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如图一所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样的句子，已经被尊为“国学经典”，供儿童诵读了。
图一：近日流传颇广的“国学经典诵读”内文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几句话，出自《增广贤文》。
具体到图一，则出自北京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儿童国学经典诵读：增广贤文》一书（见图二）。
图二：北京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增广贤文》
在当当网上以“增广贤文 国学”为关键词搜索，可以获取“1623件商品”，足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增广贤文》确确实实已经获得了“国学经典”的待遇。
不过，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正襟危坐的“儒家经典” 不同，作为一本蒙学读物，《增广贤文》的风格非常油腻。
油腻到什么样的程度？且看书中收录的这些“人生格言”：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
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
红粉佳人休使老，风流浪子莫教贫。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
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
力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无钱莫入众，遭难莫寻亲。
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
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
财可养生须注意，事不关己不劳心。
不光是油腻，很多“贤文”还特别地丧：
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穷人没女朋友）
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世上没好人）
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偏。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世上没公平）
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大叔的人生已经完了）
年青莫道春光好，只怕秋来有冷时。（年轻人以后也会倒霉的）
人贫不语，水平不流。（人穷就要少说话）
当然，
书中也有“正能量”
，比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但油腻与丧，仍是这本书的基本底色。
这本油腻且丧的蒙学著作，具体的成书年代及编纂者，已不可考。大致可知的是：该书出自底层文人之手，书名在明代已见于记载，清人多有增补，极为流行。书中的“人生格言”，与唐宋之际流行的《太公家教》，存在相当多的重合。
（胡同庆，《〈太公家教〉与〈增广贤文〉之比较》，《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这种重合，意味着《增广贤文》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有着极为悠远的传承。
这种传承，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
或谓之“国学”
）在“四书五经”这条主线之外，还另有一条支线。
这两条线是彼此矛盾、互相排斥的。如秦晖所言：
“‘经典’上讲读书做官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蒙学作品《神童诗》的大实话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经典’上讲性善论，而蒙学作品《增广贤文》的大实话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人情似纸张张薄’、‘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
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
）
经典充满了正能量，旨在教人去追求理想人格与理想政治；蒙学教材里的
油腻乃至丧，
却在教人要懂得与现实妥协。
至于何者盛、何者衰，就端看“时代的土壤”如何了。
比如，儒学经典在西汉中后期影响力扩张，故当宣帝欲为武帝唱颂歌时，名儒夏侯胜曾站出来，指责武帝执政期间，虽对外有战功，但对内耗尽民力，蝗虫千里人相食，百姓死亡过半，是没有资格立庙的。名儒盖宽饶也曾警告宣帝，当下“圣道陵迟”，违逆天命之人，是不能长期强占帝位的。尽管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夏侯胜入狱，盖宽饶自杀——但经典教育繁盛，深受经典影响的知识分子，尚未丧失希望，仍致力于将现实政治框入经典所描述的范畴，这一点毕竟是事实。
到了《增广贤文》大规模流行的清代，“时代的土壤”已经变了。
郑振铎曾言：
“
到了清代，蒙童读的史学书几乎一部也没有
，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几成为罕见的东西。亡人国的，必须灭其历史，这手段是很毒辣可怕的。”
（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36））
清代文网严密，言说者人人自危、文化人无不主动自我审查
——作者自我删窜内容、出版者与刻工不敢在书籍上留下名姓、图书常被挖去内文、图书出版后又主动收回销毁、民间存在焚书暗流……诸如此类，相当普遍。王汎森将这种“自觉阉割”称作“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
对于清人所处的这种“时代土壤”，王汎森有这样一段总结：
“
文字狱是一顶人人提在手上的帽子，遇到不满意的人便把帽子往他头上一戴。
乾隆虽然一再说诬告者要反坐，但实际上反坐的例子几乎没有
，只要一告，常常见到的处罚是：发配伊犁效力、斩监候或斩立决，有的甚至要凌迟，而且相关人等常因连坐而家破人亡。这个忌讳文化是无边无际的，小至百姓大至官员都可以玩弄这个武器。”
“
在乾隆朝，最常见的受害者是下层的识字人。
在社会各地游走的识字人，算命的术士或走方的医生，受祸的频率较高，他们经常游走各地，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比较容易在语言文词中惹下麻烦，尤其术士常常预言自己或他人的命格，如果预言过当，往往是一个很大的忌讳。有意思的是，他们被查出问题的时刻,往往是离开家乡，在经往某处的途中被拦寻查出，或是投宿旅店时被查出，
可见人们对本地社会以外的游离人物有较高的警戒和敌意。
此外，替人家写状子的人，地方上的监生、生员，或是被黜革的生员，或是进学不成的童生，也是常见的受害者。另外，还有一些略解文墨的疯子。”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P374~375）
这大约正是《增广贤文》里一再教导幼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核心原因。
