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将读者带回到80多年前的华北，使你们理解：为何这场大战的爆发势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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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家大众媒体来说，每当迎来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纪念日，“如何报道”以及“能提供哪些新信息”都会是相当头疼的问题。对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样广为人知、已经为无数专家学者反复研讨和挖掘过的话题，尤其如此。出现颠覆性新史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事件本身的话题性依旧足够突出，并且其远期、富有持续性的心理影响，直接未绝。这使得我们在两个星期前，依然决定要操作这期纪念性封面。
2012年7月，《三联生活周刊》在推出纪念“卢沟桥事变”75周年的封面故事时，采用了着眼于微观的视角。我们回顾了从1937年7月7日到8日到不足40个小时里，北平城内外中日军人、官员和社会名流的具体行止，以及这些行为之间的碰撞如何通向了全面战争之路。
这一回，我们把眼光放到了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放到了从1931年引发局部抗战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永定河畔枪声响起之间的这6年。通过对一系列军政人物活动和心理的剖析，以及中日两国国家政策之演变的梳理，乃至在此过程中双方民族心理、社会舆情的变化，我们希望将读者带回到80多年前的华北，使你们理解：为何这场大战的爆发势属必然。
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占北平南苑后，将附近民众诬为“中国军间谍”强行逮捕（邹德怀 供图）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十多年前，我和大学同学们第一次去到卢沟桥位于丰台区宛平城内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除去走马观花地浏览馆藏文物、照片和影像资料外，并没有一种太深的如处其境的感觉。直到最近几年为撰写与30年代抗战历史相关的文章，广泛搜集了与其时华北交通、军政、民生有关的资料，一种饱含惊讶和忧患感的触觉才真正浮现起来。
宛平城并不靠近隔海相望的中日两国的任何边境，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先是山海关成为“新国界”标志，东三省全境沦为日本军事占领下的“异国”；继而关东军兴兵内犯，吞并热河、越过长城线，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冀东变为非武装区。随后几年间，中央军和国民党组织被迫退出华北省，在内蒙古出现了日方扶植的分离势力，整个华北成为日本军方及其代理人和带有游离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之间的博弈场。
军事地位未经任何成文条约做出变更的丰台，也进驻了日本军队。兵临宛平城、控制在其附近的平汉—平绥—北宁三大铁路线交汇点，正是这种节节进逼的趋势的最终点。率先下达开火令的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即承认：他对此早有准备。
下令攻击宛平城的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左二）
南宋绍熙元年（1190），焕章阁学士杨万里奉命前往淮河宋金国界，迎接前来祝贺元旦的金朝使节。200多年前，北宋一朝初兴，曾以收复久为辽国所占据的燕云十六州为己任，却在桑干河（永定河）畔被击败。两百载后，南宋偏安东南一隅，不仅重回燕云已成奢望，甚至连曾经的内河淮河也变成了国境之边。杨万里有感于此，写下千古名句“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1937年前后的华北时局，正是当年宋人历史的重演：山海关外的满洲已成“外国”，古老的长城也在日军的进逼下丧失了防御功能；平津之地在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还只是一块不大不小的内线地盘，如今竟也与边境无异。宋人一路南渡的往事，是否将会重演？
1937年8月，进占北平的日军与中国儿童合影，佯装“亲善”（邹德怀 供图）
历史行程潜移默化的演进，须以每一当事人的具体言行作为依托；然而作为有机体的民族国家的行为逻辑，却远不止是一系列当事人意图的简单叠加。在1937年的初夏，尽管博弈于华北最前沿的中日军政大员依然试图以过去6年间形成成法的模式应对新出现的危机，但中日两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已经不可避免地滑进了最终全面战争的自主运行轨道。对控制“偶然事件”发生所抱的期待，与中日两国对彼此的民族利益及其实现形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认知探究相比，显得单薄而徒劳。妥协求全已无空间，最后关头终将到来。
造成这场决战必然爆发的关键要素，早已埋藏在近代中国从思想到行动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漫长进程中，埋藏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谋求全国政治、经济统一以及国共两党动员社会舆论的不懈努力中，埋藏在“一二九运动”引发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热议中，埋藏在日本军界对“独走”模式之以小博大收益的沉醉中，甚至也埋藏在1933～1937年华北军政要员寻求暂时稳定局势而未果的失败尝试中。参与对华北最后入侵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系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而“合法”地驻停在中国领土上；如今，中国政府要击退的已不仅仅是他们的具体军事行动，而是要将造成其存在的历史和条约基础彻底颠覆。
1933年初，头戴英式钢盔的第29军官兵在罗文峪长城集结，准备构筑防线
素有“中国通”之名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日军将领，每每自得于其自诩的“知华”才能，对这种隐微不显、却从未停歇的宏大历史行程则惘然无所知。他们单单看到华北军政负责人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具体利益分歧，看到泱泱大国孱弱的工业实力以及军队单位战斗力与日本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少数中国失意政客、军人企图投靠外夷以谋再起的野心，满以为“九一八”和“满洲国”模式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对长期以来的肢解和蚕食政策的迷信，使他们丧失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和国家加以严肃审视的能力。
而中国国民政府、国内各党派和军事力量、乃至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心理，则集中体现在《申报》编辑吴景崧1937年7月18日发表在《申报》每周增刊上的一篇评论《国人对卢沟桥事件应有之认识》中。该文呼吁：“我们只有集合整个的力量，才能御侮救亡；我们也只有严整全国上下一致的步调，才能获得外交上、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全国现在均已不把这件事当为地方事件，而把它当为全国安危所系的重大事件……我们今日整个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集合起来共赴国难。”
该文刊出之前一天，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对158位社会名流做了题为“最后关头”的内部谈话，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这个最终到来的最后关头，中国从最高领袖到普通民众，皆已做好了牺牲到底的心理准备。
1937年8月，进驻被占领的南苑机场的日本陆军航空兵部队（邹德怀 供图）
以北平卢沟桥为起点的这场战争，上承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下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篇章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以3500万军民的流血牺牲和超过6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为代价，为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更在于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完成了中国人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再造。
1941年12月，当即将投笔从戎的诗人穆旦在得到中国最终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激动地写下了抒情诗《赞美》：“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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