么他所尽的便是不完全义务。

不完全义务，主要是个人道德。例如，虽然别人不助人，他却可以助人；虽然别人明哲保身，他却可以见义勇为。一个人的道德高下，主要就是从“能否尽不完全义务”“尽哪些不完全义务”中比较和区别出来的。

作为一个人，不完全义务感越强，就越应该有所道德担当。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身为一个知识分子，通常比普通人更清醒地知道，实事求是、揭示真实、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则。

当你看到别人被罗织罪名，被不公正第对待，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以行动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含冤者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这个义务对你产生的约束力，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会赞同你、尊重你、爱护你。

正义和良心行为经常招致祸端，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选择了沉默。正因为如此，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知识分子的沉默问题——逃避道德责任，游离于公共事务和社会正义之外（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一个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首先应该具备的是“人之为人的义务”。批判知识分子的道德冷漠，并不是在干涉他们的“个人权利”，或是强迫他们去承担自己无须担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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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沉默为什么更恶劣

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沉默辩护，就像为公&民的政治冷漠辩护一样，不能以个人权利来泛泛而论。因为不同情况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为相同的行为，实质上是有不同内涵的。

就拿公&民冷漠来说，它指的是没有或缺乏公&民参与行为——冷漠的公&民不关心公共事务，也不关心普遍权利。然而，这只是表象。

有的公&民本来就只关心自家的事、眼前的事，将公共的事情全然抛到脑后。这是一种公德缺失导致的公&民冷漠。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就是这种冷漠。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制度结构性的公&民冷漠，许多人本来是有公共参与意愿的，但却被强制地剥夺了参与权利。这种剥夺可以是显性的制度（例如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不对人们开放），也可以是隐性的（例如机会的开放完全沦为摆设）。

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结构的冷漠更容易导致犬儒主义。有些人明明是因为自私自利不关心也不参与公共事务，但却善于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结构的限制来为自己的不参与制造借口。

他们不但自己不参与，而且还自视优越，觉得在见识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积极参与的人。他们嘲笑参与者天真幼稚，预言任何公&民参与必定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愚蠢行为。这样的犬儒主义对公&民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毒害。

与公&民冷漠一样，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样也包含了不同的情况，也可能隐藏着自视优越的犬儒主义。

知识分子沉默，有的是因为从来就不关心别人的事情，早已养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处世方式。有的是想发声但被噤声。还有的则是想发声但惧怕发声带来的麻烦和惩罚，因此不得不闭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两种是制度性的沉默。

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沉默，也很容易变成犬儒主义，它经常会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更经常的是把自己标榜为“独善其身”的生活哲学，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明明不敢发声，但却偏偏还装作高人一等 ，不屑多管闲事的样子。而那些敢于发声或竭力发声的人们，反倒像是“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辈。

把知识分子的沉默简单归结为纯粹个人性质的“说话或不说话”的选择权利，其先在的假设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并且他们是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充分负责的自由主体。

某一个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不仅涉及个人，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文化人个体的评价，不应该局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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