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可以进行大样本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其理论基础是概率和数理统计。这使得人们有可能了解在特定时空中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并以数学模型的方式去描绘这种状态。当实证主义者将此种模型所描绘的相关关系视为是规律性的关系状态时，他们无疑采取了如下的预设：首先，所收集的经验资料是客观公正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对象的实况；其次，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的数学方法是客观公正的，它们不仅适用于对对象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而且不包含任何人为因素的干扰。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预设称为是价值中立的预设，它们意味着在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处理过程中，研究者的价值立场被有效地排除在外，也就是说，研究本身不包含任何先入之见，它只是客观地反映它所针对的对象。然而仅有这两个预设还是远远不够的，实证主义者无疑还需要另外两个重要的预设，这就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预设，以及这个世界中存在着各种一致性或规律性的预设。如果前两个预设是关于研究者及其研究的客观性的预设，那么后两个预设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的预设。事实上，实证主义者从来都没有认真反思过这四个预设，更不要说在理论上加以证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预设或先入之见，仅就这一事实的存在就已经揭示了实证主义者所谓的客观公正性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他们正是基于他们从未证实过的先入之见来展开其研究，这本身就背离了客观主义立场的信仰，即排除一切先入之见。
事实上，实证主义者对客观性的信仰的一个直接重要的来源就是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即相信理性的自我有能力客观地认识外部的世界，笛卡尔写道：“‘理智中的客观存在’在此并不意味着‘由一个客体来决定理智的一个行动’，而是意指客体以如下的方式在理智中的存在，在这种方式中理智的对象是正常地存在在那里的。我的意思是太阳的观念就是太阳自身存在于理智中——当然不是形式上存在着，就像它在天上那样，而是客观地存在着，也就是说，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中客体正常地处于理智中。现在这种存在的模式当然没有外在于理智的事物所拥有的那种存在模式完美；但正如我所说明的，它并不因此而只是虚无。”(13)而他们关于世界的一致性的从未证明的公设则起源于基督教神学。(14)此种盲从恰恰构成了实证主义者及其定量研究的软肋，当价值中立和客观规律性的预设受到来自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猛烈冲击，甚至当实证主义者所推崇的自然科学本身也在20世纪引入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的思路(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人们逐渐地意识到即便自然科学的观察和研究依然有其前提预设(15)，自然科学的法则也不是最终的定论(16)，此刻实证主义者通过大规模的统计分析所建构的数学模型的普遍有效性就变得十分可疑了。事实上，由于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的对象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意义和价值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使得社会学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要比自然科学的对象复杂得多(自然科学依然可能建立某些近似于机械的法则)，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学的统计概括与物理学的统计概括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效力。(17)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明确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所建构的数学模型的属性所在，在一种排除了任何人为失误的最佳状态下，它总是从某些理论预设出发来裁剪、选择、分析和说明它的对象(18)，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而是受制于时空变化的有限的量化说明，因此它无法独自承担起社会学研究的重任(它无法处理那些无法量化的社会现象)，并且必须向新的经验证据和反思的目光敞开。
当我们明确了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基本属性之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浮现了出来，这就是什么样的社会学对象适合于定量研究?典型的实证主义者往往表现为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的直接继承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定量研究的方法适合于任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将所有问题转化为可以量化的形态，但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乃至缺陷。事实上，由于实证主义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这使得他们对于那些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有着天生的警惕甚至反感，以至于如果这些现象不能转化为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话，实证主义者就否定它们的存在。对此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之一就是心理过程的问题，由于人们无法直接观察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心理过程或精神现象，这就导致对心理过程或精神现象的实证研究似乎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视人类行动者的心理过程(如意识活动、意义的赋予，等等)而仅仅关注于外部的行动显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可以将实证主义者对心理过程的探究视为是迈向意义领域的一种尝试(19)，态度测量便是实证主义者定量化意义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且不论意义是否可以被转化为个体的态度(这种转化显然是基于意识哲学的粗浅判断，完全无视意义对行动者自身所可能具有的不透明性或半透明性)，仅就态度本身而言是否存在着量化的可测量性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当人们用事先编订的统一量表或问卷来访问不同的受访对象的时候，态度测量的设计本身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所有被访者将对问题的评价选项采用统一的判断标准，因为只有这样，不同个体的选择之间才可能具有可比较性，也才可能被按照统一的量化标准来赋值。然而仅此一点就已经与个体价值判断的社会历史多样性这一经验事实相矛盾，以至于我们无需进一步讨论态度测量的其他缺陷就已经表明了这一测量在根本上改变和歪曲了它的测量对象，从而陷入一种理论的虚构之中。这表明在面对意义问题的时候，定量研究显然捉襟见肘，它无法在不歪曲对象的前提下将意义转化为数据，就其根本而言，则是因为意义本身就不是遵循统一标准的量化的存在，将一种量化的数据标准强加于意义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由此我们可以说，定量研究仅适用于那些客观上可量化的外部行动(例如行动发生的频次、对具体事实的选择，等等)，而不适于分析这些行动背后的意义，后者只有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才可能被合理的逼近。
定性研究之所以能够较之定量研究更为合理地逼近社会世界的意义，就在于它直接诉诸日常生活的语言系统(我们将看到这一诉诸包含着二律背反)，而定量研究则主要凭借一套远离日常生活的数字系统，问卷和量表中的语言虽然具有一定的日常性，但是它们只是数据采集的附属工具，它们本身所蕴含的揭示意义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忽视了，剩下的仅仅是为了便于标准化的量化操作而人为设定的有限选项，它们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对意义的挖掘，毕竟这种挖掘将导致数学方法所无法应对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简化是定量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逻辑程序。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定量研究所采用的这套数字系统与日常语言之间完全不可通约，它无法有效地转化日常语言所承载的意义信息，简单地说它完全不理解日常的语言。事实上，数学方法本身就是基于对实质性内涵的忽视而建立起来的抽象系统，“在数学的抽象中我们仅仅保留了事物的量的特性，而完全舍弃了它们的质的内容。显然，这种特殊的抽象内容即是数学抽象与其他科学中的抽象的一个重要区别”(20)。
理解意义也就是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所处的关系状态，也就是理解他们在与他人或他物的关系中的实践活动的意义(21)，对此日常语言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毕竟日常行动者也正是通过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和解释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我们甚至可以说日常语言是以对象化的方式逼近行动意义的唯一有效途径，即便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也不可能在排除日常语言交流的情况下取得成效。因此，访谈法或者说人文主义式的深度访谈无疑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而这正是科学主义的定量研究所无法企及的。但也正是这一对日常语言的诉诸却同时阻碍着对意义的领会，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语言的方式加以澄清，绝大多数意义在本体论上是前语言的，它们无法也无需在语言中获得一种清晰的展现。这正是布迪厄所谓的语言在面对实践时所显示出的贫乏(22)，即便采用日常的语言也无法有效地把握那些前语言的意义，这就相当于我们不可能通过言语的传授就学会游泳，游泳所蕴含的实践的方法或意义与语言有着本体论的差异。
这充分地表明尽管访谈法在理解意义的问题上很大程度地克服了定量研究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它无法突破日常语言的局限，即便是那些日常的行动者在面对自身实践的意义时也同样会陷入到此种局限性所造成的困境之中，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日常的实践中如鱼得水(一个泳技高超的人同样无法仅仅通过语言教会别人游泳，如何游泳是说不清楚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会主张研究者的成果仅仅停留在其所研究的对象的层面，从而与彻底的秩序现象相统一。(23)这意味着研究者除了成为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之外(即成为局内人)，无需再成为一个局外的理论观察者和反思者。
这一做法将理解的重要性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同时也将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放大成一种对理论的厌恶，以至于常人方法学的研究是描述性的而非说明性的(24)，“对常人方法学家而言，社会学不大可能超越现象学的‘自然态度’阶段”(25)。这一极端的做法固然并不可取，但它的确揭示了定性研究本身也无法绕过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是由前语言的意义和话语之间的本体论的差异所导致的，以至于访谈法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尽可能深入地了解被访者对自身实践的解释，但它并不能够保证这些解释本真地再现了意义的存在，它们充其量只能是从意义所生产的后果中寻找一些已经现实化的可能性(26)，意义本身作为实践的方法则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实践的方法是模糊的法则(27)，前语言的意义总是在躲避着语言的把握。
这当然不意味着访谈将是毫无成效的，访谈可以最大限度地在语言的层面“还原”实践的真相，可以深入地探究个体行动的人生轨迹(我们将看到这对社会学的因果解释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也可以清楚地揭示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被访者完全可能表示自己无法说清相关实践的方法究竟是怎样的)，从而避免研究者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虚构之中，就如同定量研究所虚构的那样。那么是不是研究者面对这一状况只能无所作为呢?如果说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仅仅停留在量化的表象中，而定性研究的深度访谈也无法穷尽意义的可能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它们扔在一边，另起炉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