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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马克·泰尔
来源 | 摘自《巴菲特与索罗斯的投资习惯》
编辑 | 扑克投资家，转载请注明出处
财富是一个人的思考能力的产物。
——安·兰德（Ayn Rand）
“大多数人宁肯去死也不愿思考。许多人确实是这样死的。”
——罗素
投资大师有他自己的投资哲学，这种哲学是他的个性、能力、知识、品位和目标的表达。因此，任何两个极为成功的投资者都不可能有一样的投资哲学。失败的投资者 没有投资哲学，或相信别人的投资哲学。
不管是买还是卖，持有还是按兵不动，一个投资者所做的每一项决策都来源于他对市场运行机制的看法，也就是说，来源于他的投资哲学。
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我们用什么方式理解它，这就是哲学要解释的问题。对世界的理解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它会指引我们做出选择，完成决策并采取行动。
每个人都有一套生活哲学。只要你是人，你就不可能没有生活哲学。大多数人都会不知不觉地接受另外某个人的哲学。有些人会有意识地选择接受或修正另外某个人的哲学，极少数的人会发展他们自己的哲学。
在投资世界中也是同样。投资哲学是一整套有关下列问题的理念：投资的本质，包括市场如何运转，价格为什么变动；价值理论，包括如何评估价值以及盈利和亏损的原因；好投资的本质。
每个投资者都有这样一套哲学。就像杰出的投资哲学家范·撒普（Van Tharp）所说，你交易的不是市场，而是有关市场的理念。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理念是什么，你怎么会知道你在做什么呢？
大多数投资者都持有一大堆从他们的环境中吸收来的杂七杂八且常常相互矛盾的理念。由于他们的观念并非来自于他们自己的思考，他们很容易根据市场的流行看法改变自己的投资理念。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股市从长期来看总是上扬的，要想致富，你要做的只是在短暂微跌的时候买入。
在网络繁荣中，大多数投资者、分析家、顾问和基金经理都相信经济重力法则（“上升的东西必会下降”）已经被否定，市值甚或利润都不是问题。
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不是这么看的。他们都用长时间的思考发展起了他们自己明确且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投资哲学，这样的哲学是不会跟风而变的。投资大师的哲学是他们的思想盾牌，能使他们免受无休止的市场情绪躁动的影响。
成功的关键
有一套核心哲学是长期交易成功的根本要素。没有核心哲学，你就无法在真正的困难时期坚守你的立场或坚持你的交易计划。你必须彻底理解、坚决信奉并完全忠实于你的交易哲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必须要做大量的独立研究。一种交易哲学不可能从一个人的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你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和心血去得到它。
—理查德·德里豪斯（Richard Driehaus）
不管投资大师是有意识地采纳了其他人的投资哲学（像巴菲特最初学格雷厄姆一样），还是独立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巴菲特和索罗斯皆是如此），他都有意识地思考了他的每一条投资理念，他完全清楚他每一次投资行动的原因。
对投资决策的清醒认识是他的成功要素之一。
就像巴菲特和索罗斯在能力、兴趣、技巧、知识和经验上大不相同一样，他们的投资哲学同样大相径庭。
例如，巴菲特在年轻的时候就迷上了金钱、商业和数字。所以，他的投资哲学以他用来评判企业质量的价值理论为核心并不令人奇怪。
当巴菲特对投资的本质做出评论时，他的着眼点是企业价值，以及管理者和投资者们以错误的价值观念为行动基础的常见现象。
索罗斯一生中的主要兴趣过去是哲学，现在仍然是哲学。他是在伦敦开始他的投资生涯的，当时，他在不同的国际市场间做黄金股套利交易，并且在纽约获得了“欧洲股专家”的美誉—他将欧洲股票形容为“盲眼王国中的独眼龙”。他那极其与众不同的投资哲学是这些早期经历的反映。
“市场总是错的”
巴菲特和索罗斯看到的是同样的投资现实，但对于如何应对现实，他们却得出了完全不同（尽管谈不上截然相反）的结论。
两人行为法则的不同来源于他们在心理、性格、经历、兴趣、动机、目标、才能和技巧上的不同。
然而，他们对投资现实的认识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巴菲特认为“市场先生”是躁狂抑郁症患者，今天可能欣喜若狂，明天就可能消沉沮丧。
索罗斯对投资现实的前提假设是：“市场总是错的。”
巴菲特没有去深究市场为什么是错的，他只是观察到并利用了这一点。但索罗斯却有一套有关市场出错原因的详细理论，而这种理论对他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利至关重要。
正因如此，两人都对有效市场假说（“市场总是正确的”）以及声称超常利润要么不可能要么是统计误差的随机游走理论不屑一顾。对这些理论，巴菲特回应说：“如果市场总是有效的，我会变成一个拿着锡罐子的街头流浪汉。”
如果你把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投资哲学结合在一起，你会得到一种对市场运转规律的近乎完美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但忽视全世界最伟大的两位投资者的思想碰撞岂不是太愚蠢了？
命中注定
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让巴菲特融会贯通了所有事情，并得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投资哲学。
对巴菲特来说，读这本书相当于耶稣显灵。
我感觉我就像正在走向大马士革的保罗一样①。我是在1950年初读到这本书的第一版的，那时候我19岁。当时我觉得它绝对是历史上最棒的投资著作。现在我仍然这么想。
本杰明·格雷厄姆1934年的著作《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使投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书中被现代人誉为“价值投资之父”的格雷厄姆提出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寻找确定性的方法。当时，这个领域被动量投资、图表分析、江恩三角和艾略特波浪理论等方法统治着，投资者们的行为大多像是旅鼠，而不是正常的理性人应该干的事。
格雷厄姆的方法恰好迎合了巴菲特的数学倾向，永远改变了他的投资行为。
认识“市场先生”
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均以对市场本质的看法为基础。格雷厄姆还给投资市场起了“市场先生”这么一个人格化的名字。
在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股者的一封信中，沃伦·巴菲特是这样描写“市场先生”的：
本杰明·格雷厄姆，我的朋友和老师，很久以前就提出了对待市场波动的正确态度，我相信这种态度是最容易带来投资成功的。他说，你应该把市场价格想象成一个名叫“市场先生”的非常随和的家伙报出来的价格，他与你是一家私人企业的合伙人。“市场先生”每天都会出现，提出一个价格，在这个价格上，他要么会把你的股份买去，要么会把他的股份卖给你。
尽管你们俩所拥有的那家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稳定的经济特征，但“市场先生”的报价却绝不稳定。很遗憾，这是因为这个家伙有一些无药可救的精神问题。有时候，他欣快症发作，只看到影响企业的积极因素。在这种情绪下，他会报出很高的买价，因为他担心你会把他的股份买走，夺取他的巨大收益。而在他沮丧的时候，他眼中除了企业和整个世界所碰到的麻烦以外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来的价格非常低，因为他很害怕你把你的股份甩给他。
“市场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可爱的特征：他不在乎遭人白眼。如果他今天的报价没有引起你的兴趣，他明天还会带着一个新价格回来。交易与否全在你的选择。所以说，他的情绪越低落，对你就越有利。
但是，就像是舞会中的灰姑娘一样，你必须留心仙女的警告或任何将会变成南瓜和老鼠的东西：“市场先生”是来侍候你的，不是来指导你的。对你有用的是他的钱包而不是他的智慧。如果他某一天带着特别愚蠢的情绪出现，你可以自由选择是给他白眼还是利用他，但如果你被他的情绪影响了，那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如果你不敢确定你理解和评价企业的能力比“市场先生”强得多，你就不配玩这个游戏。就像玩牌的人所说：“如果你玩了30分钟还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你就是傻瓜。”
这种“格雷厄姆–巴菲特”市场观，以几条有关投资市场本质和对待市场的态度的理念为基础。如果投资者想获得成功，他们必须接受这些理念。
第一条理念就是市场总是（或经常是）错的。
第二条，这种市场观中蕴含着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投资利润策略。如果“市场先生”是个喜怒无常的精神病患者，他总会时不时地报出低得离谱的股价，或愿意在价格高得荒谬的时候购买同样一只股票。
但你不可能预见到“市场先生”的精神病什么时候发作，也不可能提前知道他会沮丧或高兴到什么程度。
换句话说，你不可能预见到股市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因此预测不是“格雷厄姆–巴菲特式”投资策略的一部分。
第三条，就像巴菲特所说，“‘市场先生’是来侍候你的，不是来指导你的……如果你被他的情绪影响了，那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说从“市场先生”或已被他影响的其他任何人那里寻求建议是一种错误，如果说避免被“市场先生”的情绪波动左右是必须的，那么你做出投资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呢？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答案是，使用他们自己独立得出的价值标准去评价一只股票到底是便宜了还是贵了。
在根据自己的判断评估股票价值的情况下，他们对“市场先生”的躁狂抑郁症基本上无动于衷。他们给了他白眼。他们只注意“市场先生”的报价：如果价格与他们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相符，他们就会行动；如果不相符，他们会安心等待“市场先生”改变想法，因为他们确信这是早晚的事。
巴菲特和格雷厄姆都把市场波动视为前提条件。他们没有有关市场为什么波动的详细理论—他们的投资方法也不需要这样的理论。他们的投资哲学以价值判断和理想投资的特征为核心。
巴菲特改变了方针
1956年，巴菲特开始管理其他人的钱。他与投资者建立的一系列合伙关系最终聚合成了一家企业：巴菲特合伙公司。
他继续遵循纯粹的本杰明·格雷厄姆法—1950年以来他一直如此。但巴菲特终究不是格雷厄姆。
尽管格雷厄姆也是个成功的投资者，但他主要是一个学者和理论家。尽管巴菲特在奥马哈大学讲过课，而且至今还很爱传道授业，但他主要是一个商人。
格雷厄姆曾在1934年的《证券分析》中写道：
华尔街从来不问“企业卖多少钱”，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这应该是考虑购买股票时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一家公司看成一个企业，他对一家公司的管理状况或产品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他关心的仅仅是数字。
但格雷厄姆在1934年提出的问题“企业卖多少钱”，却成了巴菲特个人投资方式的基础。
巴菲特可能与格雷厄姆法分道扬镳的第一个信号，是他用合伙公司1/5的资产买下了登普斯特·米尔制造公司70%的股份。这是一家生产风车和农用器具的公司，但它的业绩一直停滞不前，而扭转它的状况并不是巴菲特的“特长”。没过多久，巴菲特就把它卖掉了：
但他并没有质疑指引他购买这家企业的格雷厄姆式假设。事实上，格雷厄姆的影响渗透在他的合伙企业中。除了登普斯特，他还把资金分散到了40只股票上—烟蒂企业①、套利交易和待整顿企业（如停业清理企业），这些全都是格雷厄姆–纽曼式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1963年，巴菲特购买了第一只格雷厄姆绝对不会买的股票：美国运通。照例，他重拳出击，将合伙公司25%的资产投入了这家企业。
那时候，巴菲特像现在一样笃信格雷厄姆的基本原则：当市价能给你非常大的安全余地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价值，你只能在这种时候买入。在美国运通身上，巴菲特既看到了价值也看到了安全余地。但他的关注对象和价值计算方法正在改变。
美国运通公司的某个分支经营着一个储存蔬菜油的仓库。菜油入库后，它要给它的客户开立收据。不幸的是，它的客户之一联合菜油加工公司的老板是个骗子。这家企业的信用评级是0，但它发现自己可以把菜油转化成可以找银行贴现的美国运通收据。
在联合菜油加工公司破产后，它的债主们开始敲美国运通的大门，不是要他们的菜油就是要他们的钱。直到此时，大骗局才被揭开：联合菜油公司放在仓库中的那些罐子里装的主要是海水，只是掺了一点菜油。美国运通面临着6 000万美元的损失，用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克拉克（Howard Clark）的话说，“我们已经资不抵债”。
在1963年11月，也就是“菜油丑闻”爆发之前，美国运通的股价是60美元，但到1964年年初就跌到了35美元。
美国运通能生存下去吗？华尔街的建议是“卖”，也就是说，它的回答是“不能”。
巴菲特却认为这个丑闻只是一次性事件，不会影响美国运通的主要生意：运通卡和旅行支票。
如何评估这家公司的价值呢？
对格雷厄姆来说，即使在每股价格仅为35美元的情况下，这家公司也是绝对不可考虑的。他的市值仍然远高于它的有形资产—也就是账面价值。
美国运通的优势在于无形资产：客户基础，世界上最好的信用卡（这是在VISA卡和万事达卡称雄世界之前），以及它自己发行但尚未付现的旅行支票的数亿美元“融资”。
巴菲特看到了一家正在成长的企业，它所拥有的价值连城、不可取代的行业地位能创造稳定的收益—而以低廉的价格就可以将这些收益据为己有。
于是，巴菲特的问题变成了：“美国运通的行业地位有没有受到影响？”你在公司的年报中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变成了一个侦探。他在他最喜欢的一家奥马哈牛排餐厅的收银机后面站了整整一个晚上，发现人们仍在使用美国运通卡—这部分业务一如往昔。在银行、旅行社、超市和杂货店，他发现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和汇票的销量并没有下降的迹象。在调查了美国运通的竞争者们之后，他发现运通卡的优势仍然像过去一样大。
他的结论是美国运通能够生存下去。在得出这个结论后，他立刻就购入了大量美国运通的股票。
“四维”投资者
当本杰明·格雷厄姆在纽约开创了人们所说的价值投资理论时，另一位在今天闻名四海的投资者菲利普·费希尔，也就是《普通股和不普通的利润》（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一书的作者，则在旧金山提出了后来被称做“成长投资”的理论。
是费希尔的影响促使巴菲特购买了美国运通的股票。事实上，巴菲特现在的投资方法与费希尔的共同之处似乎超过与格雷厄姆的共同之处。
格雷厄姆的估值方法是定量的，而费希尔的是定性的。格雷厄姆依靠的仅仅是来自公司财务报表的数字。相比之下，在费希尔来看来，“只是读一读有关某家公司的那些印刷出来的财务纪录，永远不足以评价一项投资是否合理”。他说：
要判断一只股票是便宜还是标价过高，真正重要的参考依据不是它今年的市盈率，而是它几年以后的市盈率……这是避免损失并获取丰厚利润的关键之所在。
像格雷厄姆一样，费希尔也在寻找廉价股。而且，他也“极度痛恨赔钱”。
但预测一家企业“几年以后”的收益与从年报中看出它的账面或清算价值明显不是一回事。就像你可能会猜到的那样，费希尔的投资标准与格雷厄姆大不相同。
他仅凭了解一家企业的生意来判断它的未来收益，而且对判断结果充满自信。因此，他的第一条法则就是永远留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就像今天的巴菲特一样，费希尔只投资于他了解的行业。
在“能力范围”内，他寻找着符合他的全部“四维标准”的企业。这四维是：
1. 它们必须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是行业内成本最低的生产商，并（或）有出众的生产、财务、研发和营销技巧。
2. 它们必须有超凡的管理，在他看来，这是超凡成果的根本原因。
3. 它们的业务特色必须能够确保它们目前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资产收益率、利润率和销量增速将会保持一段时间。
4. 它们的价格必须有吸引力。
费希尔如何寻找这样的企业？
他的办法是与人交谈。
当然，从年报和其他可获得的企业信息里能发现许多东西。它们大多能告诉你应该避开哪一家企业。例如，只要看一看一家企业过去几年的年报，你通常就能判断出它的管理层是否诚实。
但对费希尔来说，第一手信息是不可替代的。
费希尔最喜欢的信息源之一就是“闲话”：也就是人们对企业及其产品的评论。他会与那些和企业有接触的人（客户、消费者和供应商）交谈，与企业过去的雇员交谈，但最重要的是与企业的竞争者交谈。一名执行官可能不愿意向你透露有关本公司的太多信息，但他会高高兴兴地把他所知道的有关竞争者的情况统统告诉你。
1928年，在旧金山某银行的投资部门工作的费希尔首次尝试了这种分析，与旧金山几家百货商场无线电部门的采购人员进行了交谈：
我问他们对这一行业的三个竞争对手是怎么看的。他们的观点惊人的相似……飞歌公司（依我看，人们没法通过股市投资于这家私人拥有的企业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已经开发出了市场吸引力特别大的新型产品。他们正在赢得市场份额，获取巨大利润，因为他们是高效率的生产商。美国无线电公司差不多能保住它的市场份额，而当时是股市宠儿的另一家公司正在急剧衰退，露出了陷入麻烦的迹象……但在那些正在大谈这些“热门”无线电问题的华尔街公司的资料中，没有一个词与这个最受欢迎的投机对象的这些显而易见的麻烦沾边儿。
费希尔亲眼目睹这只股票在股市攀到新高的同时一泻千里。
我得到的这第一个启示后来成为我的基本投资哲学的一部分：只是读一读有关某家公司的那些印刷出来的财务记录，永远不足以评价一项投资是否合理。谨慎投资的主要步骤之一就是从那些与企业有某种直接关系的人那里了解企业的情况。
一旦发现了一个符合自己全部标准的好企业，费希尔会将其资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投入这家企业。
费希尔更喜欢拥有少数几家杰出的企业而不是一大批平庸的企业。他所持有的股票很少超过10只，他的股票余额中通常有3/4集中于寥寥的三四家公司。
一旦他购买了一家公司，他就会长期拥有它—有时候会长达数十年。他说他的平均持股周期是20年，而且他曾经把一只股票保留了53年。
那么在费希尔看来，什么时候才是最佳卖出时机呢？
如果你购买一支普通股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卖掉它的时机是—几乎永远不卖。
他说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需要抛售股票。第一，你发现你犯了一个错误，那家公司根本就不符合你的标准；第二，那家公司不再符合你的标准，比如一个能力较差的管理班子接管了公司，或者公司已经成长得太过庞大，以至于发展速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快于整个行业；第三，你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投资机会，而你抓住这个机会的唯一办法就是首先卖掉其他一些股票。
费希尔也有一套与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理论大同小异的有关市场本质的哲学。就像“市场先生”一样，这种哲学能告诉他最佳卖出时机。
与乔治·索罗斯极像，费希尔也认为市场价格更主要是由认识（包括错误认识）而不是事实决定的。简言之，他相信华尔街重视短期，忽视长期。而这会带来绝妙的投资机会。
例如，当一家企业犯了一个错误，华尔街会严厉地惩罚它。
当企业犯了错误，而当年的收益随着失误成本的上升而下降到远低于先前估计的水平时，投资界总是立刻做出降低企业管理质量评级的一致反应。结果，该年度的低收益反而会创下历史最低的市盈率，放大收益下降的影响。股价往往会下降到非常便宜的程度。而企业管理队伍如果就是曾在其他年份大获成功的那支队伍，它在未来的成败几率仍将保持不变，这就是机会之所在。由表现不稳定的人领导的企业的股价，可能会在某个特殊的重大错误公之于众时跌到非常低的程度。
在巴菲特投资于美国运通时，这家公司或许正处于费希尔所说的这种情况。
查理·芒格：巴菲特的“密友”
在投资于美国运通的同时，巴菲特继续购买着像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的廉价企业（他后来把它们称为“烟蒂”）。而且，尽管对美国运通的投资获得了成功，他的大多数投资仍然是典型的格雷厄姆式投资。
但当他于1959年与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成为好友后，这一点开始改变了。
律师出身的芒格在1962~1975年间管理着一家投资合伙企业，年投资回报率达到了（同期内道指的年均涨幅为5%）。最后，芒格和巴菲特把资产合在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这一个屋檐下，芒格成为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
巴菲特转向费希尔思考方式主要应归因于查理·芒格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查理就是费希尔定性理论的化身。他对业绩改善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喜诗糖果公司和《布法罗新闻》都是低价好企业的实实在在的例子。查理将倾囊购入好企业的智慧传授给了巴菲特。
1971年，喜诗先生报价3 000万美元向蓝筹印花公司（由巴菲特和芒格控股的一家公司）出售喜诗糖果公司。该公司的账面价值并不理想（尽管包括1 000万美元的现金），但巴菲特和芒格仍出价2 500万美元。
幸运的是，喜诗第二天回电话接受了这个报价。现在完全由伯克希尔公司拥有的喜诗糖果公司自1984年以来，每年都能创造2 500万美元以上的税前利润。喜诗糖果公司只是伯克希尔完全拥有的诸多非保险企业之一。
这些收购行动代表着与格雷厄姆式投资的决裂。像喜诗（和美国运通）一样，这些公司的账面价值往往远低于巴菲特的买价。而巴菲特会掌握管理权，购买80%~100%的股份，具体买多少要看原股东是否有保留一点股份的意愿。
估价方式主要是费希尔式的—也受格雷厄姆理论的一定约束，但掌握控制权纯粹是巴菲特式的。他正在回归最初的商人角色。
今天，巴菲特把自己描述为“85%的格雷厄姆，15%的费希尔”。不管真实比例是多少（我猜费希尔的影响不止15%），巴菲特已经用他自己的经验和洞察将两者组合成了100%的巴菲特式投资风格。
就像美国运通和喜诗糖果一样，巴菲特现在所投资的公司大多都是格雷厄姆不会买但费希尔可能会买的公司。
解读“市场先生”的大脑
与巴菲特不同，乔治·索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天生的投资者或商人。事实上，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幻想自己成为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样的经济改革家，甚至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
因此，在逃离匈牙利两年后，他于194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开始学习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除了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之一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也在此任教外，伦敦经济学院与当时其他大多数大学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温床。（拉斯基是安·兰德最畅销的小说《根源》的主人公埃尔斯沃思·图希的原型。）
但伦敦经济学院也有两位非常反传统的思想家，一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一位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两者都是索罗斯的学习对象，但波普尔成了索罗斯的导师，在思想上对他的一生施加了重要影响。
我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原本需要三年的学位课程。我只有再当一年注册学生才能获得学位。学校允许我选一名导师，我选择了他（波普尔），因为我对他的哲学深深着迷。我已经熬过了纳粹的*。波普尔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的启发力量让我震撼—它揭示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组织的各种原理和开放社会的基本原理截然对立。另外，波普尔的科学方法思想对我的影响甚至更大。
索罗斯在波普尔的指导下形成的思想体系后来演化为他的投资哲学和投资方法。
索罗斯将他的各个慈善组织称做“开放社会”基金，也表明他承认了波普尔对他的影响。
但这是后话。在学生时代，他的目标仍是变成一名学者，一名某种类型的哲学家。他开始写一本他命名为《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的书。但当他意识到他只不过是在重述波普尔的哲学时，他把这本书抛在了一边，转向了金融生涯。从那时候起，他就将金融市场看成了检验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实验室。
“我们的世界观都是有缺陷或扭曲的”
在苦思哲学问题的过程中，索罗斯认为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发现：
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根本上说，我们所有人的世界观都是有缺陷或扭曲的。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种扭曲对事件的重要影响上。
将这种发现应用于自身后，索罗斯得出结论说：“我也会犯错。”这不仅仅是一种观察结果，也是他的行动原理和最高信念。
大多数人都同意其他人会犯错。大多数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在过去。但有几个人会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公开承认他也可能犯错呢？
寥寥无几。索罗斯在对他的前合伙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基金经理和《投资骑士》（The Investment Biker）的作者的评论中就暗示了这一点：
我和吉姆·罗杰斯的最大区别在于，吉米认为流行观点总是错误的，而我认为这种判断可能也是错误的。
当索罗斯在投资竞技场中采取行动时，他始终明白他可能会犯错，而且会批评他自己的思考方法。这给了他无人可以匹敌的思想适应性和灵活性。
信念和后果
如果每个人的世界观都像索罗斯所说的那样是“有缺陷或扭曲的”，那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必然是不完全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哥伦布为寻找印度而扬帆横渡大西洋时，每个人都“知道”大地是平的，而他将从世界的边缘跌下去。
这种信念让哥伦布很难找到支持者—为他的船配齐水手甚至更难。毕竟，他所需要的不是那种只会凑凑热闹的支持者。
当欧洲海员们只敢靠着海岸航行，没有这种信念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划着他们的独木舟进入茫茫太平洋，到达了像斐济和夏威夷这样远的地方。这可能是后人永远也无法超越的航海奇迹。
索罗斯将“人对现实的理解不完全”这种认识转化成了一种强大的投资工具。当他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当他们被他们的信念蒙住眼睛的时候），那是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基本信念。
在创建量子基金（前身是双鹰基金）之后，索罗斯通过研究其他人未曾注意到的市场当前趋势或将要发生的突变检验了他的理论。
他在银行业就发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变化。
自20世纪30年代被加以严格管制以来，银行一直被看做呆板、稳健、保守和无趣的投资对象。热衷于谈论银行业的华尔街分析家是没有前途的。
索罗斯感觉到这种状况将会改变。他发现老式的经理正在纷纷退休，有MBA学位、充满进取精神的新经理正在取而代之。他觉得，这些新一代管理者将以盈利为中心，唤醒整个银行业。
1972年，索罗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成长银行的状况》（The Case for Growth Banks）的报告，预测说银行股即将起飞。他推荐了一些管理有方的银行。最终，银行股开始上涨，而索罗斯收获了50%的利润。
对价值1美元的东西，巴菲特想用40或50美分买下，而索罗斯愿意支付1美元甚至更多，只要他能看到一种将把价格推高到2~3美元的未来变化。
信念如何改变现实
在索罗斯看来，我们的扭曲认识是影响事件的一个因素。用他的话说，“信念的作用是改变现实”，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他把这称做一种反身性过程。
在某些人眼中，《金融炼金术》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交易商保罗·图德·琼斯（Paul Tudor Jones）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它是“革命性的”，将“一些看起来无比复杂和难以抗拒”的事件阐释得一清二楚。通过这本书，索罗斯还结识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德鲁肯米勒在读过这本书后拜访了索罗斯，并最终接替索罗斯担任了量子基金的经理。
然而，其他人却大多认为这本书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值一读的，也没几个人领会了索罗斯想要传达的反身性理论。事实上，就像索罗斯在该书平装版的前言中所写：
根据公众的反应来判断，我在证明反身性过程的重要意义上并不成功。被接纳的似乎只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流行偏颇①影响市场价格。而第二个观点—“流行偏颇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且市价的变化会导致市价的变化”，似乎被忽视了。
市价的变化导致市价的变化？这听起来很荒唐。
但这并不荒唐，只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当股价上涨，投资者们感到自己更富裕了，于是会花更多的钱。结果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都上升了。华尔街分析家们会指出这些“改善的基本面”，鼓励投资者们买入。这会让股价进一步上涨，让投资者感到自己更富，于是他们的支出又会增加。这个过程会持续进行下去。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过程”—一个反馈环：股价的变化带来企业基本面的变化，继而带动股价的进一步变化。如此循环往复。
你肯定听说过这种特殊的反身性过程。学者们曾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连美联储也就此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财富效应》（The Wealth Effect）。
反身性过程是一个反馈环：认识改变现实；而现实又改变认识。泰铢在1997年的崩溃就属于这种情况。
1997年7月，泰国中央银行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它估计泰铢会贬值20%左右，但到12月，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26∶1上升到了50∶1，贬值幅度超过了50%。
泰国央行曾计算出泰铢的“真实价值”是32铢兑1美元。也许这非常符合货币估值的理论模型。但泰国央行没有想到的是，泰铢的自由浮动引发了一种让它狂贬不止的自我支持性反身进程。
泰国是“亚洲虎”之一，是一个正快速发展的国家，人们认为它正走在日本那样的崛起之路上。盯住美元的泰铢曾被视为稳定的货币。因此国际银行家们欣然借给泰国企业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而泰国也乐于接受这些贷款，因为美元的利率相对较低。
当泰铢崩溃，泰国企业的债务规模骤然膨胀—如果以泰铢衡量的话。基本面变化了。
目睹这一切，投资者们狂抛泰国股票。在他们撤出的同时，外国人也将泰铢兑换成美元带回了家中。泰铢进一步贬值。看起来永远也无力还债的泰国企业越来越多。泰国人和外国人都在不停抛售。
泰国企业开始削减成本，大量解雇工人。失业率急剧上升，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而那些仍有钱可花的人也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担心而持币观望。泰国经济迅速衰退，许多泰国大企业，甚至是那些没有太多美元债务的企业，也开始显得越来越岌岌可危。
随着泰铢的贬值，泰国经济陷入了低迷，于是泰铢继续贬值。市场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变化。
应用反身性
对索罗斯来说，反身性是理解盛衰过程的关键。事实上，他曾写道：“只有在市场价格影响了被认为反映在市场价格上的所谓基本面的时候，盛衰过程才会出现。”
他的方法是寻找“市场先生”的认识与基本现实大相径庭的情形。如果索罗斯发现了正控制着市场的反身进程，他就会确信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价格将变得比大多数人使用标准分析框架所预测的价格高得多（或低得多）。
索罗斯早就用他的市场哲学辨明了市场趋势，在其他人跟风之前就布置好了自己的阵地。
1969年，一种新金融工具—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引起了索罗斯的注意。他写了一篇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分析报告，预测说一个“四阶段”盛衰过程将把这些新证券捧上天，直到它们最终崩溃。
阶段一：由于银行利息非常高，REITs提供了传统抵押融资方式之外又一种诱人的选择。索罗斯预计，当它们流行起来后，进入市场的REITs将急剧增多。
阶段二：索罗斯估计，新REITs的问世和现有REITs的膨胀将向抵押市场注入大量新资金，创造住宅业的繁荣。这反过来会提高REITs的利润率，让它们的信托单位的价格急剧上涨。
阶段三：用他的报告中的话说，“这种自我支持性的程序将延续下去，直到抵押信托占据建筑信贷市场相当大的比例”。随着住宅业繁荣的降温，房地产价格将下降，REITs将持有越来越多的不可兑现的抵押物—“而银行将开始恐慌，要求偿还它们的信用贷款。”
阶段四：随着REITs收益的下降，该行业将发生强烈震荡……一次崩溃。
由于“震荡是很久以后的事”，索罗斯认为人们还有充足的时间从这个周期的繁荣阶段中获利。他预测，唯一的真正风险是“那个自我支持性的过程（阶段二）根本不会开始”。
这个周期如索罗斯所预料的那样开始了，他也在兴盛阶段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一年多之后，在REITs已经开始衰退的时候，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的索罗斯想起了他最初的报告，于是决定或多或少不加区分地将他的REITs资产全部卖空。他的基金又从市场中攫取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已经利用反身性在行市兴衰的过程中赚了钱。
在某些人看来，索罗斯的方法似乎有点跟风的意思。但跟风者（特别是坚信图表的人）通常会等待趋势被证明之后才投资。当跟风者入市的时候（比如在REITs周期的第二阶段），索罗斯已经在那里了。有时候他会增加他的头寸，因为市场的跟风行为进一步提高了他所预测的市场趋势的确定性。
你怎么知道趋势什么时候结束呢？一般的跟风者永远也不知道。有些人会随着利润的增长而变得紧张，往往在牛市正常调整的时候匆匆撤出。还有一些人则会等到趋势得到证实之后才入市—而这个时候，价格肯定已经过了高峰，市场已经由牛转熊了。
索罗斯的投资哲学为分析事件的进展提供了一个框架。所以他可以更好地利用趋势，比其他大多数投资者赚更多的钱。而且，就像在REITs一例中一样，他在盛与衰的过程中都能获利。
相比之下，巴菲特只相信“市场先生”是个精神病患者。或者用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话说：“在短期内，市场是个投票记录机—反映了仅有资金要求而不管智力或情绪稳定性的选民登记测试，而在长期内，市场是个称重机。”
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是他对“市场先生”无常情绪波动的解释。在索罗斯的手上，它变成了分析市场情绪何时波动的一种方法，让索罗斯拥有了一种“解读‘市场先生’的大脑”的能力。
投资大师的优势
投资大师的投资哲学解释了投资的现实、市场如何运转、如何判断价值以及价格为什么变化，这是他的行动纲领。
他的哲学使他的投资标准明确清晰，允许他以合理的确定性找出“高概率事件”。
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如果说投资大师只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的话，那么这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们思考的效果。
巴菲特和索罗斯都有他们自己极为详细而又独一无二的投资哲学。
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他们的事前思考的广度和深度的表达。在他们深刻思考每一项投资之前，他们不会投入一毛钱。
投资大师的投资哲学也给了他一种强大的精神优势，能让他在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失去理智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
女人的裙子为什么会变短——又变长
对一个像我自己这样的普通男人，特别是对一个只要穿着不算支离破碎的衣服就觉得挺舒服的男人来说，女人的时尚在不同季节之间变化得如此之大，从来就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然而，一种新女性时尚潮流可以像野火一样蔓延。不管是受一个巴黎设计师的启发，还是受加利福尼亚、布鲁克林或东京的某位电影明星或年轻人所穿的某件东西的启发，新风格变成了某种供人欣赏的“时髦”事物，刹那之间，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它。
当你用反身性透镜观察时尚业，“为什么”就变得很清楚了：每一种新时尚潮流的背后都存在一种有关什么东西看起来很漂亮的新信念。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企业的利润不仅是由永远变化的信念创造的，也是以永远变化的信念为基础的。
如果一个企业的服装存货突然过时了，它就不得不注销这些存货。为了避免这种窘境，必须始终严控订货、生产和销售之间的时间跨度。今天，服装由中国、毛里求斯或孟加拉等国小批量生产，然后空运到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因此，如果一个零售商或生产商的预测出了错，他的损失是很小的。
女性时尚用品采购者就像试图把握下一波趋势的华尔街权威一样。他们对市场观念的理解程度会决定他们公司的利润。而且就像在华尔街一样，谁也不敢保证一个在今天判断正确的人明天也会获得成功。
女性时尚业中唯一不变的真理是，在这个季节深受女性欢迎的衣服，有可能不到一年就成为她们死也不愿穿的衣服。
消费者、采购者、零售商和生产商都处在一种循环中，永远也不会结束猜测游戏：谁会在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流行”或“过时”的时候穿什么东西。结果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化状态和不平衡状态—这是一个完全被信念或观念统治的纯反身性行业的天然状态。
“我理应赚钱”
你的投资哲学反映了你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投资现实的本质。
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同样重要。巴菲特和索罗斯都怀有几条有关他们自己的信念，这些信念都是他们的重要成功因素：
他们相信自己理应成功和赚钱。
他们相信要对自己的职业命运负责。也就是说，制造他们的利润和损失的是他们自己，不是市场或某些外部力量。他们是主人。
这些信念都是潜意识的，投资大师在应用他的投资哲学的时候所展示出来的自信就是这些信念的反映。
如果一个人的潜意识信念阻碍了他，就算他采纳了一种已得到验证的投资哲学，他也可能以失败收场。
小心！将宗教和市场混合有害于你的财富。
在你思考自己的投资哲学时，一个需要牢记的重要因素是，那些带着宗教式或原教旨式的理论来到市场的投资者将落得什么下场。这样的一副宗教眼罩会掩盖而不是揭示投资现实。
当我在1974年开始发表我的投资业务通讯时，我是一个黄金投机者。我信奉黄金。我相信通货膨胀必会愈演愈烈，直到美元在南美式的恶性通胀中灭亡。
那时候，黄金炒家能赚钱，赚很多钱。通胀率在上升，而哪里有商品，哪里就有通胀。对黄金炒家们来说，股市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地方。
当黄金炒家聚集在投资研讨会上，比如高峰时期的参加者曾超过3 000人的新奥尔良年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宗教狂热的味道。讲话者和出席者都是同样。
有一次，一位杰出的投资顾问在我耳边这样评论正在讲话的人：“他不信黄金。”
如果正乘在一个壮观的浪头上的冲浪者认为他是刀枪不入的，那他一定会在浪头打下来时倒大霉。而浪头总会打下来。
如果他在乘浪时已经抓了一大把钱，那么浪的覆灭就会成为一种创伤。如果一种有关市场的宗教理论是成立的，那么遵循这种理论是件好事。但大浪一旦消失，这种宗教信仰必然会把你送到救济院……太多的黄金炒家已经体会了这种滋味。
作为一个黄金投机者，我看不到任何黄金大潮已经衰退的迹象。但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仅用了两年时间，现实就将我的眼罩扯掉了。
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已经获得成功但并不快乐，因为他们潜意识里惧怕成功，或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配获得成功；有的人怀有一种正在摧毁他们的感情生活的潜意识信念：“我不可爱”；还有一些投资者莫名其妙地“返还”了他们的一些利润，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赚这么多钱。
巴菲特和索罗斯获得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他们两人都没有被这样的自我限制性信念拖累。
弄清这样的信念为什么如此重要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理应赚钱，那么投资成功将使你紧张焦虑。于是，你的情绪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你的判断，你会犯一些错误，把你赚的钱还给市场。
类似的，你只有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这并不意味着你能控制外部事件，但你可以分清什么事情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并始终停留在这个范围之内。
作为投资者，如果你的行动依赖的是某位经纪人的小道消息，如果你只会学你朋友的做法，如果你的投资知识的主要来源只是每天的报纸，那你就像是漂浮在海浪上的软木浮标一样。你让其他人控制了你的行动，因此，如果你赔了钱，这不会是你的错。但你永远也学不到任何东西。
我相信，系统对发明者比对其他人更有用、更成功。重要的是将一种方法个性化；否则，你不会有使用它的信心。
——吉尔·布莱克（Gil Blake）
交易商的秘诀是开发一种与他相适应的系统。
——埃德·赛科塔（Ed Seykota）
事实上，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成功的交易商都最终形成了一种适合他个性的交易风格。
——兰迪·麦凯（Randy McKay）
正如任何一个投资大师都有独一无二的投资哲学一样，他的投资标准和投资方法也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标准表明了他正寻求的那类投资。他的方法是指在发现了一个符合其标准的投资对象后的一系列行动的规则。
两者的统一体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在衡量什么？
当然，投资大师的衡量依据是他的投资标准。他的投资标准告诉他应该投资什么类型的对象，这种对象的特定内涵是什么，他应该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他的投资标准还指明了他应该如何去寻找符合这些标准的投资对象。
巴菲特的目标是以低于1美元的价格购买价值1美元的东西。可以将他的投资标准总结为：价格适宜的高质量企业。而企业的质量就是他的衡量对象。
索罗斯的目标是从“市场先生”的情绪波动中获利。他将他的投资决策建立在有关事件未来进展的一种假设上。他衡量的是这种假设的可靠性和事件的进程。
两位投资大师都为应用自己的标准而开发了自己的个性化投资系统。尽管他们的方法大不相同，但他们的系统都是根据12个评价要素建立起来的（表6–1）。
聆听市场
索罗斯的投资行动以提出一种假设为开端。他在量子基金的一个职员回忆说：“乔治过去总是说，‘先投资，再调查。’”他的方法是首先做出假设，然后投入少量资金来检验假设，看看他的估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索罗斯检验假设或者是因为不能确定自己的假设是否有效，或者是因为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时机是否恰当。
一旦他投出了问路石，他会“聆听市场”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如果他的测试让他赚了钱，那么市场是在对他说他是正确的，他会进一步买入（或卖空）以建立他的头寸。
如果他赔了钱，那么市场是在对他说他错了，他会彻底退出。他可能会在以后再次检验同样的假设，也可能会修改或彻底抛弃这个假设。
当我将索罗斯的方法解释给一个朋友听时，他的反应是：“你这么做的话会破产！”
如果你在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中赔了大钱，你确实会破产。
毕竟，每个人都可以对未来做出假设。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一直在做假设。
如果索罗斯的假设不是比随意猜测高明得多的话，他也会一直赔钱而不是赚钱。
但索罗斯只会检验那些值得检验的假设。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深刻地理解市场和市场参与者，以及看似不相关的不同事件间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联系。正是这种理解深度使他以惊人的行动获得了“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的称号。
“联邦银行大权在握”
1987年，英国成为欧洲汇率机制（ERM）的成员之一。被俗称为“蛇形浮动体系”的ERM由一组共同市场货币组成，以德国马克为支柱。
在英镑与德国马克挂钩后，投资者们开始相信英镑与德国马克一样可靠。但由于英镑利率相对较高，资本开始流向英镑资产。在一种反身性自我实现作用下，对英镑的需求膨胀帮助它实现了以马克为依靠的稳定，也为它后来的贬值埋下了伏笔。
随后，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宣告解体，德国重新统一，而ERM，用索罗斯的话说，“进入了一种动态不平衡状态”。
德国马克成了*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共同货币，引发了德国联邦银行和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之间一场激烈的战斗。
斗争焦点是*德国马克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汇率兑换成联邦德国马克。已经几乎一钱不值的*德国马克升值到了4*德国马克兑换1联邦德国马克的程度。
但考虑到“*德国人”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首次投票，着眼于本党大选前景的科尔希望*德国马克进一步升值。但对德国联邦银行来说，这样做的经济和货币效应是令人恐惧的。*德国经济举步维艰，即便在4∶1的汇率下，购买它的工厂和企业是否值得都是有争议的。如果*德国马克再升值，东部的所有东西都将值更多的联邦德国马克，这将使为经济西方化而投入的巨额资金以及联邦德国政府的福利向东扩展而带来的社会支出膨胀成为更加沉重的负担。*德国马克币值越高，说服私人企业去东部投资就越难。
德国联邦银行认为，*德国马克升值到4∶1之上，将导致政府支出的大幅提高、赤字剧增、东部的高失业率，以及最危险的通货膨胀的爆发。
科尔胜利了，*德国马克的币值被高估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人可以1∶1的汇率将4 000*德国马克兑换成联邦德国马克，超出这一额度的部分使用2∶1的汇率。
但联邦银行是对的。德国经济被科尔对*德国马克的高估拖累了许多年，甚至需要特别加征所得税来弥补他的“慷慨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正如索罗斯所说，这为“蛇形浮动体系”的崩溃埋下了种子：
根据我的理论，每一种汇率体系都是有缺陷的。ERM同样有一种潜在缺陷，但让它显现无疑的是德国的统一。这种缺陷在于，德国联邦银行在这个系统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ERM的基石，又肩负着维持德国货币稳定的先天使命。在接近平衡状态的时期，联邦银行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没有任何问题，但德国的重新统一使*德国货币能够以高得过分的汇率兑换成联邦德国马克，这制造了联邦银行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它的天生角色和它作为ERM支柱的角色……
联邦德国注入*德国的大量资金在德国经济中制造了强大的通胀压力。联邦银行责无旁贷地（赋予它这种责任的是宪法，不仅仅是法律）做出了提高利率的反应，而且行动力度相当大。而这个时候，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正处于萧条中，德国的高利率政策与英国的经济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联邦银行两种角色间的冲突爆发了，而在宪法的约束下，应优先考虑哪种角色是无须多言的。在欧洲其他地区处于萧条期的时候坚决采用紧缩货币政策，使联邦银行失去了充当ERM支柱的资格。这使曾经在接近平衡的状态运行的ERM进入了一种动态不平衡状态。
为确保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接受德国的重新统一（德国统一后，*德国自然立即并入了共同市场），科尔向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提议加强欧洲的一体化建设。他的建议为后来的许多变革设定了框架，包括欧元的最终诞生。
这是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联邦银行将被欧洲中央银行取代。有人可能会说欧洲中央银行是联邦银行精神上的继承者，但对一个极度强大并对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的机构来说，这算不上一种安慰……这一条约威胁到了联邦银行的生存。
可见，冲突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德国需要一种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的货币政策；第二，联邦银行所倡导的财政政策不同于科尔总理实际采用的政策；第三，联邦银行在为它的生存而斗争。在我看来，第三种冲突是最不被理解但最具决定性的冲突。
索罗斯认为，“联邦银行大权在握”，决定了德国将疲软的货币排除出“蛇形浮动体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他也观察到，从1990年德国统一开始，这个体系从平衡状态转向了不平衡状态。那么，他应该在什么时候下注呢？
正确的时机直到1992年才到来……
我从联邦银行总裁施莱辛格（Schlesinger）的一段讲话中发现了第一个崩溃即将到来的迹象。他说他认为投资者们将ECU（欧洲货币单位）视为一个货币篮子是错误的。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就是不太理想的货币。在他的讲话结束后，我问他是否喜欢ECU这种货币，他说他喜欢这个概念，但不喜欢这个名字。如果它被称为马克，他会更喜欢它。
我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联邦银行总裁实际上肯定了索罗斯的核心假设。于是，索罗斯开始在市场中检验他的假设。量子基金做空意大利里拉，里拉很快就被迫退出了“蛇形浮动体系”。索罗斯的“联邦银行希望看到‘蛇形浮动体系’土崩瓦解”的假设被证实了。最终，他开始凭借里拉交易的利润以大得多的头寸攻击一个大得多的目标：英镑。
索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做空英镑（或里拉）的人。其他数百甚至数千的交易者也看到了同样的迹象。大多数货币交易商都知道，财政大臣在让英镑贬值的前一天通常都会宣称他不会让英镑贬值。
但索罗斯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使他对英镑贬值原因的认识远远胜过了其他人。正因如此，他才有信心在量子基金总资产仅为70亿美元的时候建立起100亿美元的头寸来对付英镑。
有趣的是，他后来说“我们计划抛售的英镑还不止这个数”。
事实上，当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在英镑贬值前说他要借款近150亿美元来保卫英镑时，我们都乐了，因为我们打算卖的正是这么多。但是事情变化得比我们预期的快，我们没能完全建立起我们的头寸。
索罗斯抛售了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但他也看到，英镑的崩溃也对其他欧洲货币、股票和债券市场造成了连带影响。因此，他也根据他所观察到的这种不同市场间的联系采取了其他行动。例如，他还抛售了其他一些较弱的欧洲货币，做多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做多法国法郎，购入5 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因为他假设股票会在货币贬值时上涨），做多德国和法国债券，并做空德国和法国普通股。
这些都是用借来的50亿美元做的。
英镑曾以1∶的中心汇率与马克捆绑在一起。但在1992年9月16日这个“黑色星期三”，英镑崩溃了。到9月末，英镑兑马克的汇率已经变成了1∶。
当英格兰银行惨败而归时，量子基金已将20亿美元的利润带回了家中。
瓮中捉鳖
从始至终，索罗斯一直在检验他的假设质量，甚至对它做了完善，将英镑崩溃对其他欧洲市场的影响也纳入了考虑范围。
索罗斯对事件的理解以及对事件间联系的清醒认识，使他对自己的假设充满了信心。作为一个一向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的投资者，对英镑即将崩溃有十足把握的索罗斯放宽了他的1美元债务对1美元净资产的标准杠杆法则，将这个比率提到了2∶1之高。
他也判断了如果英镑没有被挤出“蛇形浮动体系”的话将会发生些什么—结论是不会发生太多事情。英镑升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计算出，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被迫平仓的损失也不会超过4%。索罗斯从来就不会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索罗斯的那些在众人眼中最具投机性的赌博，在他本人看来却像“瓮中捉鳖”一样，是没有多少风险的赌博。
巴菲特和索罗斯都赞同梅·韦斯特（Mae West）的一句话：“好东西太多是件绝妙的事情。”他们所持有的头寸的规模仅受限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多少。
什么时候卖
索罗斯会在他的假设变成现实时清仓获利。他的英镑假设是与事件相关的，因此在英镑被逐出ERM的那一刻，卖出时机就到来了。
货币趋势的开始和结束并不总是如此清晰可辨的。
在1985年，索罗斯猛烈做空美元。自里根当选总统以来，美元的升值趋势一直不可动摇。进口品如潮水般涌入美国，而美国的出口额却在下降，美国工业家们拼命敲着白宫的大门，希望政府让美元贬值。
在1985年9月22日那个周末，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财长在纽约广场酒店进行了会谈，达成了驱使美元贬值的协议。索罗斯听到了风声，周六夜间，他在纽约增加了他在东京市场的日元和马克多头头寸。那个时候，东京已经是周一早晨了。
当索罗斯次日一早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已经在一夜之间赚了4 000万美元。他手下的一些交易者已经开始往银行里存这些利润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后来说：
据说，乔治冲出门外，命令其他交易者停止抛售日元……政府刚刚告诉他美元将在下一年贬值，所以说，他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多买一点日元呢？
大多数交易者都把美元的贬值看成一次性事件，但索罗斯却认为这只是一种趋势的开端。全世界最强大的几个中央银行全都“站在你这边”，你怎么会错呢？
美元的贬值最终停止了。索罗斯一直等到美元的疲势结束时才清仓，从美元的贬值中获利亿美元。
“你支付的是价格，你得到的是价值”
沃伦·巴菲特的招牌式投资策略是买下整个企业（如喜诗糖果），或重金买下企业的大量股份（如可口可乐）。
对巴菲特来说，部分和完全拥有一家企业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他关注的永远是同一件事情—企业的质量。
他的投资方法的核心是判断一家企业的价值。为了判断企业价值，他设定了一套明确的标准。
第一条标准是：“我了解这家企业吗？”
如果巴菲特不了解一家企业，他就无从衡量它的质量或它的未来，也就无从判断它的价值。
对巴菲特来说，一家企业的价值就是它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因此，他希望判断出一家企业在未来10~20年内的收益。而如果你不了解这家企业，你就做不到这一点。
别人经常批评他回避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在网络繁荣期中，技术信徒们兴高采烈地对每一个愿意听的人说：“他已经江郎才尽了。”但正像巴菲特所写：
你不可能对一家必须时刻需要技术创新的公司的长期价值做出可信的评估。30年前，我们能预见到电视制造业或计算机行业会发生哪些事情吗？当然不能。（那些满怀激情地进入这些行业的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大多也不能。）既然如此，我和查理现在为什么要相信我们能预见到其他快速成长行业的未来呢？我们会坚持做简单的事情。当一个人坐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去寻找埋在干草堆中的一根针呢？
在整个技术繁荣期中，巴菲特一直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自己的系统。在他撰写的伯克希尔公司2001年年报中，他这样对股东们评价公司近期的一些收购行动：“我们已经通过进入像砖头、地毯、绝缘材料和油漆这样的前沿行业迎来了21世纪。请不要太激动。”
聚焦于“我了解的企业”也决定了巴菲特的“能力范围”。而只要他留在这个范围内，他的投资风险就是微不足道的。
巴菲特的投资对象中，可口可乐是最易了解的企业之一。1988年，巴菲特以每股美元的均价买入了亿股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既然连他自己都说可口可乐的业务性质自它于1886年成立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在此之前他为什么不买它呢？
原因之一是：过去的可口可乐不符合巴菲特的其他标准。
第二条标准是：管理层有没有合理地分配资本？
在20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在首席执行官保罗·奥斯汀（J. Paul Austin）的领导下积累了大量现金—超过3亿美元。奥斯汀实际上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些钱，他开始玩无节制的收购游戏，购买了各种各样不相关的企业，包括内陆养虾场，私人品牌咖啡和生产塑料吸管、湿纸巾和地毯清洗剂的工厂。公司的年资本收益率仅为可怜的1%。
在巴菲特看来，一名首席执行官最重要的任务是合理地分配资本：确保企业为它的拥有者（股东）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如果一家合理运营的企业不能将盈余的现金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它就会通过提高红利率或回购股票把这些钱还给股东们。可口可乐却没有这么做，它将资金浪费在了利润前景不确定的企业中。
第三条标准是：如果管理层不变，我愿意购买这家企业吗？
一家企业的未来主要依赖于它的管理质量。拙劣的管理有可能坑苦一家好企业，就像奥斯汀坑苦可口可乐一样。
1981年，罗伯特·郭思达（Robert Goizueta）从奥斯汀手中接过了帅印。由于他的第一波行动之一就是买下了一家电影公司，看起来可口可乐的变化不会太大。
但当郭思达钻研了公司的深层问题后，他发现就连可乐生意也经营得非常糟糕。“在许多国家，公司的仓库里存着一年也用不完的货物—瓶盖、配料和其他东西。”单是这一点就让可口可乐公司每天损失2 200万美元。他开始意识到，可口可乐是一个金矿。他卖掉了电影公司、养虾场和其他所有“不值钱的企业”（他的说法），把重心重新放在了可乐上。
郭思达完善了管理和存货系统，全面修正了可乐的营销策略，大大改善了公司与装瓶商的关系，并推出了一种轰动一时的新产品—减肥可乐。
重新聚焦于软饮料的可口可乐拥有了一支巴菲特乐于与之共事的管理队伍。
第四条标准是：这家企业有理想的经济特征吗？这些特征可维持吗？
巴菲特会区分两种类型的行业：一种是有某种特殊优势的行业，另一种是没有特殊优势的平凡行业。
农业就是典型的平凡行业。农民对其产品的价格绝对没有影响力。航空、钢铁和个人电脑制造业同样是定价权力很小的行业。这些行业都有很不理想的经济特征。就像巴菲特所说：“在一个出售平凡产品的行业中，你不可能比最愚蠢的竞争者聪明太多。”
巴菲特只对其他类型的行业感兴趣，也就是那些拥有某种能将竞争者隔绝在外的“护城河”的行业。比如有效垄断了华盛顿地区报纸市场的《华盛顿邮报》，在信用卡市场上独占鳌头的美国运通，或者品牌享誉全球的可口可乐。那种把自己的护城河越挖越深、越挖越宽，而且往里塞了无数的食人鱼、鳄鱼和*龙的企业就是巴菲特最喜欢的企业。
可口可乐的品牌力量被“新可口可乐”的惨败证实了。
受“百事挑战”（一个系列广告，广告中的蒙眼品尝表明，就连可口可乐的用户也更喜欢百事）的刺激，可口可乐修改了它的秘方，推出了“新可口可乐”。
但品牌忠诚度展现了令人震惊的威力，市场拒绝接受“新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意识到它低估了自己的品牌力量，“新可口可乐”很快就从超市货架上被撤走了。可见，可口可乐拥有无可匹敌的行业优势。正如巴菲特后来所说：
如果你给我1 000亿美元，让我夺走可口可乐在世界软饮料行业的领导地位，我会把钱还给你，告诉你这办不到。
郭思达的做法给巴菲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领导下，可口可乐瘦身为一家目标明确的企业，只以溢价出售生产成本几乎为零的饮料。他甚至重组了可口可乐，将所有的资本密集型分销业务（和相关债务）都推给了独立装瓶公司。但每一瓶售出可乐的利润仍然大多归可口可乐。
在郭思达接管可口可乐时，公司的可乐销售利润差不多一半来自美国市场，一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到1987年，不光海外销售额和利润率已经上升，公司的总收入也有3/4之多来自海外。
在美国，可口可乐的销售额增速并不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多少。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在人均每年购买25~100瓶可乐的地方（美国是250瓶左右），情况就不一样了。巴菲特看到，海外市场有极大的增长空间，可口可乐的理想经济特征是可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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