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 | 现代性的困局?：评布鲁姆《美国精神的没落》

哲学园 · 公众号 · 哲学 · 2025-03-08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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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克利

来源：《南方周末》2007年2月1日

现代性的困局?

——评布鲁姆《美国精神的没落》

按我的经验，若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能大谈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甚至福楼拜，不管他说的是否在理，一定比那些只会跟着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或洛克学舌的先生更受追捧。原因自不待言，他能戳到人的灵魂，而在霍布斯或洛克等人看来，现代政治是不应摆弄灵魂的，这是个很麻烦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

所以，1988年的美国文化界发生过一件怪事。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一次讨论大学文科教育前景的学术会议上，衣冠楚楚的学者们一反平日这种场合应有的礼数，个个怒气冲天，就像到麦加朝圣的人踏上了驱邪桥，一起把石头扔向恶魔。那个成了众矢之的人，便是在芝加哥大学多年讲授政治经典的艾兰·布鲁姆，他头年出了一本叫做《美国精神的衰落》（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书，专门讨论当代美国人的“灵魂”。他端起火力十足的排枪，对美国文化的主流人群喜爱的东西，几乎一个也没放过。好在天真的美国人很愿意听听高人如何骂自己，所以这本并不太通俗书面世后，居然能创下销售75万册的佳绩，荣登《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的排行榜。

看一下被布教授纳入火力范围的东西，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触犯众怒了：文化多元化，政治世俗化和权利化，女权运动，价值选择和自我肯定，乐观主义，平等精神、性解放和摇滚乐，讲求理性以及促进种族和谐的努力等等，甚至包括宽容。布鲁姆对这些东西摆出的姿态就像京戏里的脸谱，让人一眼即可看出属于哪个行当；原因似乎也很简单：他本人喜欢的东西，在那些劳什子里一概阙如。我们外人眼里活力四射的美国文化，在他看来简直已经病入膏肓。至于他到底喜欢什么，却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的清楚。

古典品味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布鲁姆的古典素养十分了得。我们这里一些提倡“读经”者想必乐意把他引为同道。不过，他虽然对希腊罗马和启蒙运动前后的经典文献烂熟于心，却不是个不知魏晋的学究。此书能够风靡一时，端赖他还有着不为一般大学者具备的特殊本领。他能用一只眼瞅着经籍，另一只眼紧盯身边的文化潮流，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一个目光敏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讲述的很多内容虽属老旧，却都是在为现时代把脉，与眼下的文化生态紧紧钩连在一起。不消说，他也最易犯下这一路保守派常有的毛病：喜欢拿古人最好的东西来跟现时代的乌七八糟加以比照。

在谈到现代性的症结时，布鲁姆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洛克把权利观教给了美国人，斯密让他们知道了如何利用权利积攒财富，但彼时的“权利”（rights）中蕴含的“自然正义”（NaturalRight）却被遗忘了。西谚有云，“能力不济，谈何义务”（ultrapossenemoobligatur），既然自然没有赋予人达于至善的能力，我们便常以此开脱自己。可是在布鲁姆看来“自然”有着全然不同的面貌，它是本然为善的，贯穿于人生的方方面面，只是世人不再想倾听它的教诲了；我们并非没有能力，而是丧失了培养这种能力的勇气。于是便有了对罗尔斯的苛评：他不过是个价值相对论的应声虫，《正义论》“促请人们不要蔑视任何人，物理学家或诗人不可轻看一生蝇营狗苟或从事轻薄下贱活动的人。”这种蠢话意味着不应“寻找本然之善，就算找到了也不应推崇”。能从罗尔斯读出这种结论，未免有些意气用事。实际上，对于大法官霍姆斯、杜威、贝克尔和罗尔斯等人，布鲁姆一概嗤之以鼻，因为他们都想把整全的美德赶出政治和法律大卖场。这不免使人对于应否严肃看待作者打个问号。为了理解布鲁姆何以有如此偏执的立场，你必须猜测他还有更深层的理由，而那是现代人一向拙于应付的。

正是由于这个更深层的理由，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何会对他所推崇的那些思想家受到的批判只字不提，浑然不觉地畅游于古典文献的内在紧张之中。柏拉图玩的是乌托邦这把火，但他也比当代大学生更清楚何为性爱，甚至讲起娈童癖也比今天的同性恋更高明。阿里斯托芬嘲笑苏格拉底，但他也讥讽对肛门的理性研究。卢梭、尼采和韦伯既是现代性的大宗师，又是它的颠覆者，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是改起来力不从心。苏联的制度是邪恶的，但“古希腊的新鲜空气”散发着“强健的道德和美学”气息，为建立公社提供着不竭的动力。建国之父们为美国人确立了宏大高远的立国原则，但他们对人性中阴暗一面的警悚在布鲁姆笔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通观全书，布鲁姆始终表现出一种营造“严肃生活”的高超能力，但常让人搞不准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一个作者。这种暧昧的态度，在对德国哲学的描述中（见卷二“虚无主义”）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必苛责于布鲁姆，毕竟他所讨论的很多思想，本来就是在是是非非之间犬牙交错的。但我还是觉得，他似乎执意要把那些贤哲放在另一个善恶平台上，他们就算犯错，就算放荡，就算荒唐，就算游戏人生，也不跟我们在一个层次上。不守妇道的包法利夫人是不能跟克莱默的老婆同日而语的，前者能从一个糟老头脸上看出旧制度的辉煌，后者只是想逃出去爽一把而已。以此推测，布鲁姆厌恶现代社会的那个更深层的理由，也许可以归结为：肤浅的当代自由失去了古典品味。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他对现代人的指责全是意气用事的发泄。他这样说是有相当多的实景观察作依据的。他虽然戴着古典的有色眼镜，对美国当代文化，尤其是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却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以他才会踌躇满志，自诩此书为“发自前线的报道”。

大学精神

基于这种敏锐的观察，他成了敢于痛斥大学生的极少数教授之一（见卷一“大学生”）。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追求“个性”或“独立”，但在信仰缺失的败坏下，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比没发情的牲畜强多少”。随随便便的性事，见面熟的风气，使男女不必为对方付出多少努力和关心，两性关系也随之失去了生物学之外的全部意义。“行为发生了，却不会使一对男女脱离人群，他们会立即回到其中，毫无改变。”传统信仰在他们中间蜕化为私人化的“担当”，即“空虚中做出的选择”。如此一来，幸福也变成了速食面一类的东西。摇滚乐便是用一时的快感取代幸福的最生动写照，它诉诸于当下的欲望，煞有介事地诉说少男少女幼稚的性萌动。以往的情窦初开被用于塑造“高尚品质”和“升华精神”，使之与音乐、绘画和小说联系在一起，为履行人的义务、享受人性提供一种过渡。摇滚乐却像毒品一样提供廉价的迷狂，人为地诱发兴奋，毁掉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难以同艺术和思考建立起情感联系。所以，布鲁姆极为担心青年人正在变成“金发碧眼的野兽”。

与学生的这种状况相对应，教师们也热衷于开设各种文化或文学比较课程，尤其是与非西方有关的课程，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目的是培养“没有偏见的人”。但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实践着一种西方偏见：对异域文化的研究几乎是西方独有的现象，其他民族都没有这种欲望。从源头上说，它显然跟寻求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或至少希望证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较好的方式。由于由于忘记了这个源头，使教授们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他们抨击民族中心论，这等于断言自己不知西方科学理解的优越，不承认另一些否定这种优势性的文化的低级，同时却又在实践着这种优势。所以他们“对自己科学的优越性是既肯定又否定”，他们像帕斯卡一样面对理性与神启的选择，却缺少放弃科学转向信仰的自觉。因这种思想作祟，大学的“开放性”便沦为“随波逐流”，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现状开放，忘记了确实存在着一些“受蔑视的选择”，一些“令人怀疑的知识”。在布鲁姆看来，真正的开放是指把那些让我们安于现状的迷惑拒之门外，然而“现在的教学体制只受市场需求的左右，全然不能分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持独立精神的古典教育的衰败造成的，它始于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与此相比，麦卡锡时代的学术反而成果颇丰，因为那时它还保持着苏格拉底——西方学术最伟大的楷模——的精神。在他的笔下（见卷三“大学”），苏格拉底不但智慧绝顶，而且十分圆滑。他不讲什么“知识的诚实”，他的独立性不是表现为与俗人争辩是非，而是知道如何与他们周旋；他很清楚跟权贵结盟的必要，但这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凡是不能或不必向世人说破的事，他善于保持沉默，因为俗人的世界是靠神话而不是理性维系的。姑不论这种描述是否符合（我感觉很不符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它让我想起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不久前发现，经济转型中的腐败也许无碍于甚至有益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是他们把这种真相一说出来，却几乎被口水淹死。此时他们应当最能体会苏格拉底式沉默的含义，最愿意接受布鲁姆的立场，必要的技巧是把大学精神转化为与艺术家高贵的“感伤”相类，它为了维持自身的独立存在，必须把行动拒之门外，成为威廉·詹姆士所说的那位贵夫人，她为舞台上女主角的遭遇青泪涟涟，却忘记了自己的马车夫正在剧院外冻得半死。

的确，启蒙运动与古典时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求真的古典学者只想独善其身，而启蒙思想家却相信人人都有理性，通过教诲都能把握自然奥秘，提升人类整体的品质。布鲁姆说的不错，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格拉底的可贵之处，乃在于他始终跟大众保持距离，而不像我们那样整天嚷嚷“公共关怀”。孟德斯鸠和吉朋曾一再申明，共和政体不但是以“美德”为基础，而且易于腐败，现代性的隐忧似乎早在西赛罗的罗马或十人团的威尼斯就已存在了。所以，不是思想的参与，而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间距，构成了西方大学独立精神的内核（与我们所说的“唐吉诃德精神”异趣）。这大概也是近来在名师点拨下“重新阅读西方”带来的最大收获之一。忘却这种精神，草率地作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像《格列弗游记》中的勒皮他那样，使科学变成政治的帮凶、真理的背叛者，因为民众的权利或利益常与求真的美德格格不入——吾闻穷巷多怪事，彼处哪有境界可言。

说实在话，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十分不幸，能跟布鲁姆发生很多共鸣。与他有共鸣，是因为我也珍视大学在科学精神上的独立；说自己不幸，则是对政治学不时要背弃公民社会亦深有感触，这时它易于变成纯粹理念搭起的纸牌楼，巍峨归巍峨，血肉之躯却没有一个敢住进去，这与政治思考只能在有着高度实践性和强迫性的时间中，而不是在锁定价值于永恒的乾坤中运行是不相容的。布鲁姆说，海德格尔错就错在他脱离心灵的执守而加入了时代，话中透着强烈的惺惺相惜。想想苏格拉底吧——民主会斩杀智慧呢，到这样的实践和时间之流中寻找真理，可能意味着背叛真理呢。

又一曲老歌翻唱

其实，启蒙运动的现代命运，不光是它没有赢得理性的胜利，反而只能在“无灵魂”状态下享乐，并且还要不断经受古老灵魂的谴责。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布鲁姆摆出的姿态也许不像他本人以为的那样新颖，他只是碎片化的现代性诊断者的漫长行列中最新的一员。他喜欢引用的卢梭早就预言，文明导致的个人主义将使社会因缺乏共同目标而分裂为孤立的意志，使自私从道德缺陷一变而为合乎人性的美德。伯克当年说过，崇尚进步的人生硬而粗暴，既鲁莽又不义，与人性和人类礼制的整体发展规律完全背离。伯克的保守派同道、更敢放狠话的迈斯特则认为，背弃神的人类必陷于血泊之中。及至现代性真正进入危机时代，施宾格勒或韦伯不但对文化做出了令布鲁姆扼腕长叹的“相对化”处理，而且预见到了基督教改造西方（韦伯）或西方改造基督教（施氏）的种种恶果。这里不妨再举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例子：今年美国再版了一本老书——德国医生马克斯·诺道写于一百多年前的《退化》（1892年。新版见MaxNordau,Degeneratio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2006）。该书当年曾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风靡一时。这位诺道的火力覆盖面丝毫不亚于布鲁姆，他宣称时代精神已经衰竭了，它的特点是歇斯底里、自我中心和缺乏行动能力，文化人或艺术家就像罪犯、娼妓、无政府主义者和疯子一样堕落，举凡拉斐尔前派、象征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瓦格纳派和巴那斯派、相信魔法者、颓废派和唯美主义者，以及当时正走红的易卜生派、尼采派或左拉派，统统都是文明“退化”的明证。这位精神病学专家利用临床资料，把艺术反映并促进社会衰败的景象描绘得活龙活现，认为艺术的道德和社会含义越来越与社会敌对。他呼吁思想健康的人抵制“艺术的影响”——其作用与布鲁姆笔下的摇滚乐或性解放大体相当。再看看下面这段话吧：“一个产生了美好艺术的崇高时代正在走向死亡。有人可能会用赞歌来颂扬新发现的方便和自然规律。我注意到的却是这个衰落世纪的种种罪恶。它们使我悲哀，使我愤怒。多大的遗憾，多大的耻辱，令我不堪回首！”你别以为这是出自布鲁姆之口，它是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布道，时间是1901年1月。历史的延续性本可教会我们平和一些，但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布鲁姆似乎不擅此道。

冯克利 | 现代性的困局?：评布鲁姆《美国精神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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