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
为何内斗不止、无法团结？（明末篇）
》，整整两年过去了，一直有朋友要我再聊一聊，于是今天打算聊一聊明朝初期的一场著名战败。
但我要先从明朝的南北分治谈起。众所周知，明朝一开始建都南京，后来迁都到了北京，但南北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弥合。从唐末开始，南方和北方就实质性地长期分属于不同政权，更重要的是，
里坊制瓦解后的南北，分别走上了不同社会基层路径，南方开始宗族化，而北方开始集权化。
而我们知道，区分族群的核心要素不是基因，是文化，文化是由社会基础组织结构产生的，因此当历史走到元末的时候，南北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了。
无论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是否存在，宗教力量极强的元廷对南方人与对北方人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从忽必烈修运河到拿下南宋，南方地主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被统战的，而蒙古帝国最大的困境就是蒙古人太少，这件事导致蒙古族群到任何一个地方进行统治都不得不在地化，从萨满教到藏传佛教的萨迦派，以及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在南方也不例外。
因此与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样，元王朝对南方的徭役很薄弱，土地也侵占得不多，蒙古贵族的庄田往往集中在北方。于是我们会看到，南方原生地主在地方上其实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始终被保持着。
这也能解释缘何明朝建立后，南方地主里很多人反而更怀念元朝：朱元璋的明帝国建立在南方，高度依赖于南方地主的赋税，所以对南方地主毫不留情，从空印案到胡惟庸案，连片的南方地主被清算，其中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
这也能解释为何南方地主都很拥戴朱允炆，建文朝的大量官员都是南方地主，这一点从年号的变化中也能看到，不再洪武，开始建文。于是建文朝认为田赋不均是大问题，不让苏松人进户部也是，于是建文一并废除，并大量任用了南方人，比如齐泰（江苏溧水人）、黄子澄（江西分宜人）、方孝孺（浙江宁海人）、卓敬（浙江瑞安人，户部侍郎）、陈迪（安徽宣城人，礼部尚书）。
但很显然，从军管社会的洪武朝，到文治社会的建文朝，建文并没有照顾到淮西军勋的利益，他手上没有足够的淮西武将地主，因此迅速败亡。
那么朱棣呢？
朱棣其实是忽必烈与朱元璋共同的「儿子」。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表述，一方面他有足够强悍的北方军事地主，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北方地主、宁王朱权与蒙古人建立了联系。其中张玉就最为明显，张玉早年曾出仕元朝，官至枢密院知院，元亡后随元顺帝逃亡漠北，在洪武十八年才归附明朝。
这就是为什么朱棣必须要迁都，他的根基不在南方，他的基本盘完全在北方，换言之，
靖难之变看起来是王朝内部的一次权力争夺，实则是南北经过几百年的各自发展后又快速统一，最终无法消纳各自溢出力量的一场释放。
是一场改朝换代。
所以朱棣迁都后大力扶持了北方地主，包括从从元朝归顺过来的张玉，包括蒙古族军官火真、吴成、薛贵，也包括淮西军勋中跟着朱棣去北方的，也包括朱棣在北方的新贵族与掌握皇庄的太监。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明清帝国接下来几百年的主题：
南北矛盾。
当南北的斗争从军事变成政治时，其实已经下降了烈度了，这也是明代党争的根源。
比如大家津津乐道的明代阉党。但实际上到了明代，所谓宦官专政完全不能和汉唐比较，一方面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可以担任外廷的官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再具有任何可以取代政权的机会。
那么当时的宦官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首先，宦官们主要是北方人，但因为他们没有子嗣，所以他们更多倾向于侵占土地后快速折现，而不是长期经营土地供养子孙。第二，在他们快速折现的过程中，他们会更加依托于权力，因为只有附庸权力才能绕开大量程序，这就必然导致了他们会倾向于北方政权。
于是一个很简单的推论就出来了，因为北方大量土地在皇族、宦官手中，那么大量的赋税都交给了南方。
所以
所谓的阉党和士大夫的斗争，本质上是北方宦官地主在田地快速折现的诉求与南方士人地主在田地赋税较高上的反抗之间的斗争。
聊到这里，我们才终于要开始进入主题。
因为如果这个大主题大背景不讨论清楚，那么我们看明朝很多事件都会只聚焦于上层的博弈（这在近代史当代史研究中同样如此，我之前说过数次）。
现在让我们来到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年。
朱祁镇是明朝第一个出生在北方的皇帝，他身边的所有力量都来自北方
，这一点很重要。
他母亲孝恭章皇后孙氏是山东邹平人，而孙太后的父亲孙忠则在山西介休县担任主簿，建立了大量地方关系，而后改任河南永城县主簿，又带着永城县的百姓前往天寿山给朱棣修陵，后来升任鸿胪寺序班。当然，也有说法朱祁镇是被抱养的，但无论如何他社会学意义上的母亲都是孙太后。
从这个履历我们能看出来，他外公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的华北系统地头蛇，而且直接参与了国家最核心的建设之一，无论是掌握的秘密还是参与的油水，都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而朱祁镇的祖母诚孝昭皇后张氏，也就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明宣宗朱瞻基的母亲，她自己就是河南永城人，她父亲兵马副指挥张麒更是直接参与过靖难之役的。
此外，朱祁镇的皇后钱氏，虽然祖籍南直隶，但她的曾祖父钱整就已经是朱棣做燕王时的老部下任燕山护卫副千户了，祖父钱通官至金吾右卫指挥使，父亲钱贵继承了祖传的武职，多次随朱棣、朱瞻基北征，凭借战功升至都指挥佥事。直到女儿被选为皇后，钱贵才被提拔为中府都督同知。
由此可知，朱祁镇的母系和后系是完全的北方地方实力派，虽然在官职上不够显赫，但接连祖孙三代选的都是北方人或靖难燕山人，那所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就很清晰了。
这一点绝对不能忽略，因为离开了这一点，你没法理解为什么会选王振来朱祁镇身边。很多人都说王振惑主，但几乎没有人思考过，到底是谁选择的王振？
我们先看一看朱祁镇他爹驾崩前（宣德十年）的六部格局。
一、吏部尚书蹇义，而后蹇义当年病重，郭琎接任。蹇义是朱元璋时期的元老，朱允炆时期就是吏部右侍郎了，等朱棣攻入应天府（今南京），担任了吏部尚书，从此担任了长达三十三年的吏部尚书。我们知道，吏部是管理官员考核和升迁的，蹇义作为吏部尚书能坐这么久，这本身就意味着他有海量的门生故吏，但这样一个人，却没有被选为大学士（当时朱棣为了制衡六部，开设内阁，大学士由此成为决策/咨询机构），可以想见当时在朝堂上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对他所把持的官僚系统依旧是颇为忌惮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接任的郭琎是北平（明初迁都前称呼）人，然而好景不长，在正统朝他很快就被弹劾走，然后南方人王直来接任，直到夺门事变后朱祁镇才又一次任命王翱（北直隶，今河北沧州人）来当吏部尚书。
二、户部尚书自几年前郭资病逝后，一直没有新的任命。郭资是武安人，担任过北平左布政使，一直负责朱棣的军需粮饷，因此朱棣即位后，他在夏元吉手底下干了很多年，夏原吉是建文朝的大臣，等夏原吉卸任之后，朱棣立马任命了郭资。郭资病逝后，朱瞻基一直没有任命户部尚书，由此可知帝国的财政即便暂时不交给别人打理，皇帝也不会想轻易交给外人，直到朱祁镇即位，一个大兴县的刘中敷才来接任。
刘中敷在正统朝被弹劾后，很快朱祁镇任命了山东人王佐，王佐一直在河南镇守，之后督理甘肃军饷，直到土木堡之变后他被杀死。土木堡之变后，朝堂发生了剧变，发生在户部的特点就是终于任命了一个南方人，淮安人金濂，长期在湖广、江西、浙江任职。等金濂在景泰朝病逝，接任的是长期担任南京户部尚书的张凤。由此可见，土木堡之变后，户部的权限被南方地主长期把持。
三、礼部尚书是著名的胡濙，胡濙是多朝元老，一直传闻他专门替朱棣打探朱允炆的下落，由此担任礼部尚书三十二年。
四、兵部尚书王骥，北直隶人，历任山西兵科给事中、山西按察司副使、兵部右侍郎，是实打实的北方军勋利益的代表，履历非常直白，因此在北京保卫战后，景泰皇帝即位，立刻打发他去了南京总督机务，实际上就是把他放在南京囚禁起来，直到夺门事变后他又拥立了朱祁镇。至于王骥之后的兵部尚书，是应天府尹邝埜（死在土木堡之变中），再往后就是著名的于谦了。关于于谦我们接下来再谈。
五、刑部尚书过去一直是金纯担任，金纯是凤阳人，在南方步入仕途，由蹇义推荐给朱棣，长期在刑部工作，后来出事被允许内退，但刑部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主官，直到朱瞻基驾崩那一年，魏源接任。魏源虽然是江西人，但长期在北方工作，处理宣府大同边疆事务治理有功。
六、工部尚书最关键的节点是永乐早期。朱棣为了迁都，大力提拔亲信在北平修紫禁城，因此当时的工部尚书是最重要的人选之一，朱棣就任命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郭资，等迁都后，郭资立马去了户部，而工部则长期在李友直、吴中这些北方人手中。此时的皇帝还没大修宫殿，因此工部地位不够彰显，等到了嘉靖朝才会发现工部尚书变化的剧烈程度。
我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叙述六部格局，是因为在宣德朝晚期，虽然大学士内阁的地位有所上升，但毕竟没有完全地像嘉靖以后那样，所以六部官员无论是在决策还是执行上，都有着极大的话语权。此外我们发现，
虽然朱瞻基时期的南北官员是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中，但在他生命中最后一年里，还是有意识地任命了大量北方人。
我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他一定在为未来的格局做铺垫。
那么回到上面的问题，几乎可以做出一个猜想：
王振，蔚州（在今天河北和大同的交界处）人，大概率是朱瞻基主动给朱祁镇选的。
有了这么一个大前提，我们再来看朱祁镇登基时的辅政大臣就会有更深的感受了：英国公张辅（张玉的儿子）、胡濙、杨士奇（大学士，江西人）、杨荣（大学士，福建人）、杨溥（大学士，湖北人）。
细节，细节很重要。很多人往往只关注三杨和王振，却没有思考过在当时的格局下，天平早就微微倾斜了。
另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朱祁镇亲政当天，就宣布了北京为国都。
《明史》记载：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宁二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
《明实录》记载：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朔，改给两京文武衙门印，先是北京诸衙门皆冠以行在字，至是，以宫殿成，始去之，而于南京诸衙门增南京二字，遂悉改其印。
这是极其关键的一个信号。虽然朱棣迁都了北京，但定都问题始终没有确定。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即位后就打算迁回南京，因此他直接说南京是皇城，北京只是一个行宫。其实，朱高炽的基本盘也是南方文人地主，解缙就是典型例子，而他那造反的弟弟朱高煦的基本盘才是北方军事地主。
等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登基后，父命不可违，但朱瞻基作为平衡高手，他选择了搁置争议，徐徐图之，因此北京变成了行在，但一切行政办公都在北京。
这是一段非常隐秘且微妙的岁月。说隐秘是因为，这件事一旦被揭开，朝堂上的平衡就立刻会被打破。
那么有人揭开吗？
有。
谁？
朱祁镇。
说到这里，正文才刚刚开始。但说到这里，本文的核心叙事也已经和盘托出了。我并无意科普土木堡事变、北京保卫战和夺门之变的整个细节，那得写好几篇，但相信有了这样一个结构化结论的朋友，一定能猜到我接下来想说什么。
先说为什么要平衡。
答案很简单，从永乐十八年迁都，到正统十五年朱祁镇亲征，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而且在这三十年里，大家一门心思经营北京的时间（即确定帝都在北京）也只有正统六年到十五年的十年时间。换言之，留给北方官员或者说基本盘在北方的官员的时间太少了，
大量基层选拔的官员还没能完整爬上来，官僚体系的选拔任命是有时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官僚系统的重心还没有变化
，整体上还是更倾向于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