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
人们挣扎着存活于降生的世界上。
——阿基考里斯马基
这部电影是这样的。这是一本《逃亡操作手册》。
如何成为“合格”的难民？如何离开祖国，穿过漫长的国界线，逃向另一个国家？
你先带着妹妹从故乡叙利亚的阿勒颇地区开车到边境，步行进入土耳其。
在土耳其边境，你要联络上一个蛇头，付给他三千美金，然后乘船去希腊，再徒步穿越马其顿、塞尔维亚，最终走到匈牙利边境。
这一路上，你还要提防着猎犬一样的边防军。
但骚乱中还是不小心和妹妹走散了。
为了她，你还要冒险穿过边境警戒区，结果被条子抓住，暴打一顿，扔进监狱。
别忘了，你兜里的那三千美金是借的，统共向老板借了六千，一大笔钱。
老板是未婚妻的父亲，未婚妻在战争开始时遇难了。
这一路上最痛苦的不是日月无光的逃窜，而是你要忍受心碎。
去年春天，四月六日，你下班回家，却发现房子早已变成一片废墟，从天而降的导弹，父亲、母亲、兄弟、叔叔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被埋葬在废墟里。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想起了杭州的林先生，我想有关注这个事件的你们，也一定能与这部电影里的男主角身同感受。
可是电影毕竟是电影，电影里的主人公做的决定更决绝。
失去了一切，于是决定逃亡，决定不再有教派，要把信仰跟家人一起埋进土里。
悲伤的尽头，是假装的快乐。
必须要快乐，因为悲伤的人会首当其冲被送回去，所有悲伤的人都被送回去了。要学会伪装，为了不被遣返。
要适度地欢欣，适度地悲伤，有节制地假装。
逝者已矣，留给生者的，是更切身的命题：如何活下去？
这些追问，都在这部电影里。
希望的另一面
Toivon tuolla puolen (2017)
导演 / 编剧: 阿基·考里斯马基
201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 银熊奖 最佳导演
奇遇电影字幕组｜QY－206
翻译：@L4mpr3yC @不见老阿
特效：@一只醉丁
校对：@一个Delpy
压制：@33-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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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另一面》是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 （Aki Kaurismäki）的最新剧情长片，用100分钟讲了一个叙利亚难民的故事。
《希望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Hope, 2017）剧照
影片的主角哈立德第一次出场浑身乌黑，没有人样，仿佛从地狱里来。他木讷地爬出货厢，爬上陆地，决定寻找警察局自首。
他想要以难民的身份，合法地留在芬兰。
芬兰地处北欧，是欧洲难民危机中接收难民的欧盟国家之一。
叙利亚难民撕破边境铁丝网涌入邻国土耳其。2011年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爆发冲突，最终演变成内战。战争爆发后，大量叙利亚人逃到国外成为难民。截至2015年，已有400万叙利亚人逃到国外，另有76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在波兰格丹斯克的港口，哈立德为了躲避仇视亚裔移民的光头党的袭击，躲上一艘货船，藏在煤炭堆里，阴差阳错到了芬兰。
哈立德在芬兰的际遇就此展开。他游移在在警察局、难民接待中心、移民局。得知当局决定遣返自己，哈立德立马从接待中心逃走，流浪时遇见了餐馆老板维克斯特伦。
两人初次见面大打出手，镜头一转，维克斯特伦给了饥饿的哈立德一碗浓汤，还留他在餐馆工作。
“想要一份工作吗，哈立德？”
这是典型的考里斯马基手法。几乎不可能发生关联的个体被命运（如果有的话）扔在一起，竟然变成朋友，结成同盟。
这种“不可能”里蕴含的幽默和温情，使得灰暗沉重的现实仍存有一丝轻快。
电影讲述了不可能的友情。维克斯特伦出场是个中年衬衫销售员，拎着包离开酗酒的妻子，决定换一种人生。
他似乎轻而易举就做到了：低价卖掉衬衫库存，带着这些钱，用了一个晚上，淡定地在地下赌场赢遍全场，然后盘下一个快要倒闭的餐馆，算是进军自己一直有兴趣的餐饮业。
维克斯特伦有“中产”和“生意人”的外表，总是西装革履，一切尽在掌握（包括他失败的婚姻，孤独的两个人最后又回到一起）。
而哈立德的生命充满悬而未决：流离失所，唯一的亲人杳无音讯；躲避检查，总是为伪造的身份受怕担惊。如果说哈立德的目标（找到一份工作，和妹妹重聚）最后都实现了，说全靠维克斯特伦也并不为过。
今年2月，考里斯马基于柏林电影节获奖后
《希望的另一面》为考里斯马基斩获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 导演在柏林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电影的倾向性，他说希望通过这部忧伤又幽默的作品，改变人们对难民的成见，“历史上我们也曾经接纳过难民，帮助过他们，难民何时就从朋友变成了敌人？”
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后，数量激增的难民或是经济移民，从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其中多数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不少国家及政治人物严厉批评欧盟的难民政策，认为欧盟长年的人口自由流动及开放边界的政策严重影响欧洲的国家安全，导致渗入了伊斯兰恐怖主义，而引致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Via Wikipedia)
考里斯马基电影里的人都不怎么爱说话。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看他的电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这是安静得过分的电影。
《希望的另一面》更是到十分钟左右才有人张口。“语言没有什么意义，反正人们平时说的话也够多的了。”导演说。
《浮云世事》(Drifting Clouds，1996)剧照
考里斯马基的电影被称为“沉默的诗歌”
比如维克斯特伦离家那段，手里一只皮箱的他跟满头发卷的妻子没有一句言语交流。桌上硕大的仙人掌旁装满烟蒂的烟灰缸、半空的伏特加酒瓶、留下的家门钥匙和戒指，已经讲完了故事。
大段的沉默配合静止镜头和凝重色调，让孤独和伤感切身可触。直到音乐插入，气氛才得到缓解。
《希望的另一面》剧照
除了简单的故事脉络、空白的对话场景，这位极简主义大师在影片中仍然延续自己强烈的影像风格。
欧洲难民危机在2011年之后才受到关注，这部难民题材的电影却很难找到属于21世纪的画面元素。
配乐复古，服装老旧，手机不是智能，汽车是老爷车，打字机是旧式的，餐厅的招牌和装潢停在上个世纪。一个当代故事，发生在被抹去现代化符号的赫尔辛基。
据说导演自己也爱收藏古董车，有1949年苏联生产的“莫斯科人”轿车，1951年的雪佛兰皮卡，还有一部1956年的大公交车（
what？？）
“我不怎么现代，电影里的汽车也都是用过时的款式，现在的车太难看了，我根本就不想拍它们。”
导演说，“我所需要的全部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面墙、一盏灯还有阴影。从画面里拿走女人，剩下男人、墙、灯还有阴影；再拿走男人，还有墙、灯、阴影；墙再拿走，还有灯和阴影；最后拿走灯，留下的只有阴影。”
简单的镜头里，依旧由钴蓝、深红、 苔绿、深果酱橙为主色组成沉闷色调，依然散发着香烟烟雾和廉价酒精的气味。
这是熟悉的考里斯马基式电影语言。用35毫米胶片搭建镜头，不怎么移动它，“先是道具，然后是颜色和光线，演员进来，最后是对白“。
《希望的另一面》剧照
有评价认为，导演的电影画面很像美国现实主义画家爱德华·霍普的作品，“悬殊的光影明暗之间，个体的孤寂和疏离溢出画外，给人以不尽的孤独和伤感”。
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名作《夜游者》，霍普以描绘寂寥的美国当代生活风景知名
《希望的另一面》剧照，考里斯马基是不是很“霍普”？
光线从侧面打过来，角色有的被照亮，有的沉入阴影，是考里斯马基电影里常见画面。在《希望的另一面》，这种光线的明暗对比得到更多的强调。
《波西米亚生活》中很考里斯马基的一幕
光线被赋予更强的叙事意味。在各种悬而未决的时刻，这个典型画面都出现了，暗示仍存有的希望，或者即将出现转机。
比如，当哈立德听到自己即将被遣返的政府决定，逃出难民接待中心，马上又遭到仇视难民的极端分子的暴力围攻，流落街头。
这时候他遇见了维克斯特伦。
《希望的另一面》剧照
影片的温情脉脉正在于此：国家机器和个人境遇双重碾压，马上要陷进黑暗，“希望”来了，给光留了一条缝隙。
在黑暗中等待光明是考里斯马基电影的一贯脉络，也是其中幽默感能显得和谐的愿意。
他以幽默的眼光打量一切，将那些趣味、自嘲转化为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耸耸肩继续前行的意志。
昏暗的房间里，是面无表情的脸。
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人物永远显得单纯、木讷、冷漠，与世界格格不入，想创出一番天地而不知从何下手，却又不得不和世界发生关系，所以总会闹出一些尴尬的笑话。
古怪感集中体现在维克斯特伦盘下的那间餐厅里。态度生硬的老板、厨子、侍应、实习生和一只狗，只供应肉丸和沙丁鱼罐头，试图对狗传教。
稀少而突兀的对话，或者干脆没有对话，一种让人发笑的荒诞感。全剧的幽默高潮出现在餐厅的一次失败尝试中。
进入餐厅的哈立德也能莫名引人发笑
“一切已经够糟了，一切都有可能更糟。”
小人物挣扎于严峻形势中的笨拙和荒谬，在考里斯马基的多部喜剧中重复出现。独特的北欧式冷幽默，总让这位芬兰导演的作品显得又苦又甜。
《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1989）
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里困窘的摇滚乐队，《火柴厂女工》里孤独尴尬的女人，《波西米亚生活》里潦倒的艺术家，《没有过去的男人》里的流浪汉，《薄暮之光》里的保安……
他的大部分作品在处理同样的母题：不正义社会中的边缘或者底层生命。那些只求“存活”（survive）的人们，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如何生存，如何自洽？
“考里斯马基总是在城市的深处和边缘去呈现一个‘第三世界’的芬兰。”芬兰著名学者Peter von Bagh评价说。
《薄暮之光》（Lights in the Dusk，2006 ），主人公老实卑微，甚至被说成像一条狗
在电影里，生活的各种不得体被一一展现，房间里光线暗淡、交通工具年久失修、人物蓬头垢面，角色在这种环境中仍然自得其乐。让银幕外的人看着心酸，紧接着又觉得这股心酸来得毫无必要。
而尊严始终在场。导演有意让片中的不断遭受不公、践踏，却不断能反讽地应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超越那些折磨他们的人，也让他们甚至还有能力去自嘲一下自己的悲惨”。
阿基·考里斯马基 （Aki Kaurismäki），当代北欧著名导演，是欧洲各大电影节得奖专业户.1957年出生于芬兰，当过邮差，写过影评，1983年首次执导的影片《罪与罚》便大受好评。其后与哥哥成立制作公司Villealfa（向戈达尔的作品《阿尔伐城》致敬），兄弟俩于八十年代拍摄的影片总数，曾经占同期芬兰电影产量的1/5
《希望的另一面》是一部非常温情的电影。难民题材，尖锐的现实被包裹在温情脉脉的叙事咏调中。
被毁掉的家，逃亡路上一直遭受的暴力，芬兰政府的拒绝，来自极端分子的仇视和报复，人格和自我存在的丢失（哈立德说“我不重要”），哪一样是能够承受的？
都只能承受。
某种程度上，这种受之痛苦被温情的电影语言稀释了，特别是发生在餐厅的场景。有外媒批评，这些餐厅的片段几乎可以用“可爱”形容，荒诞的忧郁荡然无存。可能导演也意识到了，所以他才适时地加入那些现场演唱的、歌词悲伤的乡村摇滚乐曲。
对考里斯马基和他的批评者来说，这部电影可能“毫无新意”，重复的主题，仍然是90年代怀旧氛围，50年代乡村蓝调和摇滚乐，静止的镜头，昏暗的灯光，面无表情的角色，大段的语言留白。
连太过熟悉舒适的观影过程，也成了一个缺点。
他自嘲自己一向以心软著称，所以，始终处理边缘、底层、孤独、失落、不正义的他的电影，在结尾总有小小的希望在微微闪光。
他持有一种不会出错的道德准则。
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导演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评价他说，“我不否定很多艺术家有真实纯净的感情，但当人人都在为衰落的乌托邦寻找破碎而虚幻的倒影的时候，我怀疑他们能否找到一些重要而深刻的存在，显然考里斯马基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与其说考里斯马基左派，不如说他古典。他风格强烈，始终为作品主题服务，不落形式主义。
至于想要表达的古典主义主题，这位导演在一次访谈中这么描述：
“社会阴影下的孤独者是经常出现的电影主题：卓别林也经常关注那些漫游孤独的流浪汉，他们总是在这个社会里不停寻找着阳光下一个小小的他自己的位置。
可是这些善良而节制的乐观主义者的浪漫、工作、希望、梦想、自由却总被社会上那种广义的没有任何表情和感情的平等正义系统摧毁。那些阴影里的平民每日遭受的折磨无处不在，把一个积极肯干的人转变成一个实用主义的庸民，自始至终独自一人，充满人性的价值观已经不适应这个社会，只会被无情地欺骗和嘲笑。”
很难说，这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